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德国和俄国对于中国的混乱局势沾沾自喜，要求联军扩大行动范围，不仅仅只在于解救北京的外交官和侨民，还要允许自由的行动。俄国和德国的接近，这显然是有违大英帝国的欧洲均势的，原本还积极主张扩大中国事态的法国人，也开始回过了神来，认为日本的保全中国主张很值得讨论。

    美国人虽然还没有表态，但是也已经安静了不少，不再如之前那么积极的要求进攻上海保护侨民了。本就不想扩大事态的索尔兹伯里侯爵，在德国和俄国的积极表现下，现在就更加不愿意让这两个国家主导对华外交的方向了。他开始指示英国驻日公使和日本方面接触，就对中国事件的和平解决进行了交换意见。

    山县内阁被迫在外交方针上屈从于伊藤博文之后，也同时连累到了孙文等一干革命党人的计划。孙文等革命党人在香港成立兴中会，并前往日本寻找资助中国革命的军政要员。在玄洋社的介绍下，孙文获得了陆军的支持。

    原本按照日本人的打算，孙文等在南方起事，日军刚好可以登陆福建，孙文就成为了他们拿下福建的一面旗帜。但是伊藤博文用两次御前会议压制了山县的外交路线，从而使得山县想要入侵福建的计划破产，山县自然也就下令陆军放弃了对于孙文这次起义的支持。

    没有了日军提供的军火，孙文想要趁着义和团在北方扰乱局势的情况下在南方起义的计划就破产了，毕竟那些会党可不会赤手空拳的都啃硬骨头。

    而在此时，劳工党在中国留日学生中的影响渐渐大了起来，在义和团及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等问题上，联系了留日学生召开了数次集会进行讨论。

    滞留在东京的孙文得知兴中会不少成员及梁启超的弟子都被劳工党的主张吸引后，就带着兴中会的骨干杨衢云、郑士良参加了八月十一日下午的一次集会。

    集会的地方是一个日本式的长屋，数十位留日学生盘腿坐在房内，两侧的和门都被打开，好让光线和空气流动起来。东京的夏天虽然炎热，但是在这种日式长屋内倒还是相当凉爽的。

    孙文想要听听这个集会主要讲些什么内容，因此就和同伴悄悄的走到人群后面坐了下来，房内的诸人正听着一人讲话，也没有怎么去关注孙文几人。

    孙文坐下后安静的听了几句，发觉正在发言的人并没有讲什么革命道理，而是在讲日本纺织业从明治维新以来的发展，及纺织女工的待遇和生活问题。他顿时有些愕然了，这难道不是讲革命理论的集会吗？

    似乎疑惑的并不止孙文，坐在他前面的人也有耐不住性子的，打断了前方正在讲话的人道：“松坡，现在还讲日本纺织女工的生活是不是不太合适？俄国人都已经打进满洲了，各国联军也占领了天津，眼看着国家都要灭亡了，现在难道不应该讲一讲如何保卫国家的事了吗？”

    蔡锷停了下来，看了看起身质问自己的某个义愤填膺的同学，又瞧了瞧下面窃窃私语的留学生们，他终于开口对着某人说道：“保卫国家是没问题的，但是保卫国家之前，我们得先问清楚，这个国家究竟是属于谁的。

    假如不先搞清楚这个问题，那么我们要如何去保卫它？假如这个国家是属于国民的，那么我们保卫她就得先去把国民组织起来，向他们进行宣传和教育，告诉他们为什么要保卫这个国家。

    假如这个国家是属于一部分压迫者的，那么我们就该先对国民宣传和教育，他们是怎么受到压迫的，要把他们组织起来先去打倒本国的压迫者，夺取这个国家之后，再去保卫它。被压迫者没法拥有国家，他们无法去保卫一个不存在的东西。”

    蔡锷的话让下面的留学生们哗然，几个人当即站了起来和蔡锷抗辩，但很快他们就理屈词穷，只能给蔡锷扣上了一顶卖国贼的帽子，然后不满的离开了长屋。

    虽然大部分人并没有离去，但也有不少人显得迟疑不决，于是有人就向蔡锷问道：“那么，日本的纺织女工的生活，到底和我国的革命有什么联系？”

    蔡锷思考了片刻后说道：“中国虽然有四万万人，但是相对于世界人口来说，也就占了2成。一个日本5000万人口，一个俄国1亿五千万人口，一个美国9千万人口…满清政府所宣战的各国加起来的人口已经远远超过我国人口了。而当今世界，决定一国之实力的乃是工业规模的大小，日本工业在各列强中规模最小，但即便这个最小规模工业的列强，也不是我国这样一个农业国能够抗衡的…”

    第三十九章 集会

    “…假如我们要把这些列强国家的统治者和普通人都当成我们的敌人，那么我们永远也不可能赢得胜利。但是反过来，如果我们和各国人民一起联合，打倒各国的反动统治者，那么和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的数量相比，这些反动派永远都只是少数派，我们的事业必将胜利。”

    蔡锷的话让下面的人一时群情哗然，虽然劳工党此前已经集会了多次，但还是第一次这么明确的把各国的统治阶级也列为革命的对象。

    很快就有人反驳道：“我们现在连一个最弱小的满清政府都对付不了，难道还能去对付各列强？看看今日国内的困境吧，这同太后向万国宣战的举动有什么区别？这不是什么革命之路，这是根本是狂人之言…”

    说话间又有十余人摇着头离开了，因他们完全不能理解蔡锷要如何去联合各国人民一事。蔡锷并没有劝阻这些人，只是站在那里默默的注视着这些人的离去，等到长屋内再次安静下来，参与集会的人群已经少了四分之一。

    不过蔡锷并不感到焦虑，虽然他知道留下的人未必就是真的支持自己的理念，这些人更多的是看不到出路，所以只能横下心来继续听自己讲的革命道路而已。而这也已经比几个月前好很多了，在义和团没有爆发出来之前，许多留学生一听自己要消灭地主阶级，不是反口相讥就是扭头就走，完全把他当成了一个疯子。

    但是义和团爆发出来之后，满清向万国宣战，各国组织联军入侵中国，俄国人在海兰泡、江东六十四屯制造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并入侵满洲，中国转眼间就沦落到了要亡国灭种的地步，这些留学生们才愿意坐下来听他讲一讲中国革命的道路。

    按照他和林信义交流后对方的判断就是，“…他们是一群关在房间里找不到出路的蜜蜂，他们所关心的并不是中国的革命之路，而是中国还有没有希望。虽然他们未必会听了几次演讲就投身于革命，但是当他们看到中国确实无路可走的时候，终究还是会选择和革命同行的。”

    所以，他现在宣扬的革命理念，并不是要求留学生们投身于革命，而是要告诉这些人为什么中国只有走这条革命之路，和这条革命之路到底能否走的通。

    一向冷静的蔡锷，在这近一年的学习和思考后，变得更为沉着了。当房间内的人讨论声音渐渐小去，他突然大声的讲道：“刚刚那些离开的人以为，联合各国人民反对各国资本家、反动阶级的行动和慈禧向万国宣战的行动是类似的，都只会遭到各国的敌对，从而毁灭中国。我以为，他们的想法是大错特错。”

    蔡锷的言论终于让房间内彻底安静了下来，大家的目光再一次的注视到了他身上，看着众人的注意力被自己吸引回来，蔡锷于是张口继续说道：“为什么他们的看法是错误的？看一看日本这个国家吧。虽然明治维新是让一部分日本人富裕起来了，也让这个国家强大起来了，甚至可以击败我国吞并朝鲜，但是这个国家的劳动者，他们的生活并没有比江户时代变得更好，甚至还变差了。

    在江户时代，劳动者的工作时间不会是一周工作七天，在每天12个小时的正班外，还要加上三四个小时的加班。

    以日本的棉纺织行业为例，女子不仅要上12个小时的班，她们的工资还要低于那些男性工人的工资，除此之外她们还要受到工头的羞辱。

    因为纺织工厂的环境很差，许多女工都会染上肺结核，工厂主根本不会给这些女工好好治疗，他们只会叫家人把这些生病女工接回去，以防止传染给工厂的其他工人，而一些女工在家人没到之前就病死了，工厂主也不过是用一张草席一卷，然后送去乱葬岗埋了…”

    蔡锷讲述了自己所调查到的日本纺织产业的工人境遇之后，他稍稍停顿了一下，扫视了一眼在座的众人，看到他们脸上都露出了不忍的神情，这才继续说道：“日本劳动者的状况并不是个例，欧美各列强的资本主义繁荣，正是建立在这样残酷的对于劳动者的压榨之上。

    欧洲各国用军警对付罢工的工人，美国资本家用炸药和子弹对付罢工的工人，他们对待本国的劳动者如此之残酷，哪来的民族荣光和国家主义？这些资本家和反动派们不过是用民族和国家分裂各国的劳动者，使他们不至于联合起来反对自己罢了…”

    集会结束之后，好不容易从留学生们的包围中挣脱出来的蔡锷，一些留学生显然对于列强内部存在着这样的激烈斗争很感兴趣，因此围着蔡锷问了个不停。蔡锷也是相当理解这些留学生的，因为他当日听林信义说起这些的时候，也是如此的感兴趣。

    不过他虽然从留学生的包围中挣脱了出来，可是看到拦在自己面前的人，他还是苦笑的问候道：“孙先生怎么也来了？”

    虽然孙文也许不认识他，但是作为梁启超的学生，他还是见过孙文一两次的，不过都是和大家一起见的而已。

    在1896年之前，其实中国人多数没有听过孙文这个名字，不过随着1896年秋孙文流亡英国时不幸被清政府驻英国公使馆阴谋绑架，脱困后的孙文于是写了一本英文著作“伦敦蒙难记”，因此孙文的名字才在知识分子中流传开来，并被视为了革命党人的领袖。

    只不过，过去的蔡锷所崇拜的是谭嗣同、梁启超等维新君子，对于革命党并不感冒，因此对于孙文这个革命党人也没什么好感。现在他虽然转向了革命，但是又对孙文的革命主张不以为然，和林信义就中国革命道路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之后，蔡锷更是对于孙文的会党革命彻底失望。

    对于孙文的出现，蔡锷并不是那么的惊喜，毕竟他现在干的事就是在挖对方的墙角。和从留学生中吸纳革命者其实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但是从兴中会中转变有革命意识的革命党，还是相对简单一些的。

    不过孙文显然对他的兴趣很大，拦住他之后就请他找个地方坐一坐，谈一谈中国革命的问题。显然他对于任何愿意谈论中国革命的人都非常想要结纳，试图把这些人聚拢到自己身边来。

    此时的孙文已经不再是一开始只想推翻满人朝廷的单纯革命者了，在经历了多次失败后，他也终于整理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革命理论-三民主义。

    广州起义失败在欧洲流亡期间，孙文考察了欧洲政治后评价道：“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余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

    只是孙文始终还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所提倡的民权主义是为了赢得欧美列强的支持，因为欧美各国都是主张资本主义民主的，他提倡民生主义是反对社会革命，在欧洲时孙文并不是没有察觉到欧洲工人阶级所遭受的压迫和剥削，但他依然反对社会主义革命，所以企图用改良民生来消灭社会主义革命的土壤。

    孙文试图用自己的三民主义来纠正蔡锷所主张的劳工革命，但是已经对民族主义有了深刻认识的蔡锷，显然不能被孙文的民族主义所折服，因为他很清楚孙文的民族主义是不能说服张之洞、李鸿章、袁世凯这些汉人的，在袁世凯出卖了谭嗣同之后，他就已经对民族主义不信任了。

    因此双方的谈话最终以无果而告终，蔡锷在谈话结束时如此对孙文说道：“在我看来，革命是捍卫劳动者的利益，假如连这一最基本的要求都实现不了，那么谁会去保卫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民族呢？”

    第四十章 邀请

    孙文和蔡锷分手之后，陪着他过来参加集会的郑士良对蔡锷的态度大为不满，认为此人过于倨傲了。孙文瞧了一眼边上沉默不语的杨衢云，方才笑着说道：“虽然有些傲气，但确实是难得的人才，若是此人能归我兴中会，那么革命的力量就能又增长一分了。衢云你怎么看？”

    作为兴中会的首任会长，因为孙文联系上了日本人支持革命，为了顾全大局杨衢云卸任会长之位，让原本是自己秘书的孙文担任了会长。可现在却因为日本方面变卦，兴中会这边也是有些进退两难，特别是这一次预谋在南方发动起义，其主要组织者正是辅仁文社的成员，起义所投入的资金和人力也出自辅仁文社的筹款。

    因为此事，孙文面对杨衢云时颇有些心虚，因为他这个会长来自于沟通日本人的支持，失去了日本人的支持后，他这个位置未免有些来之不正的味道。

    不过杨衢云的心胸却比孙文想象的要宽广的多，他其实脑子里都在思考着刚刚蔡锷说的那些革命道理，对他来说蔡锷的革命道理虽然有些刺耳，但他反而能够接受，因为他早年也经过工厂学机械，因为工伤失去了三根手指，之后才去学英文当买办的。

    虽然他现在已经上岸成为了有产者，但是他对于帝国主义及资产阶级的一些做派依然是反感的，这也使得他最终成为了一个革命者。只不过他过去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横行霸道，认为是满清政府的无能所致，因此应当推翻这个满人的政府建立一个合众国。

    但是今日听了蔡锷这一席话，他觉得自己似乎有想明白了些，不过面对孙文的询问，他还是把自己的想法隐藏了起来，微笑着回道：“确实是难得的人才。难怪说潇湘子弟多才俊，谭复生、唐才常之后，又出了个蔡松坡，这时务学堂确实是人才济济。天色也不早了，咱们还是快走几步，要不然就赶不上公共马车了…”

    孙文一愣，也点头应道：“确实，快走，快走。”

    另一边和孙文等人分手后的蔡锷，一边顺着巷子朝着自己的宿舍走去，一边则思考着自己什么时候应当再去见一见林信义，看看他最近有没有新的文章出来。

    被蔡锷所惦记的林信义，这些日子倒是过的相当的充实，他甚至有时都已经忘记了自己还是一个中五学生了，因为他给自己的日程安排的太满满当当了。

    每日上午他会坐公共马车直达帝国图书馆，在这里查找各种新闻资料，然后和自己的记忆进行对比，有空再读一读这个时代的各类著作，相对于后世在网上查看书籍，翻看实体书确实能更让人专心一些。

    下午他会去东京西北面的新宿，向一位老师学习德文。这位老师是柏林洪堡大学毕业的，后来又去了美国，回国后担任东京专门学校的教授，这是一所大隈重信所建立的大学。虽然现在距离大学还有些距离，但是看着学校所占的空地就知道，大隈重信是想要把这所学校建成一流大学的。

    教授他德文的安部矶雄是一个温和的和平主义者，在教学方面相当的细致，不过他对于德国的看法却和其他留学德国归来的人有所区别，他看到的不是德国的强大，而是德国国民的机械性，他认为在这个国家生活实在是太压抑了，所以最后还是跑去美国读书了。

    林信义和安部教授倒是蛮谈得来的，因为对方对于现在欧洲所流行的社会主义还是颇有研究的，而安部对于工人运动也有着自己的一些看法。这让林信义受益良多，也令他的德语水平上涨的很快，因为安部带回来的德文书籍中，还包括有共、产党宣言这样的著作，因此他学习德语的兴趣就增加了。

    不过这一天他刚从帝国图书馆出来，预备去等候公共马车前往专门学校所在的新宿时，却被一辆马车给拦住了。林信义抱着书看去，却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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