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俄军和武汉军队在辽西走廊上的阵地战，应该来说俄军指挥上的错误要少的多，但武汉军队不断改进战术，使得俄军在阵地战中吃的亏越来越大，以至于俄军士兵最终完全失去了战胜中国人的想法。

    所以俄军对中日两支军队的心理就有了不同的区别。

    对于日军，打不过是因为我们的将军指挥能力太差，不是我们打不赢日本人；对于中国军队，这是中国人的土地，他们有着为这片土地牺牲的理由，不管我们击败中国人多少次，我们也征服不了中国人，只会把血流干在这片土地上。

    到了这个时候，朱尔典已经知道，北洋军估计是镇压不了武汉军政团体了，但是他却失去了改换赛道的机会。

    因为自他上任以来，就一直在向伦敦鼓吹，扶持袁世凯以平衡中国内部的反帝国主义势力，从而稳定住中国政局，朱尔典甚至连向革命党下注的建议都不屑一顾，他认为革命党只会制造中国的内乱，威胁英国的在华利益。

    认为可以向革命党下注的是在华外交官的进步主义者，这些人在观察了满清的政治运行，特别是义和团事件之后，认为满清垮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因为满清的统治已经不能自我维持，而是在列强的干涉下才能保证统治，因此英国有必要在满清被中国人抛弃之前寻找新的代理人，如此在满清垮台后，英国的在华利益依旧可以维持。

    但是英国在华的既得利益者反对主动帮助中国进行变革，认为这样的风险太大，义和团事件已经表明，中国人对于列强有着一种莫名的怨恨，一旦让中国人摆脱了满清的统治，那么下一步他们就会把外国人赶出中国，因此帮助中国稳定政局才是符合英国利益的。

    正是在这种争论下，朱尔典获得了驻华公使的任命，因为他是支持扶持满清体制内的实力派，以稳固中国政局的人物。只是朱尔典虽然在中国做了半辈子的外交官。

    但是他对于中国社会近期的巨大思想变化一无所知，依然还在用一种过去的观点看待中国，这就是他觉得北洋军可以镇压中国内部的反中央势力的思想根源。

    而这场战争中武汉军队的表现打破了他对于中国的旧有认识，甚至他对于中国人的认知都出现了偏差，至少武汉方面的人员是有别于他所熟悉的中国人的形象的。

    朱尔典于是发现，他既不能指望袁世凯压制武汉，也没法立刻在武汉找到一位忠诚于英国的朋友，他对于中国的外交策略已经走入了死胡同。

    ?第702章

    第702章

    朱尔典能够成为英国驻华公使，并不是他在伦敦有着深厚的根基，而是英国在华利益者不愿自己的利益受损，而伦敦正逐步把力量收回欧洲时，也需要东亚的稳定，于是倾向于保守主义的朱尔典，作为在华长期工作的外交官，才能取代萨道义成为接任者。

    也就是说，伦敦任命朱尔典作为驻华公使，是从大局出发才选择了一名熟悉中国的外交人员，而不是从国内派出了来镀金的权贵二代。所以朱尔典很清楚，他的公使生涯其实和自己所主张的对华外交策略师分不开的，一旦他所主张的对华外交策略出现问题，那么伦敦会立刻更换人员来维持东亚的秩序。

    朱尔典的对华策略其实就是英国对欧洲平衡政治的翻版。一方面他主张在中国内部保持保守主义和革命力量之间的平衡，既要对中国移风易俗，又不能让中国的旧秩序完全失去作用；另一方面东亚的稳定秩序应当是建立在日中对立的基础上，而不是日中和解的基础。

    只有这两方面的均势都出现了，中国的统治者才会需要英国赐予他们统治中国的权力，否则内外矛盾一旦引发，中国的统治者就没法维持自己的统治了。辛丑条约签订后的中国，正是大英帝国这一外交路线所希望造成的局面，俄国作为搅局者，得到了英国毫不留情的打击。

    但是现在的中国，不仅内部的政治局面对英国失去了控制力，以武汉为首的革命势力的崛起，特别是在取得了对俄作战的胜利后，满清的统治算是正式宣告了死亡。

    即便是在光绪帝宣布退位的情况下，满清遗留势力依然在地方上占据了优势，就连北洋系统中感怀旧朝的人物也不少。这种情况并不是说满清统治多么的得人心，而是在新秩序没有建立起来之前，作为旧秩序的既得利益者拼命的为自己洗白，试图在新秩序建立中拿到一部分政治利益。

    但是新的共和国成立后就迎来了第一场对外战争的胜利，并得到了赤塔共和国这个坚定的盟友，这就使得全国上下对新的共和体制拥有了信心，这个时候满清遗留势力为自己如何涂脂抹粉，都无济于事了。

    当武汉挟对外战争的胜利之势，对满清统治的旧秩序展开了全面清算后，那些原本的中立派立刻就撇清了和前朝的关系，表示自己是共和体制的拥护者，并对满清帝制进行了声讨。

    07年末，皇帝退位后，满清遗留的政治影响力依然在北京占据重要位置，虽然满人亲贵失去了职位，但是那些效忠满清的汉人大臣依然表示了对满清统治的认可和怀念，比如清末的清流及改良主义者，他们都觉得大清并没有到亡国的时候，只要救一救还是能够维持下去的，现在逼迫皇帝退位，国家缺乏一个主导者，只会令国民更加的思想混乱，从而带来更大的祸端。

    但是这种论调随着对外战争的胜利就自动消亡了，大家都认为正是皇帝退位了，在共和体制下，全国才能上下一心，毫无杂念的把力量用在对外战争上，才取得了这一次的胜利，由此看来，满清误国的说法才是正确的。

    由于人心对满清统治表现出了极为强烈的憎恨情绪，那些地方上怀念满清的势力逐渐被孤立了，支持革命的力量极大的获得了增强。于是从08年初开始，新一轮的政治清理，主要就是针对那些怀念满清的旧官员。

    袁世凯同样借助这股风气对于北洋内部进行了人事整理，把北洋军中满人亲贵安插的那些钉子给拔了出来，那些口口声声表示自己仍旧忠诚于满清的旧人物，在这一轮政治清理中都被赶下了台。

    一时之间，和满清切断联系就成为了官场的一个新风潮，因为大家发现对异族王朝的效忠并不能得到民族意识觉醒的国民的认同，反而有可能让自己被打上汉奸的标识，从而彻底的被新秩序排挤出去。

    于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共和体制便稳固了下来，代表满清的帝制成为了民众唾弃的旧时代的愚昧象征。

    在全国政治上并不占据优势的革命势力，到了1908年八月时，已经成为了主流社会追捧的对象，那些海外留学归来的学生，不管过去赞不赞成革命，现在都会吹嘘自己在海外时已经赞成了同盟会或劳工党的主张，自己就是排满革命的先行者。

    在哪些武汉和同盟会势力没有抵达的南方省份，这些留学生很轻易的就打着革命先行者的招牌夺取了本地士绅的权力，成为了新时代的地方势力代表。

    这些人的轻易夺权，进一步刺激了那些上进无门的知识分子青年，科考制度废除后，这些地方上的知识青年就失去了上进之路，除了教书和当兵之外，几乎没啥能做的，现在他们倒是看到了新的上进之路，就是投身革命。

    于是，1908年中国的政局变化之激烈，甚至还要超过07年皇帝退位之前。皇帝退位之前，好歹还有个皇帝在上头，大家可以打着皇帝的名义镇压革命，现在皇帝退位了，袁世凯虽然反对革命，可又没有勇气和武汉公开决裂，只能在自己的地盘上稿些小动作，在公开场合袁世凯也只能表示武汉的革命行动是有利国家的，以表明自己和满清已经彻底决裂。

    这样一来，地方官员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对于地方政治的控制力，而南京兵变又让地方官员意识到，盲目镇压革命行动可能会被武汉视为满清的支持者而加以攻击，这些官员扛不住武汉的政治清算，自然也就不敢继续大张旗鼓的对付革命党人。

    于是稍微有些道德感的官员选择了挂职回乡观望，没有道德感的官员则选择投向革命，至于试图保卫满清的官员则被地方势力驱逐甚至枪毙。

    于是1908年上半年，朱尔典就看到了中国政局雪崩一样的变化，他所设想的保守和革命势力的均衡局面，压根就没有出现，现在的中国政治势力只有激进革命派和缓和变革派两种，剩下的都是要被打倒的旧反动势力。

    如果只是中国内部政治局面的失控，朱尔典还可以通过联合莫里森掩盖掉自己对华外交政策的失败，莫里森作为泰晤士报驻华记者，其负有向伦敦汇报中国情况的使命，也就是说莫里森其实就是英国外交部在中国的眼线，以确定在华外交官汇报的对华情况是否出现了较大的偏差。

    英国外交部在经历多次在外外交官员的自行其是后，终于对这些只考虑给自己个人职业生涯弄一些荣誉的官僚们失去了信任，不管是阿富汗战争或是西藏战争，实际上都不是伦敦的主张，而是殖民地官员的个人计划。

    哪怕是布尔战争，也是当地殖民地官员隐瞒了一部分情报，挑起了伦敦对于布尔人的不满，最终从外交问题变成了战争问题。而这些殖民地官员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希望能够获得布尔人发现的金矿，并进一步压缩德国在非洲殖民地的合作对象。

    所以，英国大报的驻外记者，特别是政治类记者，几乎都会得到外交部的关注，并成为外交部用来了解当地情况的渠道。莫里森愿意为朱尔典进行隐瞒的话，那么伦敦就没法判断中国的情况在失去控制。

    至于莫里森为什么这么做，因为莫里森也是对华保守派的一员，在对朱尔典的任命上，莫里森对伦敦的报告是说了不少赞美的言论的，以至于伦敦真的相信，朱尔典在中国有着极为深厚的人际网，犹如萨道义在日本一样。

    至于英国在华的另一股暗线海关系统，则因为赫德和英国政府对继承者的争执，加上共和体制成立后对海关积极收回权力，不断的失去对于英国外交部的影响力。因此，朱尔典和莫里森两人几乎就能决定对华方针问题，并上报给伦敦，形成官方政策。

    现在日中双方的政府首脑先后抛出了东亚和平论，这就击破了英国对东亚均势的战后秩序目标，朱尔典所力主的对华外交方针也就宣告了破产。伦敦自然对朱尔典感到了不满，因为这不是朱尔典向伦敦描绘的东亚新秩序。

    在这样的情况下，朱尔典也只能把莫里森找来商议对策了。

    莫里森在政治上完全是个新手，他能够在泰晤士报出头，完全是因为其文学上的成就，不管是最初的在中国徒步旅行的游记，或是义和团事变中在北京传回的报道，都迎合了英国人对海外历险的好奇心理，从而让他在英国声名远扬。

    但在政治上，他其实没有什么主见，既不迎合保守党的价值观，也对自由党的主张不以为然，因为他始终觉得自己是个澳大利亚人，而澳大利亚人有着一种朴素的帝国主义思想，他们反对自由主义中的平等原则，认为白人和有色人种是有着智力上的差异的，所以白人统治有色人种是合乎规律的，反之则是不正常的。

    但是澳大利亚人又反对伦敦对殖民地的诸多干涉，认为伦敦把自己当成了殖民地政府的上级，这显然是过于帝国主义了，须知澳大利亚和伦敦一样是平等的，大家都是效忠英王的。

    所以莫里森在中国的外交路线是混乱的，一方面他认为自己有引导中国青年倾向西方文明的责任，这是一种文明世界对野蛮民族的教育责任；另一方面他又反对中国的知识青年以西方文明的思想反对那些和列强签署的不平等条约，认为这不符合契约精神。

    莫里森其实很清楚，武汉的执政者要比北洋军政集团文明的多，但是为了维护大英帝国的利益，他积极的支持朱尔典的对华政策，认为应当扶植袁世凯以对抗武汉，防止武汉政权统一中国，那么对于大英帝国来说就是一个灾难。

    正是在莫里森和朱尔典的鼓吹下，在清帝退位之后，伦敦加大了对于袁世凯的支持，主要是帮助袁世凯扩建了军队，并为其向日本施压，拿到了南满地区的控制权。伦敦的这些小动作虽然不是决定日本在满洲问题上让步的关键，但应该能说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而伦敦这么做的原因，就是朱尔典提出的日中对抗主张，和支持袁世凯能够限制中国内部的革命势力的扩张。但是现在日中提出东亚和平论，也就意味着朱尔典提出的扶持袁世凯的主张并没有达成伦敦想要的目标，反而令英国在东亚均势的构建上遇到了大、麻烦。

    莫里森也和朱尔典一样感到了不妙，意识到伦敦一旦开始追究责任，他和朱尔典都将会会失去自己的荣誉。只是两人关起门来交流了半天，也一样没找到挽救东亚均势的新思路。

    朱尔典很坦率的和莫里森说道：“我和税务局长唐绍仪就东亚和平问题交谈过。唐表示，东亚和平对于中国来说是求之不得，而中国也是被动的接受者，因为中国并无实力挑战东亚秩序。当日本方面主动提出东亚和平时，袁总理只能积极的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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