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信仰着佛教的明正土司，倒是和西藏教区主教倪德隆关系密切，虽然这位主教于1901年才接任主教一职，但据说在现任明正土司10岁时就已经来到打箭炉了。

    也因此，明正土司对于西洋文化的接触，甚至还要比四川的大多数人更高一些。在土司衙门内，不仅有着诸如西洋自鸣钟之类的洋玩意，在生活习惯上也有了极大的改变，比如土司衙门内非常的干净，完全不类似康区普通人家，明正土司在日常出门时带着墨镜，胸前还挂着望远镜，非常的时髦。

    林信义之所以能够花这么多时间观察打箭炉的风土人情，是因为打箭炉乃是一个汉藏交接的节点，内地官员称之为关，关内尚算有流官的统治，出关之后就是土司和喇嘛寺的天下了。朝廷从此处到拉萨，需要动用乌拉差役，而不是雇佣商队了。

    这些乌拉差役类似于一种徭役，需要通过土司去协调，并不是到了打箭炉就能立刻安排上的。不过除了这种客观的原因外，还有一种主观的因素，就是内地官员对于入藏旅程的畏惧心理。

    新任的驻藏大臣联豫，待在土司衙门一个多月了，就是不想动身出关。以至于早早抵达打箭炉的他，反而等到了从北京出发的帮办大臣张荫棠。就入藏事务一事，两人也是交涉多次而无果。

    从张荫棠的口中，林信义了解到，这位驻藏大臣联豫压根不想去替有泰顶锅，事实上朝廷压根就没有按照是否主战的标准来选的新大臣，而是按照路途远近和对藏区的了解程度来选的，因此这位前任雅州知府就不幸被选中了。

    联豫对于藏区的了解确实要比普通官员多，但也有限的很，因为他所了解的藏区不过是过往客商联络时听来的只言片语。但是他对于汉、藏、土司之间的矛盾却是相当了解的。在联豫看来，四川、土司和拉萨之间矛盾甚深，几次康区的土司造反，对汉人还有可能手下留情，但是对喇嘛寺都是采取的杀人焚寺的激烈手段。

    瞻对土司造反的时候，就在辖区内焚寺杀人，看不得自己面前有喇嘛存在，以至于康区的寺庙几乎被其焚烧一空。工布朗结甚至公然宣称，要在拉萨寺庙前的长石头上栓马。最后在四川和西藏共同的出兵镇压下，瞻对土司叛乱被镇压，但是为了不支付藏兵的出兵费用，四川建议把瞻对交给拉萨，从而形成了拉萨和四川争夺康区治理权的大、麻烦。

    在这样的情况下，康区土司根本不会尽心尽力的帮助朝廷去抗击入侵西藏的英军，而康区的喇嘛寺也不会欢迎朝廷借入藏抗英为名把手伸入康区，相比起西藏面临被英国侵占的危急，这些喇嘛寺更在意自己的领地不受朝廷的侵犯。

    也正是通过这些情报的收集，林信义才发觉，所谓的赵尔丰收复康区的丰功伟绩，其实就是满清自己造孽，凭空制造出了康藏问题，最终因为英国势力入侵西藏，导致康区成为了中外势力的争夺边疆，于是赵尔丰对喇嘛寺和土司同时铲除的武力手段，完成了康区的改土归流。这叫给朝廷擦屁股，不叫拓土之功。

    由于联豫试图拖延时间，以待西藏落下尘埃，以至于张荫棠也有些无计可施了，作为帮办大臣，他总不能自己去拉萨，把联豫丢在打箭炉吧，这完全不符合体统，也不会获得朝廷的认可的。

    五月十七日，张荫棠找吴禄贞、林信义商议对策，吴禄贞表示，这个时候应当强使联豫上路，不必对其再好言相劝。

    吴禄贞的法子不是说行不通，但是对于张荫棠来说是没法接受的，因为他不能为了国事和旗人结下私怨，现在的旗人可是一个团体，虽然做不成什么事，但是想要坏事就太容易了。劫持联豫上路不难，但是事后旗人反过来的报复，他真的不想去扛，毕竟这已经涉及到满汉之争的核心问题了。

    张荫棠于是把目光转向了林信义，林信义思考良久后说道：“打箭炉其实是一个依赖于汉藏贸易发展起来的城市，如果汉藏贸易衰落下去，那么现在打箭炉内的繁荣市面就会迅速的衰败下去，而48家锅庄都依赖汉藏贸易而生，他们又都有着康区土司的利益在内，他们的生意受到了影响，那么也就意味着土司的利益受到了损失。

    英国人侵入西藏，本质上就是为了把持西藏的政治和经济，为此英国必然会控制西藏的茶贸易。从大吉岭到拉萨不过十余天的旅程，而从湖北四川运输茶叶到拉萨至少要半年。因此，一旦英国控制了西藏，打箭炉就会衰落下去。

    所以在抗击英军入侵西藏的事情上，土司们的利益和朝廷的利益是一致的，为了维持汉藏之间的茶马贸易，当前对川藏道路的建设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驻藏大臣应当在打箭炉督促川藏道路的建设，并向康区土司宣讲修建这条道路的重要性才对。至于前往西藏抵抗英军一事，反而是小节，帮办大臣去办，也就足够了。”

    张荫棠也觉得林信义这个建议更适合，他再次前往土司衙门和联豫商讨关于修建川藏道路及对康区进行宣传抗英之战的需要等事务。这一次联豫终于低头，只要不向拉萨前进，他是不管什么事都愿意去尝试一下。

    五月十八日，在土司衙门内，四十八家锅庄代表被召集，明正土司也旁听了这次会议。虽然会议是以联豫的名义召开的，但全程在会上发言的只有张荫棠。此前张荫棠的护卫队已经在城内宣讲了几日，让城内商民对此次英军入侵西藏一事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但因为不是官府正式的公文，大家对于这些事情还是有些半信半疑。

    但是在今次的会议上，张荫棠开诚布公的把整件事说了一遍，并把重点放在了大吉岭的茶叶种植园，和英人对于西藏茶贸易的垂涎后，终于引发了众人的不安和愤怒。就连一直对川藏公路建设不怎么感兴趣的明正土司，此时也陷入了犹豫不决的状态。

    作为一名在汉藏夹缝中生存下来的康区土司，明正土司并不想在自己手上对康区有什么改变，他只想遵照着父辈的智慧，守住土司这个位置而已。川藏公路的建设显然是打破康区宁静的新事物，成都到拉萨之间往来方便了，也就意味着四川、拉萨到康区往来方便了，这就意味着土司们的回旋余地更小了，毕竟他们只有在朝廷权力所不及之处，才能维持自己的统治。

    康区对于内地来说是统治边缘，对于拉萨来说也是同样，不管是汉人和藏人，对于康区的描述都是一个蛮，认为这里是未开化的野蛮之地。但同样的，未开化也保护了康区土司的自主权力，所以明正土司可以接受西方的生活习惯，可以在土司衙门里摆设西洋玩意，甚至生病了也愿意找洋人看病，但他并不愿意让自己的百姓也这么做。

    但是面对英军占领西藏后带来的更大的变化，明正土司也不能不承认，他也同样不能接受汉藏茶马贸易的衰退，因为他是这一贸易的最大受益者，没有茶马贸易给打箭炉带来的税收，他怎么维持自己现在的生活？

    会议整整开了一天，最终明正土司还是接受了要修建川藏道路的建议，他的表态也让依附于他的锅庄们做出决定，而其他锅庄也同样选择了支持。于是联豫终于有了留下的理由，当晚他就通过无线电发报给四川，很快四川总督锡良表示支持，并建议让张荫棠先行前往拉萨，显然锡良也知催促联豫尽快赶往拉萨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五月十九日准备了一天后，五月二十日林信义等终于从打箭炉南门顺着所谓的官道继续前进了。在打箭炉，明正土司为他们聘请了几位熟悉藏话的锅庄伙计，林信义于是开始号召出关的部队都要开始学习藏语，至少要学会日常交谈的几句。

    第185章 日英同盟的影响

    日英同盟的消息一经公布，真正受到震动的其实只有俄国人。德皇威廉二世对于日英同盟的消息大为振奋，他对于自己身边的亲信大臣们说道：“英国和日本早就应该结盟了，这样英国和俄国才会在远东爆发战争。”

    威廉二世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判断，是基于英日同盟是为英国对俄开战的想定，他及德国的上层人士都认为，这是又一场克里米亚战争，英国人将会自己亲自上阵在远东击退俄国，日本不过是跟随英国参战的附庸而已。

    在德国人的眼中，英国和俄国在中国问题上有着大量的利益冲突，不打上一仗显然是不能划分彼此的利益范围的。而在这场利益博弈中，日本根本没有资格当主角。因此威廉二世的兴高采烈，正是为了英俄矛盾在远东爆发而欢呼不已。

    对于法国来说，英国和日本的结盟就相当纠结的，一方面法国人担心这会刺激日本在南洋的扩张，此前日本在菲律宾的行动已经让法国人感到非常警惕了。另一方面，法国人又希望俄国能够在英日同盟的威胁下在远东收拢阵线，真正的把注意力放在欧洲。

    摩洛哥危机虽然以德国的退让而宣告结束，欧洲战争的气氛看起来有所缓和。但是法国人很清楚，英国人逼迫法国不给德国任何补偿，实际上就是在加深法德矛盾，法国的民族主义者固然欢呼这是一场胜利，但是法国的统治精英们却并不这么看。

    因为想要让一个大国接受屈辱，首先就得在军事上击败他，在外交上进行羞辱，只会进一步刺激大国的战争欲望。德国并不是清政府，清政府从来没觉得自己统治中国是合法的，所以为了保住对于中国的统治权利，他们愿意把中国的利益出让给列强。

    这种心理就是殖民者的心态，反正都是抢来的东西，为什么要为抢来的东西拼命？大不了见者有份么。大家坐在一起瓜分受害者的财产，比互相打生打死不更有利吗？所以，法国人可以在埃及向英国让步，如果不是英国的阻挡，法国人也不介意在摩洛哥让出一部分利益给德国，毕竟法国都已经给西班牙和意大利人补偿了，为什么不给德国人？

    但是法国不会在阿尔萨斯和洛林问题上对德国让步，因为这两块地方是本土。失去了他们，法国作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也就不复存在了。而对于德国来说，阿尔萨斯和洛林已经成为了德国的领土，他们可以在摩洛哥问题上让步，但是不可能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否则德意志作为一个统一民族的基础也不存在了。

    法国和德国都很清楚，双方之间的战争已经不可避免，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双方都没有准备好。在这样的局势下，法国人怎么会希望英日和俄国在远东打起来。

    不提法国有多么的纠结，俄国这边虽然对日英同盟深为惊讶，但这种惊讶主要是针对英国的警惕，而不是针对日本。于此同时，俄国国内的经济也依然没能从1900-1901年的经济危机中走出来，甚至已经从经济问题发展到了政治问题。

    俄国的资本主义本质就是，出口俄国的粮食换回俄国工业所需要的机器，从某个角度去看，俄国的工业并不是为俄国的经济而存在的，而是为外国银行家和外国资本家而存在的，至于俄国的农业则成为了外国资本市场的供应者。

    这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在俄国粮食出口逐年提高的同时，俄国的乡村和城市则不断爆发饥荒，从1891年开始，也就是俄国工业快速增长的初始之年，饥荒的规模就越来越大，到了1897年之后，饥荒开始成为了一种习惯性的产物。

    1892年托尔斯泰曾经这样嘲笑试图救济俄国农民的沙皇政府，“靠植物的汁液生存的奇生虫打算喂养这种植物。”

    正因为俄国乡村的凋敝，使得1900-1901年的经济危机对于俄国经济打击尤其沉重，并不是说俄国因此饿死了多少人，而是俄国从农民到工人，甚至连大学生都对当前的专制政府感到了不满。

    连彼得堡警察署特殊局局长祖巴托夫，到了1902年都认为继续镇压工人农民，甚至连大学生也一并镇压的强硬路线是行不通的，俄国需要进行政治上的改良，并在1903年创立了圣彼得堡机械行业工人互助协会，试图用政府领导的工会去控制工人运动。

    祖巴托夫的行动虽然被内务部长普列维所否定，在1903年8月，祖巴托夫被其解职，并监视居住。但是俄国乡村常态化的饥荒并没法因为沙皇政府的强硬姿态而自己消失，于是普列维认为，当前社会上的乱象是因为报纸上渲染的过分了，而不是真实的情况真的这么恶劣，他要求报纸上禁止报道关于各地饥荒的新闻，也不许再发起什么社会赈灾行动。

    普列维这样声称，“这不过是一小撮自由派知识分子故意夸大了乡村的经济问题，试图在政治上为自己捞取一些好处。但是我要说，这些想要捣乱俄国社会的坏蛋休想得逞，在陛下的领导下，俄国只会一天比一天更好。

    …眼下的困难不过是暂时的，只要农民和工人少一些抱怨，多一些努力，那么他们就不用担心家人饿肚子了。请那些自由派的知识分子睁开眼睛看看真实的俄罗斯吧，我们的经济和进出口数据明明都在好转，他们凭什么说，工人和农民连饭都吃不饱？不，工人和农民之所以吃不饱，是因为他们把本应该用于工作的时间都用在了毫无意义的抗议活动上…”

    内务部长普列维所采取的压制舆论的行动，并不仅仅在压制所谓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反动派一旦使用了舆论控制的手段，那么任何不顺耳的声音都会被他们统统消灭，因为他们拥有这样的权力，也敢于使用这样的权力。

    屡屡受到打击的左派和自由派知识分子固然对于普列维感到了不满，不过他们心里倒本就有了这样的准备，因为他们也知道自己的言论就是在攻击政府。但是那些地方自治派，那些主张改良社会但又支持沙皇政府的改良主义者，这一次却是受到伤害最深的。

    1903年冬，在地方自治会活动分子中开始流传这样一封信件，“阁下：目前，俄国、俄国人民及俄国地方自治制度处境维艰…我们近来曾经是许许多多悲惨的和令人愤慨的事实的无言的目击者，这些事实正像阴沉的乌云一样压抑着社会的良知…

    连年歉收、赋税苛重（例如赎金和无定额税收），结果人民筋疲力尽，民不聊生。农民实际上被剥夺了一切自治权，稳固政权中的官方人士和志愿人士凡事包揽，不请自来的维护独特的和法定的原则，在人的精神食粮方面又使得人民遭到了人为的饥馑…

    国内外的活动家在以祖国命运为儿戏的冒险家仁慈的帮助下，蛮横的掠夺国家的生产力量…报刊被窒杀、丝毫不能揭露秩序维护者不断侵犯俄国公民的自由和荣誉的罪行惟有毫无理性、肆意横行的力量在威风凛凛的大肆喧嚣，在统治着整个祖国满目疮痍的、被损害和被侮辱的辽阔的大地，而且到处都没有遇到应有的反击…”

    这份书信代表着过去俄国不愿革命的阶层现在也起来反对沙皇专制的统治了，这对于沙皇本人来说当然是一个糟糕透顶的消息，但是谁又会把这样的信件内容告诉他呢？

    当然那些在信件里被指责的冒险家们，御前大臣亚历山大·别佐勃拉佐夫、内务大臣维亚切斯拉夫·普列维、远东总督阿列克塞耶夫这些人，他们倒是一致的认为，“俄罗斯需要一场小小的胜利的战争，以便制止革命。”

    那么这场小小的战争的对象是谁呢？当然不能是德国，也不能是奥匈，因为德国就站在奥匈身后，也不能是阿富汗和波斯，因为英国人就在他们身后，于是这些冒险家很自然的就把目光放在了柔弱却又拥有着辽阔疆域的中国身上。

    按照亚历山大·别佐勃拉佐夫的说法，“只要一千个哥萨克骑兵，我就能让20万中国军队瑟瑟发抖，让他们向尊贵的沙皇陛下屈膝求饶。”

    1904年初，俄国预备派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访问日本，一是为了了解日本的虚实，二是想要知道日本对于俄国对中国采取战争行为将会持有什么立场。当库罗帕特金抵达海参崴的时候，正好听到了日英同盟的公布，这让他很是诧异，不过他并没有终止自己的访日行程，只是待在海参崴发了电报给彼得堡寻求沙皇的新指示。

    沙皇很快就给了他一个回电，显然沙皇本人对于日本自身的评价并不高，他对于库罗帕特金的新指示是：“承认了日本的进步，承认日本今后在远东诸国中占有一定地位，批评日英同盟起到了反作用（意指俄罗斯不会因为日英同盟向日本做出让步）…不讨论朝鲜半岛问题。”

    第186章 建设

    1904年对于湖北来说，是一个开始进入平稳发展的阶段，从1901年开始的基础建设到了1904年终于开始给武汉为中心的工业区带来了丰厚的回报。

    汉水、长江、湘江三条水上航路的梳理和卢汉铁路建设权的收归，使得湖广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终于对于湖北乃至湖南部分地区的经济和交通运输有了一定的掌控力。

    主持湖广铁路局的詹天佑、邝孙谋、颜德庆三人，也不再满足于只建设铁路，而是试图构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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