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门,最重要的工作是分析情报。所以,这个部门的人员应该尽可能的年轻化,并拥有谨慎细致的性格,对新事物要有好奇心,最重要的是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能对上司盲从。情报分析部门若是不能提出一份客观的分析报告,那么不如不设这个部门。”
河原要一伸手托着下巴思考了一会,然后抬头看着林信义反问道:“你确定这不是按照你自己的样子制定的标准?你打算毕业后进这个部门?”
林信义立刻点头一本正经的说道:“校长果然英明。所以,请给这个部门的成员制定高一些的薪水,并给与租房津贴吧。我在东京可是无依无靠啊,要是工资不高一些,很难和女朋友出去玩的。”
河原要一看着这个样子的林信义顿感一阵无语,不过这倒也解决了他的一个麻烦,因为按照伊东佑亨的嘱咐,他这次就是来劝说对方毕业后来军令部的。虽然对于其他人来说应该没有什么挑三拣四的资格,但是对于某些人来说,他们还是能够决定自己去海军的什么地方的。
河原要一内心松了口气,但面上神情不变的说道:“这样也好,这个部门是你提出建议创立的,其他人也不知道该怎么组建它,那么你还有其他建议吗?”
林信义思考了一下后说道:“想法倒是有不少,不过当前最优先的是确立一件事,就是这个部门应当有建议权。”
河原要一有些莫名其妙的说道:“建议权?情报收集完毕,上交的时候给一份建议,这不是很正常的吗?这还需要重点提出来?”
林信义看着他说道:“陆主海从的主要形式,不就是大本营成立之后,陆军对于天皇的建议权吗?建议和建议的权力是两回事。
前者可以被视为个人的看法,其他人可以不予理会,但是建议权则代表情报分析部门的判断,否决了情报分析部门的建议,那么就该切实的拿出理由来,或者承担起拒绝导致的问题责任来。
没有这个建议权,这个情报分析部门不过是个收发室,有了这个建议权,那么海军省或军令部都要给与尊重。它可以成为校长您手中的武器,成为校长您在海军中发声的一个渠道。”
“我的武器?”河原有些诧异的看着林信义,很快便反问道:“我还需要这个武器?”
林信义看着他说道:“真的不需要吗?代表海军发言的只有海军大臣,军令部假如没有一个有力身份的人担任部长,是不可能让海军省听从军令部的建议的,这就是有建议没有建议权的区别。
只有在战争开启的时候,军令部才能代表天皇对海军省下达命令。即便您现在是军令部次长,也一样不能对海军省的工作指手画脚,但是情报分析部门可以,还可以把每一份建议记录在案,以做事后检讨之用,这也扩大了军令部的权力。”
河原要一终于听明白了,这个建议权确实挺有用处,假如海军省不听建议,然后军令部要求进行事后检讨,那么海军省就可以在会上直接做检讨了,这其实是用来牵制海军省的计划。
他终于点了点头说道:“我明白了,我回去后会同部下认真的讨论的…”
河原要一把林信义送到市内,就在林信义的要求下让他下了马车。难得无所事事的半天,林信义也不想回旅社发呆,于是便去见了安部矶雄。
到了安部矶雄的宿舍,正好遇到他要出门,看到林信义后,安部便对着他说道:“既然遇到了就和我一起去见几个朋友吧。”
林信义左右无事也就跟着安部走了,之后便来到了一处小报《万朝报》的报社。看到安部带着一个少年走进报社,大房间内正坐着办事的编辑们都好奇的看了过来。
安部向着林信义介绍道:“幸德秋水、堺利彦、内村鑑三、圆城寺天山和斯波贞吉…他们都是社会主义协会的成员。”
接着安部又向着众人介绍道:“林信义,共产、党宣言中文版和日文版的翻译者。你们不都想见见他么…”
这下编辑们终于热情了起来,纷纷起身向着林信义招呼着,让他坐下来说话。
第114章 合法的斗争
《万朝报》是东京最有名的小报,它既翻译外国的推理小说,又以揭发上流社会的丑闻而被誉为黄色小报,而在揭发上流社会丑闻的同时,这张报纸也不可避免的对无产阶级产生了同情心,这也是报社的编辑们都是社会主义协会的成员的主要原因。
幸德秋水对于林信义最为好奇,此时的他已经从恩师中江兆民的去世中走了出来,神情也开朗了许多,他向着林信义招呼道:“你翻译的日文版和中文版我都看了一遍,但是我觉得中文版更加的有气势一些,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希望把你的日文版稍作修改之后发表在《万朝报》上。”
林信义对幸德秋水的批评乐于接受,因为中文版他好歹还有个记忆可以进行比对,而日文版则真的属于再创作了。此时的日文更类似于中国没有实施白话文运动之前的改良古文,虽然已经贴近了口语,也加了许多外来借词,但是其内核还是古文的,而不是现代的。
就这点上来说,缺乏了一场新文化运动的日本,实质上的思想要比中国更为保守。当前小报在日本的繁荣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明治维新的教育发展已经让大量的下层民众获得了基本的读写能力,使得他们迫切的需要通过一扇窗口去了解自己的国家和这个世界的变化。
但是,日本在甲午战争的胜利带来的虚幻幸福感,使得这个国家在文化上失去了进一步变革的紧迫感,从市民阶层对海外的推理小说大感兴趣,而不是更乐衷于西方的理性思考,就能看得出来,日本的民众现在只想要一点奶头乐填补自己的精神空虚,而不是感觉不起来革命就会活不下去的那种紧迫感。
同一时间里,八国联军的入侵把大清帝国最后一层遮羞布也揭开了,这下连最底层的老百姓都知道,大清并不比印度人、朝鲜人、埃及人好多少,再这样下去中国就要沦为各国的殖民地了,大家都要做亡国奴了。
在这样的局势刺激下,一部分知识分子终于不再试图保卫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是把保卫国家和民族放在了最优先的选项,只要能够避免亡国奴的下场,那么满人可以排,孔子也可以不要,甚至连方块字都可以一并丢弃。
正是抱着这种决绝的姿态,中国的文化才开始了新一轮的变革,所谓国粹已经被这些知识分子视为了愚昧的象征。满清和儒教的紧密结合,也就是从顺治到乾隆数带清帝所塑造的君师一体,使得这些试图变革中国的知识分子直接把一切落后的根源都归咎于清政府身上,这也就为新的文化树立起了一个具体的可以对抗的敌人。
假如没有这样一个可以被打倒的敌人,那么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还未必能在短时间内获得那样巨大的成功。这也就是自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帝制就无法再存在下去的原因。张勋、袁世凯所以为的人心还在帝制,实质上只有国粹主义中的遗老遗少们还在怀念帝制,就算是反对全面取缔传统文化的旧知识分子,也已经抛弃了帝制,因为帝制已经成为了反对社会进步的象征,而反对社会进步就是让大家去当亡国奴。
但是在日本,因为明治维新带来的社会进步,因为甲午战争的胜利,日本的传统文化被视为了日本能够不断跟上新时代的国粹主义。面对这一理论,国粹主义反而变成了保卫日本存继的关键,那些试图变革日本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也就变成了洋人的走狗。
所谓的明治开化,实际上并没有造成日本国民对于统治阶层的任何不满,因为过去上千年天皇一直没有亲政的权力,而幕府实际上是开国派,主持倒幕的四强藩才是保守派。只不过在倒幕战争中,被藩主派出到外国求学的下级藩士们睁开眼睛看到了世界的变化后,认为开国才有前途,因此窃取了四强藩的藩政,最终实现了江户的无血开城。
所以,倒幕战争看起来是四强藩对幕府的胜利,可实质上是开国派对于锁国派的胜利。因此日本民众对于幕府的恶感并不大,因为幕府并没有反对开化,而代表朝廷的孝明天皇才是反对开化的代表,他反对幕府的开国政策,同样也反对四强藩的以下犯上,然后就不明不白的死去了,之后上台的明治天皇很识趣的服从了长州、萨摩两藩的开国派的要求,组建了开国派主导的新政府。
在国粹主义者的宣传下,朝廷变成了开国派的代表,而幕府成了反对开化的代表,这些国粹主义者通过几十年对倒幕战争事实的修改,已经成功的修改了日本国民的记忆,让大家觉得幕府之所以倒台,就是不肯听从朝廷的命令开国。
在这种不遗余力的抹黑下,主张签署《日美友好通商条约》的井伊直弼,变成了一个愚昧且抗拒开化的顽固派形象,这种方式倒是被日后的某国所借鉴了。只不过经过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国人对于这种手法嗤之以鼻,于是便出现了一个笑话,某人被不遗余力的抹黑了40年,结果却依然还是一轮红日,某些人在互联网出现后的几年内,就不得不搞信息封锁以捍卫祖宗的颜面了。
心中思考着中日近代文化思想的源流,林信义面对幸德秋水的请求却这样回答道:“先生是《北清分捕之怪闻》调查报告的作者吧?我拜读过先生的文字,我以为由先生来对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进行修订是合适的,我不过是个初学者,对于翻译这样的事并没有掌握到神髓。不过在如何发表共产、党宣言一事上,能容许我提一个小小的建议吗?”
幸德秋水看着林信义摇着头说道:“不,我觉得你的中文版翻译的很好,有着一种让人热血沸腾的精神蕴含在文字里。而日文版的问题在于,文字中少了那股斗争到底的气势。我只是希望让日本人也能领略到那股精神,才想要修订一二,并不是说你的日文版翻译的不好。作为首译者,你当然可以提出自己的建议,但我需要考虑之后才能决定是否赞成。”
林信义不得不承认,任何在历史留下名字的人都必然有着异于常人的能力,至少幸德秋水对于自己的日文版翻译评价的很准确,在翻译中文版的时候他想到是斗争,至于会不会遭到清王朝的反对,他丝毫没有加以考虑,所以中文版的翻译几乎和后世的最终版本没多大区别。
但是在翻译日文版的时候,他谨慎了不少,因为这个国家的体制还在,过于激烈的抗争显然是危险的,所以日文版就显得要温和了许多。幸德秋水在学问研究上显然更加的纯粹一些,自然立刻察觉到了日文版的问题。
林信义向着对方点头致谢后说道:“对于日文版的修改,我觉得幸德应当是最合适的人选。不过对于如何发表共产、党宣言,我认为单纯的宣扬,不如加以批评比较好。”
“批判共产、党宣言?” 幸德秋水、堺利彦等编辑都一脸疑惑的看向了林信义或安部,他们原本以为安部带来的也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支持者,但是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的林信义却提出要对宣言加以批判,这就让他们有些理解不能了。
林信义则不慌不忙的说道:“当前最大的问题是把社会主义思想介绍给日本的工人阶级,可如果我们想要把这样一种外国思想介绍给日本人,并告诉他们这才是日本最好的选择,我认为一定会引发守旧势力和财阀们的反对的,他们或者会采用法律手段禁止我们宣传社会主义思想,或是采用造谣污蔑的手段欺骗民众社会主义是一种不劳而获的坏思想。
因此,在这些守旧势力和财阀们没有反应过来之前,我们应当先代表他们把共产、党宣言大肆批判一番。敌人所支持的,必然是我们所要反对的。日本的工人阶级会因为财阀们对于社会主义思想的厌恶,而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思想。
而对于共产、党宣言加以批评的宣传,也可以让社会主义的思想能够更加合法的进行宣扬。对于当前的日本人来说,先让他们了解有这样一种思想,比告诉他们这是一种正确的思想更为重要。因为他们自己就会拿着这种思想去衡量自己所处的阶级的利益,从而迅速的认同它…”
送走了安部和林信义之后,堺利彦等人向着站在窗口的幸德秋水问道:“你觉得林信义的建议怎么样?”
幸德秋水沉默了一阵,从窗外收回了视线看向了同伴们说道:“虽然我更主张正面的斗争,但是,有时候运用一些策略进行斗争也是可以接受的。我觉得可以这么干…”
陪着林信义离开了报社的安部,走过一条长长的巷子后,忍不住向身边的少年问道:“你建议幸德他们改换一下文章的风格,是不是认为政府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会采取禁止的立场?”
林信义看着街上熙熙攘攘的行人,江户时代留下的街巷,在工业发展之后显然有些落后于时代了,心中虽然有所感慨,但是他口中则不假思索的说道:“安部教授在海军兵学校上课时也应该发现了,假如不是以分析欧美列强的社会为基础,海军根本不会让你讲授社会主义的理论。
在军部看来,社会主义理论是一种方案,解决问题的方案,它不能是一种思想。因为这种思想会毁了日本的基础。这个国家名义上是属于天皇和国民的,但实质上它是属于军部的,军部的立场就是政府的立场,假如社会主义的支持者不能学会合法的斗争手段,那么很容易就会成为这个时代的安政大狱…”
第115章 克虏伯
6月17日,被意大利政府驱逐的克虏伯公司的第二代总裁弗雷德里希·阿尔弗雷德·克虏伯,坐着自己的游艇抵达了上海,这场长途旅行虽然颇为艰苦,但是却让他的精神振奋不少,他感觉自己在旅行中获得了新生。
1901年对他来说是一个相当不顺的年份,去年秋天意大利政府突然控告了他在卡普里岛上的恶行,声称要把他关进监狱。弗里茨·克虏伯通过了各种关系向意大利政府疏通、施压,最终意大利高等军事法庭经过了6个月的调查后,于1902年春结束了这件案子。
意大利政府要求弗里茨离开意大利并且永不再来,弗里茨·克虏伯接受了这一协议,坐着自己的游艇离开了意大利,并希望把这场噩梦永远留在那里。因为在德国,同性恋可是触犯了第175条法律,一旦消息公布出去,那些社会民主工党人员一定会不遗余力的让他名誉扫地的。
他原本打算在复活节回到埃森看着两个女儿施坚信礼,但是这个时候西门子公司给他发来了一份电报,向他询问是否有意在中国参加一座城市的建设。心情复杂的弗里茨·克虏伯思考了一整个晚上后,做出了一个冒险的决定,远离欧洲,让时间来遗忘一切。
弗里茨·克虏伯并没有立刻启程前往中国内陆,他被上海这座城市迷住了,他对自己的私人秘书阿托尼.科恩说,“这里才是真正的索多玛,在这里,没有人会在意你的个人生活,我喜欢这座城市。”
7月18日,在威廉.西门子的再三催促下,弗里茨·克虏伯终于再一次坐上自己的游艇,一周后弗里茨抵达了汉口。对于这位德国工业皇帝的到来,德国驻汉口领事给与了相当高规格的接待。
弗里茨对着来迎接自己的德国领事说道:“我更希望这是一次私人旅行,是否要在中国进行投资,我还没有下定决心。所以,请不要把我到来的消息四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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