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千叶县知事，几乎形同摆设。

    而在这个时候，陆军在国内的口碑直线下降，特别是在爆出了间岛事件之后，虽然有一部分爱国主义者认为不管陆军的行动是否违背了法律，但至少他们是在维护皇国的利益，因此应该无条件的站陆军的立场上。

    但是这种论调很快就被另一种声音给压制住了，“如果爱国就是神圣的，那么支持战争的人先把对俄战争的欠债给付清了。一边口口声声喊着爱国，支持陆军，一边却不肯把自己的土地贡献给国家还债，这种口头爱国者就是日本最大的敌人。”

    这种声音之所以压制住了爱国者的言论，因为得到了广大日本民众的支持。一些左翼社会主义者公然发小册子造谣，说东洋拓殖株式会社的股东也就692人，他们在朝鲜占据了土地52 426町步，但是这692人几乎都和陆军及宫内省人士有关，普通人几乎就是个位数，且占有的土地少于平均数，显然这些报纸上提到的普通人在朝鲜获得了土地的故事，不过是政府用来欺骗国民的门面。

    日本民众知道了这一事实后极为不满，认为国家花费了十几亿打了这场战争，死了八九万人，结果却让那些官僚和财阀发了财，所谓的国家，到底是谁的国家？

    日本内务省几乎第一时间就开始查禁这些小册子，并宣布这是不满政府的过激主义者的谣言，试图效仿俄国过激党在日本掀起暴力革命反对天皇。只是主张谣言的政府拒绝公布东洋拓殖株式会社的股东名单，也拒绝公布朝鲜土地分配给了那些日本人，这就使得国民开始确信，小册子说的是真话。

    如果说日比谷烧打事件，主要是对政府的无能和对俄国不遵守战败国的本分爆发的愤怒，那么这一次国民针对的就是所谓的爱国主义的质疑了，毕竟按照爱国主义者的宣传，对外战争的收益是全民共享的，所以大家都应当为战争出力，但是现在国民发觉，他们承担了高额税赋和牺牲，而官僚和财阀却什么都没付出，反而在战后获得了大量的收益，国家属于国民显然就是一个谎言。

    政府对于国民的愤怒几乎没有什么有效的应对措施，因为在调查后发现，那些小册子都是在国外印刷然后运到日本来的，显然在内务省封禁了平民新闻社这个过激主义者的大本营后，那些过激主义者并没有就此消失，而是采取了更加隐蔽的行动。

    这就和中国的革命党人被清政府追捕后就跑到日本的方式是差不多的，现在的问题就在于，日本现在没办法要求中国方面把这些人交出来，因为中国方面认为这些日本人宣传的东西并不违背中国的法律，最多也就是把这些小册子运进日本是违法的，不过按照武汉方面的调查，他们得出结论，小册子的制造者没有实施偷运日本的行为，应当时其他日本人的牟利之举，所以驳回了日本政府的要求。

    当初清政府希望把跑到日本的革命党的声音封杀在国境之外，事实上证明是做不到的，现在反过来，日本政府发觉自己也不可能做到这样的事情，因为中日双方之间的交往是相当频繁的，你不可能从庞大的中日贸易中去防止违禁品流入日本，这种检查成本实在是太高了。

    更何况，政府内部对于过激主义者的立场也是不同的，陆军及宫内省的一些保守分子认为，过激主义者已经成为了动摇皇国根基的敌对分子，应当严厉打压。但是海军及一些政党分子则主张，过激主义者不过是国民对于腐败的官僚体制的不满而走上了过激道路，问题在于如何让政治清明，而不是抓捕过激主义者。

    双方的意见不一致，使得内务省在对待过激主义者的问题上显得有些三心二意，更何况内务省还发觉，原本存放在警保局的对于社会主义分子的监视名单及资料居然消失了大半，在海军和萨摩阀的施压下，这件事最终不了了之，但是也让内务省失去了对于国内社会主义分子的监控。

    那些有名的社会主义分子虽然还在内务省的监控下，但是这些人不是在国外，就是已经转向温和的改良主义，而且和宫内省、海军关系密切，成为了日本政坛和文坛的一股新兴势力，内务省自然不敢向过去那样轻易的给他们栽赃。

    而消失的社会主义分子，大多是中坚人物，虽然他们此前不出名，但是在工人及年青学生中具有较大的活动能力，内务省对这些人的监控，主要是防止这些人进入到强力部门中，从而变成内部的反叛分子，但是随着名单的消失，这些人已经从内务省的视线中消失了。

    当然有一位警保局的精英提出，海军文化课的林信义中佐和许多社会主义者交往密切，在海军兵学校推动社会主义理论的教学，甚至还可能是共产、党宣言的翻译者，或者这个人就是一名社会主义者。

    这位精英提出报告的当天就被被内务大臣小川平吉直接下令调去了北海道一个极为偏僻的地方担任了派出所所长，对于林信义中佐的调查资料完全被收缴，于是对于内务省消失的社会主义分子的档案调查宣告结束，结论是一些不重要的资料被新入职的人员误操作销毁了。

    作为日本政府用以镇压内部异己分子的强力部门，其内部都出现了分裂，自然就难以压制住国民中传播开来的反国家言论。于是，此前用以平息国内矛盾的爱国主义，今次反而让陆军遭到了更多国民的攻击，国民和陆军之间的关系如此独立，让后藤新平也不得不开始疏远陆军，寻找另一个权力支点了。

    南洲经济和文化研究所虽然只是刚刚成立的机构，大多数国民甚至都还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但是作为已经靠近日本政治核心圈子边缘的后藤新平来说，他知道南洲经济和文化研究所背后的艺术基金会实质上就是宫内省、新萨摩阀和新财阀结合起来的一股新兴政治力量。

    南洲经济和文化研究所刚刚成立，山本内阁就低调的宣布，今后任何政府投资的工程都需要先委托社会第三方进行调查研究，确保工程项目能够取得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才能立项，以杜绝一些官僚为了输送利益而盲目进行工程立项。

    这听起来固然很好，但实际上政治圈子里的人都知道，这其实是新势力对旧藩阀政治的一次夺权行为，过去藩阀官僚通过兴建各种政府工程，把钱输送给财阀，然后财阀再向藩阀提供资助，从而形成了权力和金钱的结合。

    在这种体制下，藩阀和财阀获得了最大利益，其他人只能看着他们吃肉，所以民党对于藩阀和财阀的批评不绝于耳，民党的这种批评还得到了宫内省的大力支持，反对藩阀和财阀政治的近卫公爵差点都当上内阁首相了。

    而现在的这个新制度，就是由南洲经济和文化研究所来决定工程立项，然后把利益分配给各政治势力，从而取消了藩阀和财阀分肥的制度。南洲经济和文化研究所虽然损害了藩阀和财阀的利益，但是却获得了其他政治势力的支持，因此必然会成为帝国政治中越来越重要的一极。

    后藤新平认为，向南洲研究所靠拢，或者更有利于自己在政治上的发展，陆军虽然势大，但是陆军搞的藩阀政治已经惹起了众怒，今后必然会逐渐交出权力，他继续依附陆军，未来的发展恐怕是没有多少空间的。

    对于后藤的靠拢，林信义并不拒绝，他也需要通过和后藤代表的千叶县政府对本地势力进行打压，从而进一步推动千叶县土地改革的完成。千叶县本地势力虽然在东京圈的政治势力看来不过是乡下人，但是他们在本地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土地改革损害了这些本地势力的利益，自然波折颇多。

    但是，海军需要一个工业化的千叶县，残存太多小农体制，显然是不利于海军在千叶县的根基的，所以林信义没打算让海军吃独食，而是选择了和其他政治势力分享利益。后藤新平也只是被血食吸引而来的一只鳄鱼罢了。

    当然，在对千叶县的规划上，后藤新平其实是最接近林信义的思路的，不管是推动千叶县的快速城市化，建立覆盖千叶县的公路网，后藤都站在了林信义的立场上。

    也正是有了后藤新平的支持，林信义才能把大量的年青学生分布到千叶县各町村，从而形成了新土地改革法调整草案。按照农民的要求，地主保留1.5町步的土地，其他由国家强制收购，然后分配给佃户无偿耕作，这些土地归属于农会名下，由农会每年向国家支付本息，99年内还清。

    新调整案解除了农民担心赎买土地导致的负债问题，而农会属于农民自治组织，也就是说农民有权选出代表监督农会账目，因此土地的归属权也明确了，所以该调整案得到了大多数农民的支持，地主当然是反对的。

    在千叶县、农林省、内阁的三次大讨论下，最终方案是：地主所允许保留的出租土地为1町步；超过3町步的土地由政府强制收买；同时，只允许以现金缴纳地租，水田地租；并强化了地主取得土地的限制性；各地负责农地收购、转让的委员会中，佃农成分出身的委员需要占到人数的50%。

    第738章

    作者：富春山居 数字：5054 吐槽：0 更新日期：2023-09-16 12:54:32

    不过林信义在海军内部实施的整肃行动，就连秋山真之都有些受不了，他对林信义提出，“铃木大佐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舰长，仅仅因为他家中不支持土地改革，就要停止铃木大佐的职务，这是不是有些过分了？”

    秋山口中的铃木大佐，是海兵14期的铃木贯太郎，在日俄海战中以驱逐舰夜袭的战术而出名，因此战后被海军视为日本首屈一指的鱼雷战专家。只不过铃木虽然在海军中名声渐显，但是因为是千叶县出身，所以在海军中一样受到萨摩阀排挤，因此他和秋山走的很近。

    但是铃木家在千叶县可不是普通地主，他的家族是原关宿藩的上士家族，幕末时关宿藩主久世广周曾经担任过首席老中，是幕府的首脑人物，和安藤信正积极推动公武合体，并竭力取得英国的支持，但是因为《伦敦备忘录》签署后不久就去世，使得幕府的自救之路难以维系，

    最终德川幕府结束，而关宿藩也和平交出了藩国。

    正因为如此，千叶县所在的下总国其基本社会秩序几乎没有变动，铃木家依然保留着大量土地，且在县内享有较高的地位。铃木家反对土地改革政策，极大的影响了一批地主们的观望心态。

    而铃木家为什么敢反对土地改革政策，因为不仅仅在海军中有铃木贯太郎这个大佐，铃木的三个弟弟，两个在陆军，一个毕业于东大进入了外务省，可谓是明治时代千叶县的名门，想要让铃木家低头，光凭一道政府公告显然是不够的。

    所以在告诫无果之后，林信义即以文化课的名义，把时任宗谷号巡洋舰舰长的铃木贯太郎借调文化课，让他去千叶县宣传土地改革对于日本的重要性。这一举动，实际上就可能断绝铃木在海军的前途，因为在林信义提出海军新路线后，军舰的建造计划被放缓，所以舰长的位置要比合适的军官少的多，铃木贯太郎被调出舰队没啥人妨碍，但是他想要再回去舰队担任主官就难了。

    这件事对于铃木贯太郎的打击非常大，甚至还超过了萨摩派对他的打压，虽然林信义在他面前只是一个后辈，但是林信义却是革新派真正的领袖，海军中的实力派，哪怕海军三参谋之一的秋山真之都没法阻止林信义的决定，被林信义放弃的人，在海军中已经没有前途可言。

    而让铃木贯太郎最感灰心的是，被萨摩派打压，他还可以得到反萨摩派的同情，但是被林信义放弃后，连反萨摩派都远离他了，因为林信义不仅仅得到了萨摩派中最传统的西乡系的认可，同时也是旧幕府派所认同的海军新支柱。

    革新派之所以能够超越派系而成为海军新一代的中坚层，就是因为林信义获得了萨摩派和反萨摩派两边的认可，两派中的人物都认为林信义可以弥合海军内部的派系斗争，所以都选择了他作为海军的未来支柱，至于那些极端成员又无力和林信义就海军路线进行对抗，只能看着林信义团结起大多数人后把自己排挤出海军决策圈子。

    所以，被停止舰长职务的铃木心灰意懒，直接提交了退役申请，秋山真之这才忍不住来找林信义理论，试图挽救这个海军鱼雷专家的前途。

    只是林信义虽然在其他事情上尊重秋山的意见，但是在这件事上他是不肯让步的，他听完了秋山对铃木大佐的夸奖之后，只是平淡的说道：“海军是工业化的组织，个人的才能或者可以决定这个组织能力的上限，但是组织能力的下限是由工业基础和制度所决定的。

    日清、日俄两次大海战，我们确实发挥了人的能力，从而获得了超出预设战果的辉煌战绩。但这种战绩其实并不值一提，因为任何一个工业国家的舰队都能取得相同的战果。日本今后的对手都是工业国，不再是满清这样的农业国和俄国这样的半吊子工业国，所以，不发展工业，日本海军就无可能成长。

    我承认你的说法，铃木大佐是一位出色的舰长，也是鱼雷方面的专家，但是没有先进的军舰和性能出色的鱼雷，铃木大佐的战术再优秀，也不过是纸上谈兵。

    土地改革不仅仅是为了缓和农民对于国家的不满，更是工业化的基础，一个没有消费能力的农村是没法支持工业的发展的。土地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把地主用于享受的财富变成农民的消费力和工业的投资，从而进一步增强日本的国力。

    和一个铃木大佐相比，我认为他是远远不能够和土地改革带来的生产力的提升对国力的增长相比的。铃木大佐或者价值等于一艘巡洋舰，但他抵得上一艘战列舰吗？而日本的工业化要是能够成功，增加的又何止是一艘战列舰？”

    当林信义把铃木贯太郎量化为军舰的价值后，秋山真之保护铃木的念头就动摇了，因为他虽然重人情，但也知道人情不能越过组织的利益，更何况他试图说服林信义的理由，也是铃木是海军需要的人才，但是林信义指出海军更需要战列舰，就将他的理由给粉碎了。

    和林信义争论不过，秋山真之决定还是去说服铃木贯太郎比较简单，他回去后告诉铃木，“我劝你最好还是别申请退役，其实千叶县土地改革委员会正在向内阁和军部申请，请求效仿海军的行动，把内阁、陆军、东大的千叶县人士借调到委员会负责宣传土地改革政策。你与其申请退役，还不如赶快回去说服家里支持土地改革，那么我还可以帮你尽快返回舰队去…”

    铃木贯太郎申请退役虽然有着赌气的成分，但是他内心也觉得自己就算在海军中失去了前途，可铃木家依然是千叶县的名门，没有理由为了自己的前途，而败坏了铃木家的基业。

    但是秋山真之的劝说让他意识到，这一次海军推动千叶县的土地改革是来真的，就算他放弃海军中的前途，铃木家也依然保不住自己的土地，而且包括铃木家在内的千叶县的一代青年精英，都将会从日本的政治圈子里除名，失去了未来希望的名门还能是名门吗？

    在这样的沉重压力下，铃木贯太郎不得不改变心意，请假回家去和家里人商议去了。这样的情景不仅仅发生在铃木贯太郎身上，千叶县的政治人物和地方名门都受到了类似的打压，以至于不少千叶县的地方精英私下认为，现在的千叶县就是庆应四年的江户城，改革派在城外虎视眈眈，若是他们不投降就要大开杀戒了。

    在这样的政治压力下，千叶县地方势力终于放弃了抵抗，接受了土地改革的政策，只是试图在改革中尽量维持自己的利益。于是原本给山本权兵卫带来困扰的千叶县土地改革，到了09年七月终于变得顺畅了起来，按照南洲经济和文化研究所给出的调查报告，新的土地调整案如果落实下去，那么千叶县的佃耕地将会从接近耕地面积的50%，下降到不足10%，这将极大的缓和当地农民的不满。

    山本权兵卫内阁也松了口气，毕竟在陆军搞出了间岛事件后，国内解决了一个麻烦终究是好事。当然，山本权兵卫内阁也是无意再把千叶县的土地改革向其他地区推广的，因为仅仅是为了压制千叶县的地主们的反抗，山本内阁就付出了极大的政治代价，这还仅仅是日本国内一个政治根基不深厚的县，若是引发了全国各地地主们的抗议，山本权兵卫也就不用干什么政治了。

    只是山本权兵卫对各地地主们的安抚，却引发了各地农民及乡村变革势力的不满，他们支持政府在千叶县实施土地改革，是希望通过这个试点，把土地改革推广到日本各地，而不是仅仅让千叶县作为山本的政绩来宣传的。

    当然，千叶县的土地改革还没有展现出有利于农民的成果，所以各地农民和乡村变革势力都还在观望中，因此对于山本内阁的批评还相当的克制。

    八月上旬，朝鲜独立军试图攻取被孤立起来的清津城，但是驻守在清津城内的陆军，依托海军军舰的舰炮支持，击溃了数倍于己的独立军，朝鲜北部地区的独立军攻势终于被遏制住了。

    凭借着这一次清津城的胜利，伊藤博文一边令朝鲜驻军严守海边港口城市及京义线的交通枢纽，以铁路线和海岸线构筑了对朝鲜北部山区的基本防线，然后重整旗鼓，预备对独立军发起重点进攻；另一边则是向中国方面提出了和平交涉，表示愿意为间岛事件做出经济上的赔偿，以引诱中方放弃对朝鲜独立军的支持。

    对于清津城的进攻失败，使得武汉军事委员会确定，当前中朝在朝鲜北部地区尚无能力迫使日军放弃海岸平原及铁路线的控制权，继续打下去不过是白白损失力量，而让日军形成了以逸待劳之势，一旦朝鲜独立军力量损失过大，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也站不住脚，因此在吉长线向东延长线没有修筑完成，在北满地区的工业体系没有建立完成之前，解放朝鲜半岛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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