。”
适中……
他默念两遍，舌尖微苦。
适中，是守成之策，非进取之器。
可若天下已乱至斯，乱世之器，究竟是削尖了头往前撞的矛，还是沉得住气、耐得下性、熬得过夜的砧板？
帐中一时无声。炭火燃得更旺了些，暖意渐浓，却驱不散司马懿心底那一层薄霜。
这时，诸葛亮忽然放下空碗，起身离席，步履沉稳走到舆图前。他伸手抹去图上“颍川”二字旁一处模糊墨迹，露出底下原本标注的“昆阳—犨县—定陵”一线，又从怀中取出一枚黄铜小印，在“犨县”位置用力一按——印痕清晰，赫然是个“屯”字。
“主公，”他声音低沉，却异常笃定，“犨县有仓廪遗存，虽经兵燹，尚存粟米万余石，另查得井渠七处，皆可疏通引水。若以车兴绍所部为表，廖化所部为里，以此地为枢，先立屯田，再筑坞堡，不出三月，可养精兵五千，足支两年军需。且犨县居颍川腹心，东扼汝南，西控昆阳，北望许县，南连新野——此处若稳，则颍川定；颍川若定，则许县孤；许县若孤，则曹氏气数，尽在此冬春之间。”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帐中诸人，最后落在司马懿脸上，竟微微颔首，似是致意。
司马懿心头一凛。
这不是寻常同僚之间的礼节。这是一种承认——承认对方已踏入同一片棋枰，承认彼此皆非局外之人。
而更令他脊背微凉的是，诸葛亮眼中毫无倨傲，亦无试探，只有一种近乎冷酷的清醒：他知道自己的每一步，都已被对方推演过；他知道对方的每一个眼神，都藏着未出口的权衡；他们之间，不需要言语交锋，只需一次对视，便已完成了千言万语的博弈。
这才是真正令人窒息的对手。
不是刀剑相向的敌人，而是站在同一阵线，却各自怀抱不同经纬的同行者。
帐外忽有雪粒扑打帘布，簌簌作响。
司马懿抬眼望去，只见帐顶悬着的铜铃被风拂动，发出极轻微的叮咚声，如同滴水穿石，不急，却恒久。
他忽然明白，自己此前所有思虑，皆落于“争”之一字：争功，争位，争先机，争话语。
可真正的棋局，从来不在谁先落子，而在谁后收网。
车兴绍是网之锋刃，锐不可当；诸葛亮是网之经纬，密而不露；而斐潜，才是执网之人——他甚至不必时时紧盯，只消知道网在何处，松紧如何，便已足够。
至于自己……是网眼之间游弋的鱼？还是持网者指间，那一根尚未绷紧的丝线？
司马懿缓缓吸了一口气，寒气入肺，竟觉一阵清明。
他不再去想荆襄的荒田、流民、税簿、匪患；也不再去想许县的宫阙、天子、诏书、玉玺。他只想到了一件事：
若自己真被派往荆襄，第一件事该做什么？
不是查户籍，不是核钱粮，不是整吏治。
而是寻一处荒废祠堂，清扫一隅，设案焚香，供奉一尊无名神主牌位——牌位不刻字，只写一行小楷：“敬奉此土先贤，佑我百姓，免遭兵燹。”
然后，召集本地耆老、乡绅、塾师、医者、铁匠、织妇，不分贵贱，不论新旧，坐于祠堂之内，不谈政令，不议军情，只问一事：
“你们，最怕什么？”
怕官吏索贿？怕豪强欺压？怕盗匪劫掠？怕瘟疫横行？怕青壮尽征，田畴荒芜？怕幼子失学，老人饿殍？
问清楚了，再一条条记下，不加删改，不加评判，只写“民之所惧，即政之所戒”。
然后再问第二句：
“你们，最盼什么？”
盼官府减赋？盼商路畅通？盼水利修复？盼匪患肃清？盼学子有书可读？盼鳏寡有所依？
问完了，再记下：“民之所盼，即政之所向。”
最后，再将这两份名录，誊抄三份：一份贴于州衙门首，一份送至骠骑中军大帐，一份，亲自送往襄阳，交予向斐潜。
不是邀功，不是表忠，只是让所有人看见——治理一地，从来不是自上而下的恩赐，而是自下而上的托付。
唯有如此，荆襄才不会成为自己仕途上的流放地，而会变成一块试金石，一面照妖镜，一座蓄势待发的熔炉。
雪势渐大，风声渐紧，帐内炭火却愈发炽烈。
司马懿垂手而立，身影在跳动的光影中显得格外沉静。他不再去想“是否该主动请缨”，也不再计较“是否被刻意冷落”。他只是忽然意识到，自己一直追逐的，并非某个具体的位置，而是某种确认——确认自己是否真配得上那个位置，确认自己是否真能担得起那万钧之重。
而答案，不在许县的宫墙之内，不在颍川的烽烟之中，就在荆襄那一片等待开垦的冻土之上，在那一双双布满老茧、却依旧不肯松开锄头的手掌之中。
帐内，斐潜忽然抬手，指向舆图上荆襄与南阳交界处一处标记模糊的山谷，声音平静如常：“此处，名曰‘回龙峪’，山势环抱，溪流交汇，谷中有平地千顷，土厚水甘，昔为楚王猎苑。今荒废已久，然地形隐蔽，易守难攻。仲达若赴荆襄，可先遣精干吏员，携农具种子，率流民百户，先行开垦，筑寨自保。寨成之日，即为荆襄新政之始。”
司马懿心头一震，随即躬身，朗声应道：“诺！懿必亲往，不敢怠慢！”
声音清越，不卑不亢，不骄不躁，仿佛方才那片刻的挣扎与迟疑，从未存在过。
帐外雪光映入，照得他眉宇间一片清朗。
他知道，这一声“诺”，不是屈服，而是转身。
不是退让，而是扎根。
当所有人都奔向即将倾塌的殿宇时，唯有俯身拾起一捧泥土，才能听见大地深处，那一声沉睡已久的、缓慢而坚定的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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