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7章 论教育

    见张之洞开始倾向于放手让田均一大干，梁鼎芬终于还是忍不住插嘴岔开了话题问道：“你说这劳动中也能长学问，那么这学问能说出来让我见识见识吗？”

    张之洞有些不解的看了自己的心腹一眼，觉得这个问题有些为难人了，田均一说身体力行能长学问，也许就是一个托词，但是这种实干精神已经足以让他另眼相看了，因为其他人连门面功夫都不会做，只会在他面前侃侃而谈，然后谋一个好职位而已。

    只是他还没有来得及开口为田均一解围，却见田均一不假思索的出口说道：“过去我以为让人做事要先为表率，要把好处落在实处。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么。

    在这工地上和他们一起劳动之后，我才知道自己还是肤浅了。想要让人干活，不是拿着鞭子和饷银让其拼命干，而是要先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这些人几乎都是家里的顶梁柱，他们卖力气干活是为了养家糊口，他们的身体是家中最重要的财富。不管是鞭子还是饷银，其实都是让他们不顾惜自己的身体去干活，这样的惩罚和奖励只能提高一时之效率，但是当他们的身体干垮了之后，其他人也就不敢再不顾惜自己的身体了。

    作为一名劳动者，他们需要出卖自己的劳动才能生存下去，因此他们的后顾之忧就是不能让身体受伤、生病，否则今后连劳动都没法出卖了。我们这些管理者要做的，是尽可能的保护他们干活的安全，防止他们生病受伤，假如真的生病受伤了，也要及时送治，并给与养伤的时间和费用。只有在身体的安全得到了保障的情况下，他们才不会顾惜自己的力气。

    其次，我们不仅要关心劳动者的身体，还要关心他们出卖的劳动是否能够养家糊口。要是怎么努力劳动都不能养活家人，那么劳动者还努力做什么…”

    张之洞对于这种说辞也就感觉新鲜，颇有儒家之仁的道理，但是他对于这种理论其实是没多大兴趣的，因为仁是上对下的施舍。也就是说，儒家所主张的仁，不在于实施了仁的举动，而在于实施者是否具有仁者之心。只要统治者有仁心，那么不管你的仁有没有落实到百姓身上，就是值得歌颂的，儒家的一切都是为统治者服务，而不是为庶民服务的。

    在他看来，田均一虽然有仁心，但过于看重仁的这种行为了。过犹不及，这就是功利之心，而远离君子之道了。

    当然，在当前需要有人执行新政的局势下，田均一的表现已经足够了，于是他便出声打断了田均一的劳动者组织的方法论，转而说道：“不错，不错，这学问是有所长进了。不过，均一还是应当多和君子交往，不要过于沉迷下僚了，这对你的前途可不是什么好事。既然这长堤快要建成了，那么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建设这块新的城区？”

    田均一收住了话头，他现在有些明白，为什么林信义说劳工党的主张不必有所隐瞒，而是应该尽可能的宣传开去，因为这些主张都是那些官僚不想听也不会去做的，只要让下面的百姓理解了这一点，那么革命的思想也就蔓延开了。

    田均一理了理思路后说道：“跨长江大桥现在还不能修，不过跨汉水的大桥已经可以修建了。西门子公司愿意承担设计和承建的工作，我们正可以借助修建这座大桥的机会，修建水泥厂、改建钢铁厂、建立电厂，并成立一个建筑公司学习如何修建桥梁。

    说到这个，香帅，教育上的改革必须要加以推进了。这么多工厂、工程建设需要的新学人才，没有教育方面的支持，是没法支撑下来的。要是我们自己的人没法补上这些位置，那么这些位置就会成为洋人的禁脔，这才是真正的受制于人啊。”

    对于教育改革，其实张之洞是最为关心的，比如他的头号心腹梁鼎芬就是教育改革的主持者。修筑长堤，建设城市的事情，他还能放手让田均一去做，但是在教育上的事务他都是亲力亲为，哪怕是梁鼎芬上的条陈，他也要认真的看过加以修改的，因为这才是他认为的根本。

    张之洞沉默了一会后终于说道：“节庵其实对于教育上的变革已经相当激进了，两湖书院改成了两湖高等学堂，课程也调整为经学、中外史学、中外地理学、算学、理化学、财政学、兵事学等八门。然后又筹办农务、工艺、军事等各类专业学堂和师范学堂。

    吾以为，海内各省之教育新政不会比湖北更为超前了。但是这样还不足以支撑起你要的人才吗？我们就不能等一等，等我们自己派出的留学人才归来，然后再加以改进教育内容…”

    田均一顾不得上下尊卑，急切的打断了张之洞说道：“香帅，没有时间了。我们只是借用了5年的赔款。五年之后我们就要偿本付息了，若是没有自己人掌握这些工厂，那么我们就等于是在帮洋人建设了。那样的话，就是湖广借了一笔钱办新政，然后果实却是给洋人摘取了，我们就真正是引狼入室了。”

    张之洞也觉得牙疼，他看向了一旁的梁鼎芬，以眼神征求他的意见。在这样的问题上，梁鼎芬也是拿不出什么办法的，虽然他对于田均一的教育改革计划并不感冒，但是这个计划一旦和新政中的经济建设联系在一起，那么他也不敢断然做出否定，因为他可拿不出替代的方案，也不能为洋人担保不吞了这些工厂。

    梁鼎芬只能避重就轻的说道：“留学欧美，终究花费太高，且中国和欧洲距离太远，湖广难以派人监管学生留学之情况。我看还是留学日本比较好，日本从欧洲学习的成果转化为了日本的文字，中日同文同种，大家容易交流，自然也就容易学有所成，还不用走错路。”

    田均一摇着头苦笑道：“日本在欧洲学到的东西已经是传了一手，那些欧洲人已经有所保留。我们再去日本留学，日本人再留一手，这还有什么真东西能学到的？”

    蔡锷此时也出言帮腔道：“香帅，日本留学没什么东西可学也就罢了，这些留学生无所事事就喜欢聚在一起，一聚会大都会讨论明治维新的成果，讨论明治维新的成果就必然会提起甲午战争，然后是庚子国耻，自然很容易偏激而倾向于革命党。派人去日本留学，我担心建设的人才没出几个，革命党却能带回来一堆。”

    这下梁鼎芬也熄火了，蔡锷说的可不是危言耸听，今年朝廷派人前往日本担任留学监督，引起了留学生的极大反感，连驻日公使都被迫辞职了。他虽然想剩下几个钱，但是要为留学生打包票，说这些人在日本一定会潜心求学，不会入革命党，这话连他自己都不敢信，更何况是张之洞。

    张之洞思考了一会，终于摇着头说道：“罢了，罢了，那就少派几个留学生，但也要把真东西学会来。只是，德国的大学愿意接收我们派出的留学生吗？”

    田均一心底松了口气，面上却平静的回道：“除了军校还没有谈妥，其他学校已经拜托西门子先生替我们联络了，应该问题不大。不过为了让留学生能尽快的融入德国的学习生活，我认为两湖高等学校不仅应当开办德语班，还应当邀请德国的学校同我们进行合办，在中国上两年基础课，然后再到德国上专业课程，这样既可以节约经费，也能把一些不适合的人选提前刷下来。”

    张之洞对于这个建议倒是不抵触，只是让田均一和德国人要好好交涉，不能让那些留学生在德国参加什么革命党，只能让他们好好学习。

    蔡锷则再次插话道：“香帅，德国也是帝制国家，他们也不会容许革命党的存在的。”

    张之洞顿时反应了过来，呵呵笑道：“我是关心则乱，现在朝廷的日子不好过啊。八国联军占了北京一回，各地对于朝廷的敬畏之心就去了。现在俄国人占了满洲又不肯走，朝廷更是颜面无光，这革命党的言论就流行了起来。我不得不防啊。”

    田均一并不想听这个，他很快就接着说道：“光是注重大学教育和实业教育，还是不够的。新式工厂的工人至少要会读会算，这样才能很快上手。因此现在的小学教育，不能光讲数量，也得讲内容。

    我以为，小学教材应当彻底取消经学和八股文，只要进行识字教育和算术教育，再加上一点历史教育，然后便是体育课和劳动课，就已经足够了。我们不是为朝廷培养官员，我们需要的只是合格的工人。”

    张之洞皱了皱眉后说道：“均一你说的也不算错。但是既然已经花费了这么多钱搞教育，只讲授这样简单的学问，是不是误人子弟？他们之中也许还是会有一些人才的。”

    田均一并不觉得经学能改变中国，他自己也是从小接受的经学教育，但是在那个日本少年面前，他觉得自己完全就是一个蒙童，由此可见经学已经完全落伍了。不过他口中却这样说道：“真正有才能的人，可以到了高等学堂再研究经学也来的及…”

    张之洞最终还是退让了，毕竟在这么多投资面前，他很难坚持己见，要求学校培养出一群读书人出来。田均一目标明确的小学教育目标，也让他看到了学校教育的未来是什么。因此他便对着梁鼎芬说道：“我看，你们也成立一个教育委员会吧，均一他们成立的这个委员会还是挺有用处的。要不然，这么多事情你一个人怎么干的了…”

    第118章 革命路线的确立

    张之洞谈完了教育问题也觉得有些疲乏了，毕竟他一向是下午和晚上办公早上休息的，今日难得的破例了，却也有些精力不济了。不过就在他预备打道回府的时候，田均一却主动的拦住了他请求道。

    “香帅，还有一事，我还要向您做个请求。就是关于清理会党成立工会的事务。汉口是一个大码头，这里最多的就是码头工人，而会党就隐藏在这些码头工人当中，不把这些工人组织起来，就不能清理掉会党分子。”

    张之洞打了个哈欠后说道：“会党我也想清理，这些人总是和革命党勾结试图颠覆朝廷，此次军中差点酿成乱事，就是军队中混入了大量的会党分子。可是从开国的时候这些会党就已经出现了，两百多年里朝廷都没有剿灭他们，你打算怎么清理码头苦力中的会党？”

    田均一看着张之洞说道：“上个月香帅下令成立了武昌警察总局，我以为这警察制度自然是比过去的巡捕制度先进的，但是当前的警察数量还是太少，也缺乏经费和责任心，所以我以为应当先确保警察局的经费来源，然后增加警察的编制，并成立道德委员会对警察部门进行个人行为的监督，清理掉那些缺乏道德容易和会党勾结的腐败分子。”

    张之洞对这个提议倒是很感兴趣，他点了点头说道：“确实，我们废除了差役和书吏，就是因为这些人在官府和小民之间操弄权柄，坏了官府的名声，又让百姓怨气丛生。要不然你写个条陈给我，说说这个道德委员会该怎么成立，又该怎么监管警察局。只是保证警察局的经费一事，我也没什么头绪，你有什么想法吗？”

    田均一道：“汉口每年的鸦片贸易约为300万海关两，今年来进口鸦片在减少，而本地鸦片种植数量在上升。大人想必也清楚，鸦片这个东西是完全有害无益的，但是因为列强的缘故，我们并不能公开禁止鸦片贸易，而鸦片贸易又是和会党最密切相关的生意，因为这一行来钱最快。

    所以，打击会党的最优先之解，就是先断绝了会党的财源，禁止设立私人鸦片馆，在各地建立鸦片专卖局，对合法的鸦片馆颁发牌照，并征收100%的税收。在抬高价格之后，平民就抽不起鸦片，则鸦片贸易和鸦片种植数量都会减少。

    专卖税收可以分为三部分来使用，一部分用于作为警察局和鸦片专卖局的开办经费，一部分用于帮助民众戒毒，最后一部分用于发展农业。只有改善了农业，农民才会主动的放弃鸦片种植，否则他们必然会因为利益而扩大鸦片的种植。”

    张之洞颇为意动，只是他又有些担心的问道：“若是列强对鸦片专卖税的设置加以干涉，我们该怎么办？”

    田均一道：“那就改名为牌照费，事实上按照法理，列强也只能对关税提出抗议，不能对我国国内的消费税横加干涉，那是宗主国对于殖民地的权力。”

    张之洞终于点了点头说道：“那么这事你也写一个详细的条陈上来吧。我回去后好好参详参详，会尽快给你一个答复的…”

    当天晚上，田均一召集了汉口的劳工党成员进行了一次会议，主要是对建筑长堤工程的一些经验做了总结，在大家各自发表了自己的亲身体验之后，田均一做了一个总结道：“从这一次的长堤修筑过程来看，临时雇佣来的农民和长期出卖劳力为生的劳动者之间还是有着相当大的差距的。

    前者只是想要赚一些外快，他们的本业还是农民，因此对于短期的打工只要有些收入就认为是赚到了，他们的心思主要还是放在家里的田地上，因此并不愿意在外头惹事。简单的说，就是这些农民还有退路，因此拒绝为了一份短工去反抗压迫。

    但是后者是没有退路的，他们的生存就是依赖于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因此假如被压迫的狠了也就危急到了自己的生存。因此后者愿意反抗不公正的待遇，追求合理的用工制度和用工报酬，假如能够给与他们一个稳定的组织，那么他们就会成为革命的领导力量。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我们想要劳动者成为革命的领导力量，就得先有一支足够数量的职业劳动者，因为只有足够数量的的职业劳动者，我们才能在这座城市中压倒反革命的势力，从而夺取对于这座城市的控制权。

    当前阻碍我们把这些职业劳动者变为革命力量的关键，不是满清的朝廷，而是混迹于职业劳动者之间的会党分子。这些人虽然有初步的反抗压迫的意识，但是他们并没有革命的理论和革命的意识，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员反而变成了压迫劳动者的一员。他们有破坏力而无建设性，是我们第一个需要打倒的敌人…”

    在此之前，劳工党内一直都有两条革命路线的争论，一条是以长江沿线各口岸城市作为革命基地发动革命。另一条则是林信义提出的，到农村去发动农民，利用土地改革聚拢人心打倒控制农村的地主阶级，最终取得对于农村的控制权力，然后凭借农民的力量推翻城市中的清政府力量。

    鉴于林信义此前做出的判断的正确性，一开始劳工党内的领导者都是支持这一路线的，但是后加入的劳工党成员其实是反对这一革命路线的。双方一直争执不下，直到这一次田均一等人亲自参加了长堤建设，并根据这大半年来对于农村的调查报告进行对比，田均一这次不得不接受了同志们的主张，就是以农村为革命中心，在当前是不适合的。

    理由可以谈上许多，但归根结底就是两条，农村还没有出现大面积破产，农民现在还活的下去，数千年的儒家驯化教育异化了农民，让这些农民几乎失去了反抗精神，只要老爷们愿意在灾荒之年借口吃的，老爷们就是恩人，自己穷是自己命不好，别人穷是因为别人懒。

    过去田均一这些地主阶级的一份子对于农民的逆来顺受是漠视的，认为这就是同人不同命，正因为这些人的愚蠢，才需要他们这些读书人来领导，这就是所谓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等到他们的思想转向革命的立场之后，立刻就发觉了农民的愚昧、懦弱和野蛮，实际上正是统治阶级的有意而为之。正因为农民被地域分割成了一个个的小群体，依附于士绅地主而活，也就使得革命的思想很难传入到村子里去，而村子里的农民对于外来者是不信任的，外人和洋人其实没什么区别。

    面对这样的农村，劳工党的成员们自然就认为不可能有革命的土壤。因为他们在乡村里连基本的宣传工作都没法开展，凭什么去鼓动农民去反对士绅地主？

    想要在农村宣传革命的道理，得先打破当前农村的封闭状态，要让这些村子加入到社会经济活动中来，然后给他们办学校，让他们出来见见世面，了解外部世界的变化，才有可能引导乡村中的年轻人成为革命分子。

    此外，以劳工党目前的人手，在城市中宣传革命，一个人可以轻易的向几十数百人进行传播，但是在乡村只能一对一，一对几个的宣传，这种宣传的效率完全不符合大家对于革命发展速度的期望。更何况，在要求党员必须参加劳动的决策下达后，这几个月里武汉的党员至少有40%退、党了，真正成熟可靠的党员比金子还稀有，怎么能随意的把党员安排去农村发动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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