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藤这才接着往下说道：“英国的国势既然已经过了顶峰，那么其维持全球霸主的需要必然超过对外扩张的需要。而英国维持全球霸主的根本，就在于维持全球的均势。欧洲均势、东亚均势，正是构筑亚欧大陆均势的基础。

    这一东一西两个区域均势，不管任一方被打破，都意味着英国全球霸主的地位开始摇摇欲坠。东亚均势正是和我国密切相关的地区关系，俄国出兵占据满洲，实质上已经成为了东亚均势的破坏者。我们必须要让英国意识到这一点。

    如何让英国意识到这一点，示之以弱就是最好的办法。我们应当出兵，但是不应当出太多兵，也不能有太好的装备，借此刺激俄国人的野心，也让英国不得不加大支持我国之力度…”

    第三十三章 上海一

    6月19日，清政府向列强驻京各使馆递交了《宣战照会》，要求各国使节在24小时内撤出北京前往天津，并明确指出了各国水师占据大沽炮台的行为是一种战争行为。

    但是对于已经占领了大沽炮台的各国联军来说，他们是不可能就此退出已经占据的天津，也不可能服从清政府的命令从北京撤离，他们现在等待的是联军进入北京后向清政府示威并逼迫清政府做出更多的赔偿。

    面对坚决不肯撤退的各国公使，和拒绝从天津退兵的联军，等待了三天无果的慈禧终于在6月21日发布了《谕内阁以外邦无礼横行当召集义民誓张挞伐》，这篇文章的中心意思很明确，就是号召军民起来和外国人决战。

    在清政府看来，列强侵占大沽炮台已经等于是向大清宣战，而在清政府递交了外交照会后各国拒不撤兵，那么交战事实已经成立，接下来自然就是双方交战了。因此这份上谕其实就是满清的总动员令。

    当然，按照后世的历史学家而言，清政府并没有向万国宣战，因为清政府并没有向各国直接递交宣战书。这个逻辑大概和抗日战争是从1941年12月9日中华民国政府对日宣战开始的，至于之前两国只是友好的在中国领土上进行了战斗行为。

    可以说，中国从来不缺少汉奸文人，只要能够献媚于权贵，他们是不惜把杀人犯、刽子手描绘成圣人，把卖国贼描绘成民族英雄的。

    不过早在北方形势紧张之前，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邮政大臣盛宣怀等就开始商议如何保存东南各行省的稳定，避免列强有借口入侵了。

    清政府把宣战诏书发往地方时，邮政大臣盛宣怀下令各地电信局将清廷召集义和团民及宣战诏书扣押，只给各地督抚观看，并且电告各地督抚，不要服从此命令。

    时任两广总督李鸿章接到诏书立马致电朝廷说：“此乱命也，粤不奉诏。”李鸿章的电报立刻获得了东南各省督抚的支持。

    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闽浙总督许应骙、山东巡抚袁世凯、浙江巡抚刘树棠、安徽巡抚王之春和广东巡抚德寿，这些东南大员开始形成了一个避战保土的利益集团，陕西巡抚端方、四川总督奎俊虽然没有加入这个集团，但也对这种避战保土的主张表示了同情。

    在上海有着重大利益的盛宣怀，在郑观应的建议下，指示上海道余联沅邀请各国驻上海领事举行会晤，议定了《东南保护约款》九条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十条，从24日盛宣怀正式提出到26日正式订约，前后仅三天。

    东南督抚的不服从和东南保护约款的签订，使得北京大为恐慌。6月29日，清廷再下谕旨《军机处寄出使俄国使臣杨儒等电旨》给清廷驻各国使臣，向他们强调此次战事，决非朝廷所愿，从这一刻开始，慈禧已经有了抛弃强硬派的念头。

    而此时的田邦璇作为张之洞的代表，正在上海参与了同各国驻上海领事会晤的东南保护约款商议。田邦璇是湖南著名文人田金楠子，田金楠是南学会的成员之一，田邦璇就读的长沙时务学堂其实也是张之洞创办的两湖书院的分支。

    本身和张之洞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田邦璇在回国之后，很快就进入到了张之洞的幕府。虽然张之洞对于田邦璇所提出的借洋款改造汉阳铁厂，把大冶铁矿、汉阳铁厂、萍乡煤矿等厂矿合为一体，从官督商办改为国营企业等建议犹豫不决。

    不过张之洞对于田邦璇提出的兴建武汉长江大桥，借此避开北方混乱局势，和列强保持和睦关系的说辞还是相当赞赏的。

    张之洞对于自己的心腹梁鼎芬、郑孝胥都说起过田邦璇，认为此人出身书香门第，又有才干，实在是不可多得之人才。随着北方局势越来越混乱，张之洞对于能够分析时局的田邦璇也越发看重，这一次才终于把他派到了上海。

    不过归国的这几个月里，却让田邦璇更清楚的认识到满清已经无可救药了，所谓的洋务派领袖张之洞实质上依然没有摆脱官僚的本性，在朝廷、维新派和洋人之间，张之洞优先考虑的还是自己的权力。

    所以维新派势力大张的时候，张之洞可以让康梁主持长沙时务学堂，但是戊戌政变之后他又立刻把维新派从自己身边隔离了出去。虽然和李鸿章是政治上的敌人，但是为了对抗朝廷的命令，他也能毫不犹豫的支持李鸿章，并认为一旦北京不保，那么李鸿章可以就任大总统以主持大局。

    从张之洞的不断转变立场来看，田邦璇终于承认林信义说的是正确的，地主官僚们是不足以承担起领导维新的使命的，因为他们所要求的维新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一旦当他们发现维新的对象指向了自己的利益，那么他们就会毫不留情的放弃维新。

    北方义和团运动的发展，也同样证明了林信义说法的正确性。中国的农民阶层担负不起革命的领导责任，因为他们既不能分辨真正的朋友和敌人，也太容易被宗教神棍所引诱，最终只能造成破坏而无建设。鸦片战争都已经过去五六十年了，居然还有人相信喝了符水可以刀枪不入，用女人的经血可以抵抗洋枪洋炮，这样的农民暴动如何抵挡得住列强的入侵？

    因此他抵达上海和留在上海租界办报的秦鼎彝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必须要推翻满清政府，消灭地主阶级，否则中国就无以为生。”

    秦鼎彝也非常认同他这话，他同时也向田邦璇讲述了自己这几个月的工作，最后总结道：“…虽然有一部分时务学堂的学生认同了我们的看法，但是康有为、梁启超依然对清政府抱有好感，关键还在于唐才常，所谓的保皇党，其实大半还在于我湖南时务学堂之学生，而这些学生又都深受唐才常之影响。

    唐才常平日里就认为满人乃是凭借蛮野凶杀之性气以窃中国，本就得国不正。变法失败，六君子被杀，他就认为满人政权应当被打倒。去年在日本时一度和革命党走的很近，还对日本的东亚合邦论大为赞成，但是对于我们要求消灭地主阶级的主张却显得很犹豫。

    虽然我和他多次进行谈话，但是他依然想要借助保皇党的势力发动起义，继续维新事业，而不愿意支持我们的渐进之策。”

    田邦璇听完了秦鼎彝的汇报，也简单的讲述了自己对于张之洞的看法，并下了结论道：“东南各省互保同列强的妥协局面已经形成，但是列强肯定不会在这份协议上签字的，他们只是不希望这场民间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从北方扩散到整个中国而已。

    所以他们现在只是想要稳住长江一线的张之洞和刘坤一，只要两湖和两江总督不出兵，那么中国南方就不可能再有什么针对外国人的大动作了。但是在列强控制了北京之后，南方也就失去了和列强对抗的大义，中国也就更加任人宰割了。

    因此，林君说的是正确的，我们一边要同满人划清界限，激发汉人的民族主义，因为满人是不可能保卫中国的，能救中国的只有汉人。另一边则要把矛盾对准李鸿章、盛宣怀，在东南督抚之间制造分裂。

    既然洋人只是对东南督抚进行欺骗，那么朝廷一旦放弃抵抗投降，各国必然会向朝廷请求割地赔款。割地且不必说，这赔款必然是一个天文数字。所以我们应当在报纸上进行呼吁，要求列强承诺东南不参战地区的利益，就是不在战后割地赔款，并要求李鸿章、盛宣怀做出担保。”

    秦鼎彝当即说道：“可是这样的话，不会造成南北分裂吗？”

    田邦璇道：“当前最重要的是唤起民众对于清政府和东南督抚的不满，谈什么爱国主义都是空的，因为这是满人和地主的国家，人民没有这个资格去爱它。

    与其大家被困在一个铁屋子里出不去，倒不如直接把铁屋子给打碎了。先求得一省一地之革命成功，再扩展到全国各地才是一条出路。假如丢了东三省能让国人清醒过来，那么我觉得丢了东三省一点都不可惜。反过来，维持表面上的统一，在洋人的奴才下做奴才，我们就光荣了吗？”

    第三十四章 上海二

    田邦璇抽出了时间去拜见了唐才常，唐才常是时务学堂的创办人之一，也是田邦璇的老师，这也是唐才常能够聚拢湖南、湖北一班维新人士的原因，因为这些维新人士不是出身于时务学堂，就是就学于两湖书院。

    可以说，戊戌政变六君子被杀后，维新派除了两湖的一班维新志士外，就是江浙还有一批维新士绅，其他地区不是就此退出不问政治，就是干脆投向革命党了。康有为、梁启超所谓国内的班底，就是唐才常所聚拢的这批湘鄂子弟，，没有了这班人，康梁就是孤家寡人了。

    正因为唐才常手上有人，因此在戊戌政变后他前往日本时就被日本人、革命党所拉拢，而康有为、梁启超也因为其激进的态度，不得不展现出愿意和革命党合作的姿态。

    田邦璇去拜见这位老师时，唐才常也非常的高兴，他亲自出门迎接，并对着田邦璇说道：“均一，我可是等的你好苦，我让虎村给你写的信你收到没有？如今国内形势瞬息万变，我正等着你来助我一臂之力，打倒后党，迎皇上复出亲政。”

    站在天井里的田邦璇扫了一眼房子里，发觉不管是两边的厢房，还是正对天井的堂屋都有着形形色色的人物，这些人或是肆无忌惮的公开讨论打倒朝廷的事情，或是劝说什么人拜入香堂大家一起做兄弟，还有一间厢房内更是离谱的传出了吆五喝六的推牌九的声音。

    这哪是什么革命的据点，要田邦璇看，说这是某个帮会的堂口，也没人会不相信。如果是一年前的田邦璇，他一定不会觉得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毕竟要和朝廷作对，可不就得拉拢这些江湖上的人物么，也只有这些平日里违法乱纪的会党，才敢起来和朝廷对抗。

    但是现在的他对于这样的乱象却有些看不下去了，因为他已经理解，依赖会党能够很快拉起一支反抗朝廷的部队，但是这些没有理想的会党很快就会因为革命的不顺而散去，最终不过是打开了一两座县城，让他们劫掠了一些有钱的人家，但是什么都不会改变。

    因为在这些会党看来，造反不就是抢钱抢女人么？要是运气好推翻了朝廷，那么大家就是开国功臣，要是运气不好打输了，大家就相忘于江湖好了，等着下一次造反就是了。不过这样的造反，除了让百姓厌恶革命之外，根本达不到打击满清统治的革命目的。

    换了一个角度之后，从人民的角度去看待这样无序无目的的暴动，田邦璇觉得这样的“革命”简直就是瞎胡闹。但是，即便是号称革命党的孙文等人，也是这样一次又一次的发动暴动，期待某一次可以撞大运的推翻满清，这可真是让人无言以对了。

    事实上在东京时，他和蔡锷等人曾经去和革命党联络过，但是他们不及不觉得自己的革命方式有问题，反而觉得他们胆子太小，不是干革命的料。而这些革命党之所以对自己的革命方式坚信不疑，因为日本幕末的维新革命就是这么干的。

    和林信义深入的探讨过革命道路的田邦璇一度怀疑，那些日本浪人是否在故意误导孙文这些革命党，毕竟连林信义这样的日本少年都可以对日本幕末维新的成功做出一个系统的分析，这些日本浪人怎么可能会不知道日本的幕末维新是怎么成功的。

    联想到林信义让他警惕日本的帝国主义倾向，他也确实生起了对于这些积极参与中国革命的日本浪人的怀疑。也因此，他对于主张和日本合邦的唐才常是有所防备的，这也是他返回国内后没有第一时间和唐才常联系，反而去了武汉的原因。

    假如说没有去见过林信义的田邦璇只有一腔热血的话，那么现在的田邦璇就变得成熟谨慎了起来。毕竟一个17岁的少年对于国际形势能够做出这么冷静的分析，丝毫没有为本国的崛起而冲昏了头脑。而他们这些比对方多吃了十几年米饭的，遇事却只会无能狂怒，这样一对比也太羞愧了。

    从神户村离开后，田邦璇就不断的审视自己，然后改变自己，因为他实在接受不了那个过去的自己。而现在他在这里看到唐才常干的这些事，觉得这位老师就和过去的自己一样，完全是凭着热情而不是理念在做事。

    他收回视线后，对着唐才常挤出了个笑容说道：“老师，咱们能找个安静一些的地方谈谈吗？”

    唐才常是那种江湖脾气，觉得大家既然聚在一起做事，那么就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不过田邦璇是他的得意弟子之一，也在时务学堂的学生中有不小的影响力，他还是给了这位学生一个面子，请他上楼去自己的卧室谈了。

    唐才常住的是上海比较出名的石库门房子，上下两层结构。其实隔音性能并不是那么的好，不过总比在下面对着一群人谈话强。

    两人在楼上窗前坐下之后，田邦璇就开门见山的说道：“老师，此前力山应该和你谈过几次了吧？你到底对我们的渐进路线是怎么看的？”

    唐才常也不搪塞，直接回道：“满人入关杀戮太甚，这个国家本就不该他们来统治，慈禧又倒行逆施，现在在北方还弄出了向万国宣战的笑话。所以，打倒满人这件事上，我是赞成的。但是，皇上并没有做错什么，他也是想要变法图强的，不过是被慈禧所害，所以才无能为力。我以为，皇上还是应当保的。”

    田邦璇只觉得啼笑皆非，他于是追问道：“老师一边排满，一边拥护皇上，觉得这条路走得通吗？”

    唐才常也知道，自己起兵勤王的主张并不受人欢迎，就连他的学生也没有赞成这个主张的，只不过大家都想着先把革命闹起来，勤王不勤王的事，先放到日后再说。

    犹豫了一下后，他只能对着田邦璇说道：“此次行事乃是联合了各方之力，起事需要的经费是康有为给的，他是勤王派，如果不打勤王的旗帜，康有为是不会给钱的。

    我们这些人，读书写文章还行，组织革命那是真的不行，否则复生他们也不会被害了。这方面就得靠革命党，兴中会派了许多人帮助我们联络各省豪杰，要是不打出排满的旗帜，他们肯定是不干的。

    不过我觉得，不管是勤王还是排满，反正都是要起兵反对朝廷的，不如大家先合在一起一块做事，日后有什么问题，就日后去解决好了，我不相信还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当下最重要的，还是先拉出一支军队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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