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觉得这张唱片的质量有很大几率会大卖。看小说就来m.BiQugE77.NET”

    周惠敏这张唱片的总制作人谷中仁没看到陈致远与周惠敏的小动作，但听到了俩人的谈话。

    此时也是忍不住放下手里的东西笑着开口。

    末了，他又看向

    雨落在屋檐上，像老式打字机敲击着时光的节拍。陈致远坐在福建龙岩一座废弃戏台的后台，脚边是半箱整理了一半的录音带。这张戏台曾属于一个早已解散的闽西汉剧团，如今被野藤缠绕，木板腐朽，唯有那方漆皮剥落的镜子还悬在墙上，映出他斑白的鬓角与眼角细密的皱纹。

    他不是来怀旧的。

    三天前，他在广西三江侗寨收到一封没有署名的信，信纸泛黄，字迹稚嫩，用铅笔写着：“老师，我想唱歌，可村里人都说我的声音像猫叫。”随信附着一段音频一个小女孩清唱月亮代表我的心，音准飘忽，气息断续，却在副歌部分突然爆发出一种近乎撕裂的清澈，仿佛灵魂挣脱了喉咙的束缚。

    附件末尾有个坐标：北纬2513，东经11678。

    他知道这是哪里长汀深山里的一个自然村，地图上连名字都没有标注。二十年前他曾路过那里，在一场暴雨中躲进村小教室，听见窗边一个孩子用口哨吹海阔天空，调子歪得离谱，节奏却坚定如鼓点。他当时录了下来，后来成了“青年之声计划”最早的试听样本之一。

    他来了。

    不是以基金会创始人身份，也不是作为传奇制作人，而只是一个听者。

    清晨五点，他徒步进村。山路泥泞，雾气浓重，远处传来鸡鸣与溪水声。村子不过十几户人家，青瓦土墙，炊烟袅袅。他在村口遇见一位背着竹篓的老妇，问起那个写信的女孩。

    “你说阿月啊”老人眯眼打量他，“她妈嫌她吵，不让她上学，天天关在家里剁猪草。”

    “我能见见她吗”

    “你又是哪个单位的”老太太警惕起来。

    他没回答，只是从背包里取出一把小巧的口琴，轻轻吹了一段茉莉花。

    老人怔住了。

    片刻后，她低声说：“这调子是我男人临走前哼的最后一首。”

    那是1976年的冬天，她的丈夫在修水库时被塌方掩埋。救出来时还能说话，躺在担架上，断断续续哼完这首曲子，就闭上了眼。没人知道他为什么选这首歌，直到今天。

    陈致远把口琴递给她：“您收着吧。它不属于我，属于记得它的人。”

    老太太颤抖着手接过，忽然转身往村里走：“我带你去见阿月。”

    女孩住在最靠山的一间矮屋里，门没锁，推开时一股霉味混着柴火气扑面而来。她正蹲在灶前烧火，听见动静猛地回头，眼睛很大，嘴唇有明显的唇裂痕迹和苏苗当年一样。

    但她没低头，也没躲。

    她盯着他看了很久，忽然说：“你是那个收声音的人。”

    他心头一震。

    “我在广播里听过你的采访片段，”她声音含糊但清晰，“你说，最难听的声音，也可能藏着最真的心。”

    他蹲下身，平视她的眼睛：“那你愿意让我听听你的心吗”

    她犹豫了一下，从床底抽出一张皱巴巴的纸，上面画满了歪歪扭扭的五线谱，歌词是自己写的：

    “他们笑我嗓门尖 像夜猫子哭天 可我知道 月亮听得懂 风也听得见 我不是要当明星 我只想告诉山外 这个叫阿月的小孩 没有死在出生那天 她还在呼吸 还在唱歌 还想活着。”

    她唱完了，脸涨得通红，手紧紧抓着衣角。

    陈致远沉默良久，才开口：“你知道吗张国荣第一次录音时，监制说他声音太柔，不够阳刚，建议他改行念话剧。邓丽君小时候参加比赛，评委说她咬字不清，像含着糖唱歌。周华健出道前被人叫土包子，说他的歌只能在夜市卖。”

    他顿了顿：“可正是这些不像样的声音，最后改变了华语乐坛。”

    女孩的眼泪终于落下。

    第二天，他带着工具回到戏台。三天时间，他亲手修补地板、加固横梁、清理蛛网，在后台搭起一个简易录音角。他从背包里取出一台老式磁带录音机就是当年周姨店里那一型号的复刻版，虽老旧却稳定。

    他对阿月说：“我们要做一张专辑，不为发行，不为流量，只为证明一件事：有些歌，必须被留下。”

    录制过程艰难。她从未受过训练，控制不了气息，高音时常破音，低音又沉得听不见。但他不允许任何人打断，也不使用任何修音技术。每一次失败的尝试都被完整保留，甚至连她哭泣、咳嗽、重来前的深呼吸都录进了母带。

    第七天夜里，暴雨突至。

    屋顶漏水，雨水顺着梁柱滴落，打湿了设备。志愿者想搬走机器，他却按住开关：“别动。让雨声也进去。”

    那一晚，他们录下了整首破晓之前，背景是雷声、雨打瓦片、风摇枯枝。她在唱到最后一句时失声痛哭，却又倔强地重复了一遍，声音沙哑却穿透力惊人：

    “就算全世界捂住我的嘴 我也要用骨头发声 因为妈妈生我时 给了我喉咙 而不是沉默。”

    录音结束时，所有人都哭了。

    他按下停止键，轻声说：“这才是真实的音乐。不是完美的演出，而是生命的挣扎。”

    专辑完成后，他没有上传网络，也没有联系媒体。他只做了十张手工卡带，每一张封面都是阿月用蜡笔画的：一个女孩站在山顶，张着嘴，歌声化作光束射向星空。

    他把其中九张分别寄给了九位曾公开质疑“过度包装素人”的乐评人、三位主流选秀节目导演，以及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的一位老朋友。

    第十张，留在了戏台上。

    他在卡带上贴了张纸条：“给下一个想唱歌的孩子。”

    一个月后，那位曾撰文批评“煽情式造星”的资深乐评人亲自来到龙岩。他在文章我们为何害怕真实的声音中写道：

    “我听了那盘带子整整十七遍。

    第一遍觉得刺耳，第二遍开始注意节奏，第三遍听懂了歌词，第五遍意识到这不是表演，而是一种生存宣言。

    我们总在寻找好声音，却忘了声音的本质不是悦耳，而是诚实。

    阿月的歌声里没有技巧，只有生命本身的力量。

    她不是未来的巨星，她是此刻正在呼吸的真实人类。

    或许，这才是音乐最初的意义。”

    这篇文章引发连锁反应。多家公益机构主动联系基金会，希望将“青年之声计划”模式复制到更多偏远地区。教育部采纳建议，启动“乡村美育种子工程”，每年遴选一百名特殊儿童进行艺术潜能评估，并提供定向支持。

    而阿月，依旧住在山里。

    但她不再被关在家里。每天傍晚，她都会坐在村口的大石头上唱歌，有时是流行曲，有时是自创的小调。渐渐地，有孩子围过来听，有老人停下脚步微笑，甚至有邻村的年轻人骑摩托赶来录音。

    陈致远离开那天，全村人都来了。

    没有人说挽留的话，但他们自发组织了一场送别仪式每个人轮流唱一句歌，不限语言、不限风格、不限音准。有人唱山歌，有人哼童谣，有老人用客家话念顺口溜，有个小男孩憋了半天，终于喊出一声“我爱你”，引得众人哄笑落泪。

    他站在路口，听着这杂乱却温暖的合唱，忽然明白：音乐从来不需要统一标准，它只需要一个起点那就是愿意发声的勇气。

    他走了，背着吉他，沿着来时的山路缓缓下行。

    身后，歌声仍在继续。

    三个月后，西藏日喀则一家盲童学校收到了一份匿名包裹。里面是一套便携录音设备、五十节充电电池，以及一本手写教材，扉页上写着：

    “亲爱的孩子们：

    我看不见你们的脸，但我相信你们心里有光。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第1页/共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