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在县一级的统治权力也近乎放弃给那些士绅了，因为胥吏和书吏盘踞地方是不假，但也是朝廷用来牵制地方士绅的力量，正是因为这些人在本地知根知底，所以才能借助朝廷的权威对抗士绅，从而震慑乡里。

    反过来，朝廷派到地方上的流官，虽然需要地方士绅的配合才能治理地方，但是假如士绅不配合的话，流官也能借助这些胥吏、书吏的力量惩治士绅，从而维系住朝廷的威严。

    但是现在么，这警察局、团练局都成士绅的下属了，朝廷委派的官员还能管理什么呢？他们手中无兵无勇无钱，又对地方不了解，要是和地方士绅起了矛盾，立刻就变成了孤家寡人，成为了只能在县衙内做主的老爷，县衙以外那是士绅的天下。

    但是新学这么一办，士绅内部也就出现了问题。何谓士绅？读书人都可以叫士，家里有人当官或当官后退休在家养老的才叫绅。

    士和绅之间的利益既一致又有区别，因为士希望成为绅，但又反对绅堵死自己的上进之路，而绅虽然有权有势，却也不能过于压迫士，毕竟士是绅的后备力量，因此士的数量必然是大于绅的，一旦引发众怒，朝廷必然偏向士。

    但是现在这个状况，今后显然只有读新学的人才能叫士，那些留在乡间无力前往城中读书的只能叫知识分子。

    士之所以能够同绅抗衡，一是因为自己是未来官员，二则是不离乡土，前者可以让士直接同县官对话，后者则能让其成为乡里的代言人。

    但是现在么，士不仅远离了乡土，连自己的前途都掌握在了那些充当校董的绅士手中，若是激怒了绅士他们的学业就不得不中断，因此所谓的士已经不复存在，有的只有埋头学问里的学生了。这些学生虽然不是没有热情之辈，但是他们远离了乡村，根本不知乡里之疾苦，又怎么能够为乡里发言？

    这样一来，绅士上无朝廷之威慑，下无士人之牵制，绅权必然大涨，绅权大涨导致的结果就是出现权绅。什么是权绅？当日曾国藩大办团练，替朝廷镇压农民起义，在地方上生杀予夺，俨然就是一个土皇帝，湖南人都叫他曾剃头，根本没人能制约他，这种就叫权绅。

    权绅必然是反动的，因为他掌握的暴力是为了维护其土地财产而不是为了维护地方民众利益，在这样的理念下，权绅必然会打击乡间的进步势力，压制地方上对其批评的舆论，最终形成一个依赖于私人武装统治乡里的反动势力。

    这就意味着，在城市里我们的主要对手是朝廷，但是在乡村、县城，我们的主要对手就从朝廷转为了劣绅。假如我们现在任由这些劣绅去控制地方的治安、经济和教育，那么我们在乡间就会失去民众的支持，因为民众是没法追随一个无法保护他们的组织的。这也是满清必然失败的原因…”

    各位委员听着田均一的话都纷纷点头，章太炎更是拍手称赞道：“确实是这个道理，若是乡村中不能出读书人，那么劣绅横行乡里还有什么可忌惮的，朝廷把乡村给抛弃了，我们可不能就这么抛弃它。”

    其他委员们也说，劳工党应当协助建立乡村小学，然后把乡村掌握在手中，而且他们也有这样的条件，生产-销售合作社作为一个大型的生产、商业组织，不仅可以调动起地方的人力，也能调动起大量的资源，在合作社的名义下建立乡村小学，并不是很困难的问题。

    田均一听完了各位委员们的发言后，方才接着说道：“同志们的意见我认为是正确的，既然朝廷自己丢掉了对于乡村的控制力，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接收过来。如何接收？无非就是通过对于地方经济权力、治安权力和教育权力的争夺，从而实现党对于乡村的领导。

    地方经济权力，其实就是对于土地的控制，对于农业产出的控制。但归根结底，还是组织生产，把尽可能多的劳动力从单干户转变为社会化大生产的劳动者。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转变？因为只有社会化大生产的劳动者才会去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单干户只会关心老婆、孩子和家里的几亩地，他们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因此既不希望得到外人的帮助，也不希望帮助外人，我们不能指望这些小农站出来保卫国家和劳工阶级的利益，除非洋人已经打到了他们的家门口。”

    只有当他们成为整个社会化大生产的一分子，这个时候国家的利益、劳工阶级的利益才会和他们自身的利益重合在一起，国家和劳工阶级的利益受到损失，他们的个人利益也就受到了损失，这个时候他们才会断然起来捍卫国家和阶级的利益，而不是冷眼旁观。

    如果让小农变成社会化大生产的一分子，我们就要进一步发展生产-供销合作制度。当前的农村中，小农户在劳动力、农业生产工具、牲畜、肥料、土地规模上都处于劣势，他们的生产经营过去是勉强满足温饱，现在则是依赖举债维持，只要有一点天灾人祸，这些小农户就会陷入破产的境地。

    为什么我们的生产-供销合作社会受到农户的欢迎，而遭到地主的反感？因为生产-供销合作社打断了地主借债给农民，农民永远也还不清债务的高利贷农业生产链。这一循环起于农民向地主借债渡过某个难关，最终则以农民失去所有土地和财产而告结束。

    过去，朝廷为了维持稳定，对于乡间的高利贷还有所压制，但是在列强打开国门之后，朝廷对于乡绅的约束力越来越低，苛捐杂税越来越多，农民陷入高利贷陷阱的数量自然也越来越多。假如用西方人的话来说，西方资本主义的输入，导致了中国小农经济的破产，从而让土地大量的向地主手中集中了。

    这其中最为关键的是什么问题？就是因为西方资本主义下的农业生产效率更高，比如过去乡村中的妇女以纺纱、织布为业，但是现在乡村中的土纱土布除了自用之外，几乎失去了销路，因为洋纱洋布更便宜，江南一带的乡村直接购买洋纱织布，还能维持一部分土布市场外，内地乡村的手工业几乎都破产了，因为运费和厘金太高，内地乡村想要购买洋纱织布都是不合算的。

    男耕女织是小农经济的根本，当女子失去了纺织贴补家用的渠道，那么本就不堪重负的小农户就加快了破产的进程。所以，加入生产-销售合作社就成为了这些小农户拯救自己的希望。

    那么生产-销售合作社能否拯救小农户？要我说，肯定拯救不了，因为维持旧有的小农经济对于准备进入工业时代的中国是不可能的，一个工业中国需要充足而低成本的农业原料，也需要一个能够吸纳工业品的富庶农村，那么这就需要集中土地进行经营。

    当然，我们的集中土地不是如地主阶级那样，把所有的土地集中到自己手中，为自己谋取私利。我们要求集中土地，是为了能够更好的经营农业，使得同样土地上的产出能养活更多人。而地主集中土地后只会不断的抛荒，然后炒高粮食价格，从而换取更多的土地，最终除了地主阶级能快活的过日子外，其他人都要变成地主的奴隶。

    生产-销售合作社最大的作用，是为集体生产、集体土地所有制和国营农场、国有土地所有制铺平道路，对农民进行集体化生产经营的教育，让他们成为集体经济和公有经济的支持者。简单的说，就是要把他们从小农改造成农业工人。

    因此，生产-销售合作社当前的主要任务不是赢得利润，而是组织农村劳动力加入到社会化生产中来。比如，由我们提供给棉纱给各合作社，让合作社组织妇女进行生产，以布匹换取棉纱。我们去年在一些地方推广了这一做法，效果还是不错的。

    今年我认为应当进一步加强这一工作，把更多的农村妇女组织起来生产，特别是把手拉机、铁轮机以赊欠的方式销售给各生产合作社。重安，现在手拉机、铁轮机的销售价格是多少？成本又是多少？”

    谢缵泰不假思索的回道：“市场上的价格是，手拉机4两，铁轮机24两，合作社的销售价各减10%。不过，对于那些小农户来说，手拉机还是贵了，铁轮机更加难以问津，后者只能销售给合作社而不是个人，数量也还是不大。

    不过，铁轮机能纺织长40码，宽36寸，重15磅的标准布，一匹价值市价4两-4两2钱，每匹布大约可以赚0.3两，一名熟练工人一年可以纺织200匹以上。

    也就是说，只要能够提供足够的棉纱，而织出的布又能合乎标准，那么一年内就可以把机器钱赚回来了。而且铁轮机只要装上马达等配件之后就能变为电动织布机，也更适合于日后的升级。

    我的建议是，对于那些偏远地区，销售手拉机，只要小农户一年给出100匹土布就免去机器钱。对于那些交通位置较好的乡村和城郊，应当开展以布换机器的运动。这样也可以刺激铁轮机的生产，从而进一步降低铁轮机的造价…”

    第161章 劳工党的会议三

    田均一支持了谢缵泰的提议，并说道：“所谓工业化，按照林枫同志的说法，就是集中和计划，集中资源、集中土地、集中权力，然后制定计划去实施生产和分配，从而最大化的把资源和劳动交织在一起，这就是工业化。

    当前的生产-销售合作社，我们只能做到部分集中，为什么？因为土地不在我们手里，只要土地还在私人手中，那么我们就不能说自己已经完成了资源的集中。

    因此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在扩大农业合作社的同时，也应当推动合作社往集体所有制发展。只有在集体所有制下，每个合作社的社员才能真正获得保障，我们也才能对土地进行重新规划，做出更有效率的使用。

    除了引导农民自愿参加集体合作社外，另一个重点就是如何从地主手中获取土地，湖北土地30-40%在地主手里，这些地主所追求的不是发展土地经济，而是如何利用荒年吞并农民手中的土地。

    对于地主来说，荒年才是真正的丰收之年，丰年不过是寻常年景罢了，因为他们的利益来自于地租，丰年的粮食卖不起价钱，农民也不会向他们借高利贷，只有在荒年，粮食才会暴涨，而农民也会因为活不下去而向地主借高利贷。

    如果说，居乡地主还要顾忌一下乡里的名声，吃相没那么坏。那么那些完全脱离了乡间生活的地主，对于乡里的名声就没那么看重了。

    他们对于农民只会变本加厉的剥削，直到把他们手中最后一块土地给榨取出来，这无关道德，就是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他们要是不这么干，那么其他人把土地集中之后，小地主同样会被视为猎物。

    更何况，离开乡间之后，在城市里的生活没有一项是不需要开支的，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对于农民的仁慈是需要以自身生活水平下降为代价的，这当然很少人能做到。

    所以，假如我们不能解决土地的所有权问题，那么接下来想要扩张合作社就会遇到真正的麻烦，因为土地产权会导致合作社和地主之间发生冲突。在当前，我们还不掌握政权，不能以立法的形式把土地所有权明确下来，所以我们只能采取一些商业上的手段来集中土地。

    比如，引导这些离乡地主把土地更换为产业股票或投资办厂。整个湖北的粮食加工业，年加工能力不到年粮食总产量的5%，且大多加工能力还是相当落后的水磨和畜力磨坊，甚至连蒸汽磨坊都没有几处。以至于武汉最好的面粉都是国外生产的，这简直就是一个笑话，一个农业国居然要出口原粮来进口加工好的食品。

    当然，这个笑话一点都不好笑，要是我们继续无动于衷的话，那么中国的农业就会完全成为外国食品加工产业的附庸了。当然，这对于地主们的生活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因为他们不过是把粮食卖出去，然后买回了自己吃的高级食品，这对于他的生活又有什么影响呢？

    真正受到影响的是我们这个国家，我们的粮食在低价出口的同时，我们的国民却要忍受饥饿。英国人在印度就这么干过无数次，光是有据可查的大饥荒就至少有三次是因为英国人在灾年往外运粮食加重了后果，孟买平原上的累累白骨，我不希望出现在中国…”

    田均一在讲土地问题的时候，讲的特别的细致，因为这些委员中出身地主家庭的至少有近一半，包括他自己都是，下面的党员里出身地主的也有不少，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算是明白了，林信义为何一直向他强调党的纯洁性，必须要提高劳工党内工人党员的比例，因为只有工人党员才会毫无顾忌的支持土地改革和推进工业化。

    章太炎等委员也意识到了田均一的慎重，章太炎思考了一下后打断了田均一的话说道：“均一，我们都清楚土地改革的重要性，之前我们也学习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论，虽然现在我们还没能完全的翻译出这些著作，但是我们认为剥夺地主阶级的土地是正确的，否则中国就不能继续向前，建立一个属于民众的共和国。所以，你大可不必如此谨慎，有话直说便是了。”

    田均一看了看各位委员，大家都对着他微微点头致意，他这才接着说道：“那么我就说的简单一点吧。英国人是依赖于扩张海外殖民地，把多余的农业人口送去殖民地和城市，最终消灭了英国的小农经济，实现了地主向农场主的转变。这个经验除了像美国、巴西、阿根廷这样的地广人稀的国家外，其他国家基本没什么参考作用。

    接下来就是法国、德国和俄国的经验，这三个国家对于小农经济的消灭方式倒是对我们有些借鉴作用。法国人是利用了大革命时期对于封建贵族的大屠杀，剥夺了贵族地主对于土地的所有权，虽然有所反复，但还是最终确立了以自耕农为主的土地制度，之后便是拿破仑战争带来的军需生产打破了乡村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但还是残留了不少小农经济的残余。

    德国和俄国都是采取了赎买地主土地的方式，制造了一批自耕农，并将另一批无地农民送入了工厂，从而形成了工农业之间的循环，破除了本国的小农经济。不过俄国残留的封建制度更多一些，因此俄国的农业依旧控制在了地主而不是自耕农手中。德国也就比俄国好上一点，但是德国的地主们没法像俄国地主那样迫使农民为自己强制耕作，德国的地主庄园更接近农场制。

    从以上几个国家所实施的土地改革来看，资本主义的土地改革大致分为三类，一种是完全剥夺了自耕农以下的土地，实施了完全的地主土地所有制，然后再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农场生产，地主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农业资本家，这就是英国模式。英国人完全是占了殖民时代先行者的优势，除了英国之外没有第二个国家完成过这样的土地改革。

    其次是法国式的土地改革，应该来说法国人的土地改革是相当彻底的，毕竟在大革命中大部分贵族地主都被灭门了。这也使得之后法国封建势力复辟也只能承认法国自耕农的土地所有权，而自耕农的生活类似于小农经济的升级版本，除了为自己的需求而生产变为为市场需求而生产外，法国乡村几乎没什么大的变化，这也是对农民最友好的改革，因为它完全站在了农民的立场上，捍卫了农民的利益。

    其次就是德国和俄国的土地改革，这两个国家的土地改革其实是对英法的一种折中主义。从地主阶级手中剥夺一些土地，制造出一些自耕农阶层，然后再对乡村进行资本主义生产的改造…

    按照林枫同志的主张，不管是法国式的土地改革，还是俄国、德国式的土地改革都不能照搬过来。首先是法国式的土地改革，这样的土地改革方式虽然有利于农民，但是并不有利于劳工阶级。法国的自耕农生活条件好于城市无产阶级，但又缺乏继续向上的通道，因此法国自耕农为了保证自己后代的阶层不掉落，选择了节育，以确保地产集中。

    法国自耕农的这一选择对自己是有利的，他们保住了自己的土地不被后代继承而分割，但是对于法国却是有害的，法国的人口增长率是欧洲最低的，和它的邻国德国相比，年增长人口只相当于德国的五分之一。

    对于中国来说，人口才是最重要的资源，因为没有一个足够的人口基数，那么中国早就如奥斯曼帝国一样被列强所瓜分了。所以，法国模式不可取，那就是亡国之路。

    至于俄国和德国的道路，只要认真的研究一下就会发现，这种折中主义的土地改革其实并没有完成对于乡村的改造，并使之适应工业化生产。

    德国以牺牲本国工业扩张的速度来维护容克地主们的利益，而俄国地主则成了最大的买办阶层。俄国地主把俄国的农业和德国、英国的工业联系了起来，却抛弃了本国的农民和工业，现在的俄国地主既不代表农民的利益，也不代表俄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俄国迟早要爆发一场内战或革命。

    因此，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第1页/共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