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田村觉得这个所谓的公投不过是掩耳盗铃之举，但他也不得不承认，现在这个时候推动公投，确实有利于日本把滨海地区纳入日本，而滨海地区人烟稀少，日本在这里的拓殖也不会在朝鲜半岛那样遇到那么多阻碍。
田村终究不是林信义，他的政治理念和长州派不过是大同小异，都是为了建立一个东亚强权国家，而不是搞什么亚洲新秩序。在长州派不肯让出权力的局面下，滨海地区的公投已经变成了最优的选择，上原当然不会去阻止，他挤兑长州派的目的是为了争权，不是反对陆军的大陆政策。
虽然在中国面临真正的统一局面下，之前的中国不过是政治上的统一，在经济、军事、社会共识上都没有达成一致，新的统一局面将会使劳工党把自己的政治理念推行到全国，从而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现代国家，日本的大陆政策实际上已经破产。
但是在陆军没有提出能够取代大陆政策之前，大家会装作不知道这个前景，而积极的维护大陆政策，以保卫陆军的权力，因为当前陆军的权力就建立在大陆政策之上。上原勇作知道长州派不过是掩耳盗铃，但他更知道，自己戳破了这一点不会令长州派遭到打击，反而会令底层的陆军官兵对其失望，认为他背叛了陆军。
于是，陆军高层会议讨论的结果就完全改变了，之前会议讨论的是桂太郎要不要辞职以平息国内舆论的不满，现在讨论的结果却是，如何让桂太郎体面的下台。
田村回去后把会议结果告诉给了亲信永田铁山，永田铁山对于会议的结果大为吃惊，他不由对田村说道：“桂首相和长州派或者可以安然落地了，但是日本和陆军该如何应对之后出现的外交压力？
俄国虽然对于远东现在是伸手莫及，但俄国人对于远东战争的结果是耿耿于怀的，他们怎么可能接受我国彻底的封上俄国通往太平洋的通道？这将会令俄国和我国的外交关系出现恶化。
而中国既然完成统一在即，肯定也不会承认这个公投结果，看起来我国可以得到一片领土，但实际上却让我国失去了两个相邻国家的友善。
在中俄的共同敌对下，我国在大陆上将无法再有所腾挪的空间，以日本一国之力挑战中俄两个大陆国家，这显然是不可能成功的。大陆政策能够继续前进的根基在于中俄之间的互相猜忌，只有在中俄敌对的情况下，日本才有向大陆扩张的空隙。”
田村认同了永田的看法，他老实说道：“其实我认为大陆政策已经不可能实现，相比之下，通过亚洲联盟向南方扩张倒是更有可能。只是长州派不可能接受海军主导国防的现实，长州派能够领导陆军的基础就在于陆主海从的格局。这一格局动摇的话，长州派也该下台了。
所以，我们只能看着长州派走向失败，然后再谋求收拾局面，想要改变长州派的想法是不可能的了。我看，你也别在国内待着了，去欧洲留学吧，现在的国内只有斗争没有正确可言，你要是被卷入进去，对于陆军就是一个损失。林信义代表的海军新势力，不是长州派能对付的了的…”
本章完
第796章
11月13日，占据了广州没几日的广西军队被南下的武汉军驱逐出了广州，龙济光的军队自从进入广东后就对抵抗的地区采取清乡行动，即对平民杀烧淫掠，以达到威胁平民不敢和自己敌对，这正是清军的传统。
济军的残暴之举，甚至连支持北洋的地方乡绅和商人都忍受不了了，他们甚至以广东各界团体的名义发电给袁世凯，请求制止济军暴行。
可袁世凯有什么能力约束龙济光，龙济光只是臣服北洋，又不是真的北洋嫡系，更何况此时北洋自己已经焦头烂额，安抚龙济光继续和武汉对抗下去还能分担一点压力。于是袁世凯反而通令表彰龙济光"忠勇诚朴"，为他解除了"中央南顾之忧"。
袁世凯的通电直接把广东民众推向了革命党和劳工党，于是武汉军虽然南下时兵力不足，但是在得到了广东民众的支持后，迅速对龙济光和广东民团形成了压制之势，这其中武汉组织的随军宣传队表现的极为出色，借助广东的革命形势，把武汉的土地政策深入浅出的宣传给了农民，打破了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欺骗。
此前广东地主污蔑武汉劳工党是要夺走大家的土地，让农民变成劳工党的奴隶，以此恐吓自耕农和自己站在一起对抗劳工党在广东的组织发展。而孙文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并没有对地主阶级的谎言进行揭露，反而把这种宣传视为了革命党占据广东的本钱。
不过事实证明，革命党所谓的平均地权也只能吸引一些革命青年，想要在乡下实施根本没有可能，因为反对农民暴力剥夺地主的土地，意味着革命党在乡村只能依赖地主阶级来推动平均地权的政策，而地主阶级怎么可能平均自己的地权，最终不是一纸空文，就是变成地主剥夺自耕农土地的借口。
所以中华革命党在乡村几乎没有支持者，就算有几个背叛了地主家庭的年轻人，他们也改变不了乡村的保守风气，你不要说平均其他人的地权，就是平均自家的地权都会引起其他地主的愤怒。
而地权不能平均的结果，就是民生也无从谈起，民主就更加不可能实现了，禁止农民分地主的土地，本质上就是地主阶级的民主和对无地农民的专政，中华革命党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个地主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联合的政党。
于是
张鸣岐和龙济光向广东武装侵入时，广东的乡村对革命党的抵抗命令无动于衷，革命党在广东拥有的一块根据地实际只有广州城，而广州城都不是完全被革命党控制的，列强的驻军，亲近列强的买办商人和支持革命党的市民阶层，刚好三分广州。
这就使得济军对广州的进军可谓是势若破竹，因为打的太顺利，所以军纪也就越发败坏，一个没有威胁力的对手，自然是不能阻止济军分散抢劫的。
而武汉军进入广东之后，积极发动农民，在乡村实施了减租减息运动，根据广东革命党的意见，劳工党决定暂时不在广东实施土地改革，而是先缓和同开明地主之间的矛盾，优先打击广东、广西等地的反动地主和买办势力。
这就使得劳工党的军队在乡村立刻获得了农民的支持，比之革命党在广东乡下的举步维艰，实在是不可同日而语。负责前往和武汉军队接洽的邓铿、廖仲恺观察了武汉随军宣传队对乡村的政治宣传工作后，写信给孙文、朱执信、胡汉民表示，“本党在农村的工作还停留在和地方大户的和衷共济上，而劳工党则把目标放在了发动小民上，此即本党在乡村失败，而劳工党获得成功的根本。”
邓铿、廖仲恺主张，革命党应当效仿劳工党开战乡村工作，对于平均地权的理念不能在继续停留在口头，需要真正的付诸实际行动，不能老是担心地主阶级的不满，而应当把农民的支持放在首位，否则本党在政治上将会一败涂地。
被赶出了广州的孙文此时也确实被刺激到了，他投身革命几十年，结果好不容易才弄到一块地盘，就这么轻易被张鸣岐和龙济光这种前清余孽给夺走了，和岑春煊相比，这两位对于满清的怀念是不加掩饰的，如果不是满清是从中央垮台的，他们是死活不肯接受民国的。
事实上，要不是云南总督赵尔巽被云南进步力量所驱逐，广西、云南的前清官员甚至有抱团等待复辟的念头。赵尔巽的下台才让广西官员意识到满清不可能复活了，这才转头向袁世凯效忠，成为了北洋在南方的一个支点。
面对这种腐朽落后的封建军阀，自觉代表着先进文明的革命党居然都打不过，这确实刺激了革命党中的一大部分人，毕竟他们投身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救亡图存，是为了让国家独立于世界之林，结果代表先进文明的革命党人居然连腐朽的前清余孽都打不过，还谈什么对抗列强收回权利。
相比之下，被革命党人视为新义和团的劳工党，因为主张发动工农消灭地主阶级，革命党人对于劳工党的评价是不高的，认为劳工党对于欧洲文明一知半解，吸纳了欧洲文明中最暴力的一部分，而全然不知何为民主主义，不过是另一种义和团而已。
孙文等人改组同盟会的目的，就是为了阻止劳工党继续向同盟会内部渗透，因为同盟会没有统一的政治理念和严密的组织，所以劳工党对于同盟会的渗透非常的轻松，这让主张三民主义的广东同盟会大为愤怒，于是便把那些部分赞同劳工党主张的同盟会组织给开除出去，重建了以孙文为领袖的中华革命党。
但从现实来看，投身革命几十年的孙文确实不及组织革命十年的劳工党，在中华革命党被北洋麾下的一支附庸赶得无处可走的时候，劳工党已经完全压制住了北洋，有了完全统一全国的势头。
哪怕再否认劳工党的土地政策过于暴力化，不讲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也改变不了劳工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趋势，而农民对于劳工党的拥护，也击破了革命党对乡村形势的判断，他们所认为的稳定乡村的重要支柱-地主乡绅，在组织起来的农民面前，完全不堪一击。
中华革命党为了生存下去，从右翼保守主义转向左翼进步主义，就成了一种必然之势。孙文毕竟是在国外长大的，他没有其他党员那么多包袱，因此他很快就意识到，继续和地主阶级合作，恐怕连小资产阶级都要抛弃他了，毕竟他的三民主义能够吸引到知识青年，是因为三民主义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西方式的中国，也就是让中国重新变得富强起来。
哪怕小资产阶级如何不认同劳工主义，但劳工党确实让国家强大起来了，这就必然会吸引这些小资产阶级去拥戴劳工党，而不是继续跟着中华革命党喊口号。武汉军队在广东获得的拥护，也让孙文意识到，中国的地主阶级在政治舞台上开始落幕了，继续和地主阶级妥协不会再给革命党带来什么未来的希望。
于是在武汉军队收复广州后，孙文和革命党高层回到广州后就向武汉发电，表示要前往武汉参观学习，以改造革命党。田均一等劳工党高层接受了孙文的请求，并安排了列车让孙文等北上。
不过，在孙文等人北上之前，广州人民欢庆广州光复的游行时，却遭到了英法驻军对游行群众的射击事件。
惨案发生在沙基，广州沙面，是英、法租界，这里是白鹅潭一片突起的沙地，建了100多幢洋房，布满外国各国领事、洋行等。广西济军进攻广州时得到了列强的支持，正是在列强领事出面威胁下，革命党不得不放弃了保卫广州的计划，让济军顺利占领了广州。
当广州收复后，广州市民对于列强干涉中国内政自然表示了愤慨，在游行欢庆光复广州的时候，反对列强的标语和口号也络绎不绝的出现了。
沙面租界的外国人担心广州市民强行冲入租界收回沙面，因此对租界实施了严密的封锁，不仅在沙面附近水面上停了8只军舰，沙面东、西两桥也被架上铁丝网垒起沙堡，架起枪支，还在高处架上了重机枪。
11月21日广州市民游行队伍走过沙面东桥来到西桥准备进入内街的时候，西桥某一位外国人突然开了枪，很快列强军队就对游行队伍展开了射击，这一突发事件自然引发了武汉军队的反击，不过面对列强军舰的火炮优势，武汉军队最终还是主动撤离，以先保证游行群众的安全。
该事件造成了52人被射杀，重伤170多人，还不包括跌入江中的失踪者。开枪的不仅仅有英国和法国，日本军队也参与了暴行。该起惨案直接引发了劳工党和列强之间的正面对抗，也让日本海军陷入了困境，日本驻广州领事馆跟随英法的行动，让日中关系濒临破裂。
林信义对此也是无可奈何，接到消息后的他对参谋部人员说道：“日本如果走帝国主义路线，那么日中联盟就不可能建立，没有那个独立国家会接受对本国平民开枪的盟国。陆军和外务省是在玩火，完全没有考虑日本的利益。”
林信义的评论得到了联合舰队中年青将校的认同，毕竟联合舰队此时正在策划对法属印度支那的独立运动，沙基惨案中日本领事馆卫队及日本军舰的行为，完全破坏了海军的立场，为海军的南下制造了极大的阻碍。
在林信义的提议下，联合舰队日方将校向海军省进言，禁止驻华外交官调动海军威胁中国平民，海军省宣布放弃对中国内水的航行权，对海外执行任务的各军舰进行军人道德水准评估，对于品德低下的官兵应当禁止其出国执行任务。
山本权兵卫在这件事上倒是成了林信义的积极支持者，他借助沙基惨案一事要求桂太郎内阁对破坏日中关系的理由做出说明。山本倒不是反对海军向中国人开枪，而是要求桂太郎说明为什么要向中国人开枪，是不是为了挑起日中战争，从而变成战争内阁，以对抗要求其辞职的国民舆论。
此时日本舆论对于桂太郎在中国内战中选择错误有着深切的不满，更令他们不满的是，桂太郎似乎还不肯承认失败，试图强行在议会中通过增师案，有实施军事独裁的意图，因此倒阁的声音是越来越大了。
桂太郎的身体其实并不是很好，两年前就重病过一次，不过凭借着长时间的疗养才恢复过来。但是在这种政治压力下，桂太郎的病情又出现了反复，长谷川好道和寺内正毅开始成为陆军方向的规划者，山县有朋虽然是长州派领袖，但实际上主要是调和长州派内部的关系，对于陆军的具体事务已经不大插手了。
桂太郎、长谷川好道和寺内正毅组成的铁三角，此前就控制住了陆军，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山县的方向，不过桂太郎至少还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而长谷川好道和寺内正毅则更加接近军人本色，遇到事情更喜欢用强攻的方式。
对于沙基惨案，长谷川好道和寺内正毅都反对向中国示弱，他们认为这是列强一致的行动，日本没有理由向中国道歉，中国人真的有什么不满，也该先找英国人，而不是日本人算账。对于海军省提出的修补日中关系的建议，陆军更是嗤之以鼻，认为海军过于怯懦了。
陆军对于海军的建议强硬拒绝的方式，让山本权兵卫大为愤怒，他直接跑到了桂太郎的病房，对桂太郎进行了一番声讨，桂太郎顾忌海军的反应，默默忍受了山本的斥责，但长谷川和寺内就接受不了了，特别是山本和桂太郎见面后，立刻去找了伊藤博文，公开表示桂太郎已经不适合担任首相了，这就破坏了政治上的潜规则。
一般来说，各方政治势力只能督促首相主动辞职，而不能羞辱首相不称职，要求其下台，这就代表着政治生命断绝，该派系日后很难再赢得组阁的机会了。山本权兵卫显然还没有从独断专行的海军大臣的往日中走出来，对着陆军的领袖提出了一种极不合适的要求。
而山本权兵卫的这一举动，也使得舆论开始支持山本接替桂太郎组阁，这无疑又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原则，于是长谷川和寺内向山县提出请求，揭开海军贪腐案，以吸引舆论注意，并把山本权兵卫的声望打下去。
明石元二郎手中已经有了足够的证据表明，海军在过去的造舰计划中大肆贪污，特别是在向外国购买军舰的合同里，回扣都是明目张胆的。只不过明石拿到证据的时候，明治天皇刚刚去世，为了国内政局的问道，山县有朋把这些贪污证据收藏了起来。
但是现在长州派高层认为，海军在政治上的动作已经严重破坏了政治规则，对陆军采取了不当的进攻，那么陆军自然也不用忌讳什么，应当给海军一个痛击才对。
山县的犹豫还在于，山本权兵卫现在是元老，自从元老黑田清隆被舆论攻击，直接导致元老们的声誉都大受影响，所以之后元老之间就很少出现直接的攻击了。
对于山县的犹豫，明石元二郎表示，可以让德国西门子公司自己暴露出来，毕竟他收买了西门子公司驻日代表获得的资料，所以只要让该人员返回欧洲拿账簿向西门子公司提出巨额勒索，那么西门子公司只能在欧洲起诉以逃避责任。
当海军贪腐一事从欧洲传回日本，自然会激发日本国民的爱国心，从而追究海军的贪污事件，这样陆军就可以洗白自己，而不必亲自戳破海军的丑闻。
明石元二郎建议得到了山县的认同，如果能够让陆军置身事外，那么他是不介意给海军一个重锤的，毕竟陆军在中国内战上的投资已经一败涂地，如果不让海军出点问题，那么陆军未免就太难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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