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亚洲联盟实际上是日本占据了主导地位，因为当前的亚洲局势是由海权而非陆权决定的，虽然德国的海上力量超过日本，但德国无法把本土海军弄到亚洲来，因此只能成为日本海军的副手，而中国海军还在恢复期，更加不能和日本海军争夺领导权了，再加上林信义在政治上压制住了联盟各方，从而树立了日本海军在联盟中的领导地位。

    因此，威胁日本海军对于亚洲联盟领导权的不是联盟各方的挑战，而是陆军的大陆政策对海军的亚洲联盟政治路线的否定。如果海军的政治信用不被各方承认，中国就会顺理成章的接过联盟的领导权，虽然中国在海上缺乏力量，但是作为天然的东亚陆权领导者，中国获得联盟的领导权其实并不困难，只要日本失去了政治信用。

    而，越是担心什么，什么也就出现了。就在联盟舰队参谋部商议如何应对印度支那民族民主运动的问题时，日本国内也传来了让日本海军军官们焦虑的消息，桂太郎内阁正式提出了增师案，还主张要削减日本对亚洲联盟的经费支出。

    1913年5月，为了让山县有朋支持西园寺内阁和美国政府关于日本移民问题的妥协案，伊藤博文接受了山县的提议，西园寺内阁宣布辞职，桂太郎组阁但承认美日协议有效。

    伊藤博文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让步，是因为他认为日美关系在欧洲紧张局势下不能破裂，在这个时候爆发冲突将会让日本在之后的欧洲变化中难以选择有利的立场。伊藤的立场也是根据英国政府的立场而确定的，英国已经明确表示不会在移民问题上支持日本，并要求日本为自己的决定负责。

    伊藤博文比其他日本人更加清楚日本和美国之间的实力差距，看起来英日同盟是为了对付俄国，但实际上也令日本卷入了英美之间的对抗，这是伊藤之前一直不想要英日同盟的原因，因为他知道美国的国力比日本超出太多，英日同盟会使美国把注意力放在日本身上，对日本来说就是得不偿失。

    而那些留学归来的外交精英们却盲目的相信英国的契约精神和大英帝国的强大，因此绕开了伊藤完成了英日同盟的所有工作，直到快签字了才通知他，迫使伊藤不得不接受了英日同盟。

    现在英国抛弃日本和美国妥协，而美国对日本的警惕却没有消除，可以说就是英日同盟带来的恶果。陆军现在拿着移民问题不断在美日关系上上纲上线，显然是拿日本的国运在赌了，海军都不肯和美国撕破脸，而陆军却一直在跳，伊藤只好安抚陆军。

    只是，就算西园寺公望宣布辞职，陆军也组不了阁，因为陆军拿不到元老中一半以上的票数，海军和财界都不想陆军上台，他们都想要继续维持当前以经济建设为主的国策，伊藤博文只是承诺不阻扰陆军组阁，但没表示要支持陆军。

    于是山县和桂太郎就出了幺蛾子，桂太郎直接向天皇求取了组阁的诏书，从而破坏了天皇在政治上中立的地位，伊藤博文也很生气，但山县有朋表示，伊藤过去就是这么干的，没理由陆军就不能干了。

    为了维持政治上的稳定，大正天皇的智力问题已经令国民对于天皇制的神圣性产生了怀疑，伊藤不能进一步加剧天皇权威的破坏，只能认可诏书有效。

    不过桂太郎内阁的合法性严重不足，所以桂太郎组阁后对于陆军的依赖加深，他不得不接受陆军内部提出的增师要求，田村对增师案表示反对，认为在大陆政策没有找到出路之前，盲目扩军会让陆军成为社会各界的讨伐目标，田村因此辞去了陆军大臣的职位。

    1914年5月，桂太郎内阁正式提出增师案，预告着国策上的重大变化。这对于联盟中的日本海军人员来说，显然不是什么好消息。

    第787章

    1914年确实是个多事之秋，摩洛哥危机、意土战争、巴尔干战争，这一系列欧洲地区的冲突使得列强从结盟对抗更进了一步，开始扩军备战了。在1912年之前，欧洲各国的舆论还有为如何避免战争进行的讨论，但是到了1913年后，各国舆论已经开始讨论战争何时才会开始了。

    地区间的对抗使得民族主义情绪极度高涨，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开始在帝国主义战争和爱国主义的卫国战争中摇摆不定，法国和德国的无产阶级因此开始分裂，他们都指责对方试图侵略自己的国家。试图保卫和平的法国社会党领导人被法国爱国主义者称之为“德国代理人”。

    1913年阿尔萨斯爆发的德国军人和平民的冲突，进一步加剧了德国和法国民间的对抗，法国民众认为这是德国占领军对法国人民的压迫，而德国报纸则宣称是一小撮法国间谍在破坏德国对于阿尔萨斯的合法统治。

    就在1913年底，列宁返回了欧洲，在整合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意识统一问题后，他认为应当继续回去欧洲展开战斗了。不过，在林信义看来，这场战争未必会如他的时空历史上那样如期爆发，因为英国和俄国都没有做好战争准备。

    英国人还没有完成对印度地区的政治整理工作。1911年英属印度政府宣布迁都，从加尔各答迁往德里，虽然这一行动遭到了孟加拉地区的阻扰，但是英国人却坚定的实施了迁都计划。

    英国人之所以要迁都德里，就是因为加尔各答已经成为了印度民族主义者聚集的中心，英国人在加尔各答的长期直接统治，使得这个首都区变得非常的英国化，旧的印度地主被大量的消灭，小资产阶级成为了加尔各答市民的主流。

    当中国人从西藏越过喜马拉雅山进入印度平原后，加尔各答的印度民族主义者没有站在英国人的一方，而是成为了中国人的支持者，这使得孟加拉地区完全变成了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先导者，而在中国人的组织下，印度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联合了起来，从而击败了英属印度政府能够动用的最大力量。

    大英帝国虽然还能动员起更大的力量，但是伦敦担心会引发欧洲局势的大变，最终还是选择了妥协，承认了山南地区归属中国，承认尼泊尔王国的独立，承认东北三邦的自治权力。和平虽然达成了，但是英国人也开始认为加尔各答已经不适宜作为印度的首都了。

    英国人迁都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降低孟加拉地区在印度的地位，德里是古印度的首都，而孟加拉只是古印度的边缘地区，迁都德里就是表明北印度平原才是印度的中心，而孟加拉地区并不是，所以孟加拉的民族独立运动不能代表印度民族。

    另一方面，迁都将会极大的降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政府中的比例，中央政府大部分的低级官员和办事员只能在当地招募，首都在加尔各答就必然会以加尔各答的居民为主。德里虽然是古印度的首都，不过因为一直没有发展，所以这一地区主要还是地主阶级和穆斯林的聚集区，孟加拉地区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关系不错，不代表其他地区的宗教矛盾不激烈，而地主阶级又天生亲近英国统治者。

    英国人试图用北印度平原占据优势的地主阶级和宗教矛盾来遏制印度民族独立意识在政府中的蔓延，只要英属印度政府能够正常运转起来，那么英国人认为对于印度地区的统治至少还能持续上三五十年。也就是说，英国人已经认识到对于印度的统治不能永远维持下去，他们现在做的一切手段不过是为了延缓被印度人赶出印度。

    应该来说，英国上层的明智确实给印度的民族主义传播以很大的打击，和加尔各答的小资产阶级不赞成土地革命但能理解不同，北印度平原上的地主阶级是坚定的反对东北三邦的土地革命政策的，且北印度地区的土邦统治者更是反对印度民族的说法，他们认为自己是穆斯林而非印度教信徒，因此极力反对把印度教和印度人联系起来的说法，并视印度民族主义为破坏自己统治权力的敌人。

    英国人的迁都计划确实获得了不错的效果，20世纪最初十年的全印反英浪潮开始退潮，在英国人抛出了一部分政治权利后，土邦土王、地主、穆斯林和一些资产阶级开始为英国的殖民统治辩解，认为英国对于印度的统治并非只有痛苦，也给印度带来了文明和法律。

    于是在政治版图上，印度组建分成了三个区域。孟加拉地区为人民党和国大党左翼所控制，主张恢复印度的独立，但接受和平的移交权力；南印度地区为国大党右翼所控制，虽然认为印度独立是光荣的，但反对用破坏印度传统的革命来取代英国人的统治；北印度地区则是以印度保守势力和英国文官政治为主，他们主张保持现状，支持大英帝国。

    因为人民党的出现，使得国大党左翼的力量获得了极大的增强，这就使得国大党右翼不得不尊重印度民族主义者的立场，而不能继续坚持过去向英国人祈求自由的政治把戏了。

    人民党是坚决反对为了大英帝国而去侵略其他国家，并支持大英帝国对于其他民族的侵略行为的，这一主张获得了印度农民和无产阶级的支持，迫使国大党不能继续用印度也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为大英帝国效忠有利于提升印度民族在大英帝国内地位的借口。

    英国人想要在印度征兵就在政治上遇到了抵抗，为了防止孟加拉地区的人民党借助反战情绪掀起民族解放战争，英国人不得不现在政治上获得印度国大党的支持，这就使得英国在印度的备战工作大大的受到了影响，毕竟伦敦的议会还没有彻底的下定决心和德国开战，因此现在英国政府的备战行动是非法的。

    而另一方的俄国，因为远东战争的滞后，使得斯托雷平上台被拖延了，这也就使得大斯拉夫主义者被从彼得堡驱逐出政治中枢的时间推后了。历史上正是大斯拉夫主义者在彼得堡政治斗争的失败，才全力去扶植南斯拉夫的统一意识，试图通过一场斯拉夫民族战争夺回自己的政治权力。

    斯托雷平虽然靠着维护沙皇制度上的台，但他和大斯拉夫主义还真没多少共同点，虽然他借助这些大斯拉夫主义者发动了六三政变，但很快就把这些大斯拉夫主义者扫地出门了，因为这些大斯拉夫主义者的背后是英法的支持。

    在斯托雷平看来，俄罗斯帝国最大的问题不是对外战争的失败，而是对外战争已经无法解决俄罗斯帝国的内部矛盾了，所以只有一场大规模的政治经济改革才能让俄罗斯帝国焕发新生。

    但是大斯拉夫主义者并不这么看，他们认为俄国现在的一系列国内问题都是俄国对外扩张的失败导致的，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让俄罗斯失去了夺取巴尔干半岛的机会，远东战争又令俄罗斯失去了进入太平洋的不冻港，这些对外战争的失败导致了俄罗斯民族失去了进取心，从而开始了内部的斗争。

    想要消灭国内革命的最好办法就是唤醒俄罗斯民族的荣誉感，比如把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纳入帝国，从而打开通往地中海的通道。这种大斯拉夫主义获得了法国和英国的支持，虽然英法是克里米亚战争中阻止俄国夺取巴尔干半岛的主要力量，但是在进入20世纪后，英法已经意识到德国和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半岛势力的快速扩张，他们已经无力保卫巴尔干半岛的独立，所以英法又开始拉拢俄罗斯在巴尔干地区对抗德奥。

    塞尔维亚王国是俄罗斯帝国对抗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桥头堡，也是所谓的南部斯拉夫人的核心。1903年试图在政治上中立的国王亚历山大一世一家被杀，于是亲俄国的彼得一世继位，斯拉夫主义者开始掌握这个国家。

    波斯尼亚危机令塞尔维亚和奥匈帝国陷入了直接的对抗，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因为德奥对于奥斯曼帝国的保护，使得塞尔维亚失去了进入地中海的港口，这就更加引起了大斯拉夫主义者的不满。

    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则属于巴尔干同盟的内部分赃不均引发的斯拉夫人的内讧，从而也说明了所谓的大斯拉夫主义就是个谎言，塞尔维亚联合希腊进攻保加利亚的时候，可没看出什么斯拉夫同胞的情谊，于是战后的塞尔维亚虽然确定了南斯拉夫人的核心地位，但却也令保加利亚投入了德奥同盟。

    斯托雷平正是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爆发前被暗杀的，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爆发的时候，斯托雷平就对大斯拉夫主义者进行了严厉的指责，认为这些人不是在保卫俄罗斯帝国，而是在毁灭帝国。

    斯托雷平在乡村土地改革中已经得罪了村社中的贫农，其对死刑权的下放也令无产阶级对其痛恨不已，然后在对外扩张问题上又得罪了大斯拉夫主义者，在国际关系上认为俄国应当保持和平而不是开战，又令英法政府感到恼火不已。

    所以斯托雷平从1909年开始就遇到了各种暗杀事件，只不过在这个时空里他要比另一个时空中的自己运气好一些，坚持到了1913年春。

    斯托雷平的去世令德国政府失去了和俄国政府政治和谈的可能性，斯托雷平虽然借了大量的英法贷款来发展俄国的工业和基础建设，但是他也尽量保持着和德国之间的贸易联系，以平衡俄国在德国和英法之间的位置，避免德国把俄国视为战争对手而非谈判对手。

    斯托雷平在世时通过一系列手段加强了帝国政府的集权，这种权力的集中甚至令其压制住了沙皇的专制权力。但是在他去世后，并没有一位帝国官僚能够维持住这一政府集权，反而使得沙皇的专制权力获得了极大的扩张，因为政治上的反对派已经被斯托雷平所打倒，而政府内的官员无人敢违抗沙皇的命令。

    首相科科夫佐夫首先就遇到了陆军大臣苏霍姆利诺夫和外交大臣萨佐诺夫的挑战，这两位沙俄官员在沙皇的支持下，开始扭转斯托雷平时期的对外和平战略，转向“实权”战略，即外交依靠武力威胁得以实现。

    陆军大臣苏霍姆利诺夫对1914年军事增加预算提出的贷款问题，迫使首相科科夫佐夫将该信件交给尼古拉二世裁决，从而形成了首相无权否决由外交大臣和陆军大臣提出、由沙皇在幕后支持的提议的潜规则。

    事实上首相科科夫佐夫虽然软弱，但还是在尽力为此斯托雷平留下的改革体制，但是陆军大臣、外交大臣和沙皇本人在巴尔干问题上的好战倾向，正使得俄罗斯帝国在外交上不断和德奥对立，使得德国和俄国之间的互信关系被破坏。

    要知道在远东战争期间，虽然德国民间舆论是支持中国的，但是德皇还是通过和俄皇之间的私人外交，为俄国舰队远征东方提供了方便，并一度差点缔结了德俄同盟。可以说德俄关系在远东战争之后，主要依赖两位皇帝的私交而不是政府外交关系在维持。

    但是尼古拉二世在巴尔干问题上的不断反复，不仅让德国军方感到了不满，也令德皇对沙皇产生了不信任。不过此时俄国的大斯拉夫主义者还没有彻底夺得发动战争的权力，所以在1914年并没有爆发引发战争的暗杀事件，但是俄国对于战争准备工作确实开始加速了。

    相比起欧洲在暴风雨的前夜，中国反而先爆发了内部的冲突。1914年六月，由广东同盟会改组的中华革命党发起了驱岑运动，理由是岑春煊和张鸣岐对法国对越南华侨的迫害采取了妥协，有损国格。

    岑春煊是前清两广总督，民国后成为广东广西都督，张鸣岐是广西巡抚，民国后为广西省省主席。岑春煊、张鸣岐和云贵总督赵尔巽原本是抱团取暖的，在光绪退位后，三人以维持地方秩序为要旨，不过岑春煊已经看到满清不可能复活，所以和孙文领导的同盟会联合，将一部分政府官员的职位交给了同盟会，来消除广东的革命危机。

    张鸣岐和赵尔巽都是坚定的反革命派，不过和赵尔巽不同，张鸣岐没有什么家世背景，所以不需要态度鲜明的反对革命，在表态支持岑春煊的主张下，他在广西依然执行着排斥革命的地方政策。而赵尔巽没法含糊其辞，毕竟劳工党可不是同盟会，只要听几句好话和交出几个官职就能蒙混过去的，在表明政治立场之后，劳工党必然是要云南实施土地改革的，这也是贵州巡抚宣布支持武汉后的实践。

    所以，赵尔巽凭借云南的封闭地理和武汉劳工党对抗三年后，终于还是辞职走人了，因为云南新军压根不肯再效忠大清了，云南的地方势力和进步势力都觉得赵尔巽该下台，毕竟大清已经亡了。赵尔巽离开云南后，云南就出现了军人执政的局面，罗佩金、唐继尧割据一方，代表劳工党的李根源则主持着一部分的政府工作。

    1912年，有鉴于同盟会的组织涣散，孙文和朱执信推动了政党改组，改组为了中华革命党。中华革命党制定了明确的纲领：规定本党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以扫除专制统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

    不过，中华革命党的主要支持者实际是海外华侨，法国人在法属印度支那对华人经济的打压自然引发了中华革命党的普遍不满，因此中华革命党一直试图和法国人交涉，要求法国人停止对华侨的迫害。孙文更是提出了要收复广州湾，以表示和法国决裂。

    孙文的主张遭到了岑春煊、张鸣岐、龙济光的反对。他们一方面表示这是中央政府负责的外交事务；一方面也主张孙文不过是广东议会的一名普通议员，不能随意干涉政府行事。

    问题的实质其实是，中华革命党已经不满足与和代表旧清上层开明官僚的联合，而想要完全拿下两广地区作为本党的发展基地。特别是张鸣岐、龙济光在广西反对革命党扩张组织不说，还试图染指广东的军队指挥权，这使得革命党产生了极大的警惕。

    而张鸣岐、龙济光做出这样的举动，又是因为粤汉铁路的通车，武汉势力开始进入广东，为了避免广东为武汉所控制，使广西变为孤岛，所以他们打算完成两广地区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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