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田颖，是一家企业的普通管理人员。每天朝九晚五，重复着相似的工作节奏，生活像一台精密的机器，齿轮咬合得分毫不差。但就在上周，我平静的生活被彻底打破了——因为我发现，我家的保姆小芳，可能是我失踪多年的妹妹。

    事情要从三个月前说起。

    “田颖姐，这是新来的保姆，小芳。今天刚来面试，看着挺踏实。”

    人事部的小李领着一个瘦小的女孩站在我办公室门口。那天是周五下午，窗外的梧桐叶在秋风里打转，办公室的灯光惨白惨白的，映得女孩脸色有些发青。

    我抬头打量她。大约一米六的个子，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t恤和一条不合身的牛仔裤，脚上一双廉价的运动鞋已经磨破了边。她的双手不安地绞在一起，指甲修剪得很整齐，但手背上有一道不太明显的疤痕。

    “多大了？”我问。

    “十、十八了。”她小声回答，声音像蚊子哼哼。

    “有身份证吗？”

    女孩从裤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身份证递过来。我接过一看，照片确实是她，名字是“王小芳”，住址是邻省的一个偏远山村。但照片上的女孩看起来更年轻，眼神里有一种与面前这个人不符的稚气。

    “以前做过保姆吗？”

    “在、在老家帮邻居带过孩子。”

    “会做饭吗？清洁呢？”

    “会的，家常菜都会一点，打扫卫生也会。”

    我点点头，心里却在打鼓。说实话，这女孩看起来太年轻，也太怯懦了。但家里确实需要人帮忙——母亲上个月中风后，生活自理成了问题，而我和丈夫张伟工作都忙，实在分不开身。

    “试用期一个月，包吃住，月薪三千。主要工作是照顾我妈，做简单家务，可以吗？”

    女孩的眼睛亮了一下，连忙点头：“可以的，谢谢田姐。”

    就这样，小芳住进了我家。

    小芳来的第一个星期，表现得无可挑剔。

    她照顾母亲细心周到，做饭虽然简单但味道不错，家里也打扫得一尘不染。更让我意外的是，母亲似乎特别喜欢她——自从生病后，母亲变得沉默寡言，有时候连我都不太理睬，却愿意和小芳聊天。

    “这姑娘，看着面善。”有一天晚饭时，母亲罕见地开口评价。

    丈夫张伟一边夹菜一边说：“是不错，勤快。小芳，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小芳正给母亲盛汤的手顿了顿，汤勺轻轻碰了碰碗边，发出细微的叮当声。

    “就、就我自己了。”

    “父母呢？”

    “都、都不在了。”

    餐桌上有一瞬间的沉默。我瞪了张伟一眼，示意他别问了。小芳低下头，默默扒着碗里的饭，灯光在她睫毛上投下一小片阴影。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怎么了？”张伟迷迷糊糊地问。

    “我总觉得小芳有点眼熟。”

    “眼熟？像谁？”

    “说不出来...就是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

    张伟翻了个身：“保姆不都长得差不多，清秀，老实。快睡吧，明天还开会呢。”

    但我就是睡不着。脑海里不断浮现小芳那双眼睛——细长的杏眼，眼尾有一颗很小的痣。这双眼睛，我一定在哪里见过。

    小芳来家里的第二周，发生了一件事。

    那天我因为一份文件忘在家里，中途返回去取。用钥匙打开门，家里静悄悄的。我轻手轻脚走向书房，却听见母亲房间里传来低低的说话声。

    是小芳在和母亲聊天。

    “...后来那场大火，把整个家都烧没了。”是小芳的声音，带着一种与平时不同的平静。

    “可怜的孩子。”母亲叹气道。

    “田阿姨，您说我这样的人，是不是不配有好日子过？”

    “胡说！人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你还这么年轻，路还长着呢。”

    “可是...有时候我觉得，像我这样来路不明的人，就应该躲在角落里，不给别人添麻烦...”

    我心里一紧，轻轻退后几步，故意加重了脚步声。

    房间里的谈话戛然而止。我推开母亲房门时，小芳正在整理床铺，母亲靠在床头，手里拿着一本旧相册。

    “妈，我回来拿个文件。”我尽量让声音听起来自然。

    小芳回头，对我笑了笑。但她的眼睛有点红。

    那天晚上，我趁小芳在厨房洗碗，悄悄进了她的房间。房间很小，但收拾得整整齐齐。书桌上放着几本旧书，都是我从母亲书架上拿给她解闷的。床上铺着素色的床单，枕边放着一个布偶——一只褪了色的兔子，一只耳朵还缝补过。

    我正要离开，目光却被床头柜上的一张照片吸引了。

    那是一张很旧的照片，塑封已经发黄。照片上是两个小女孩，大的约莫七八岁，小的四五岁的样子，手拉着手站在一棵老槐树下。背景是一栋低矮的平房，墙上爬满了爬山虎。

    我的呼吸停滞了。

    那个大一点的女孩，眉眼间竟和我有几分相似。而那个小一点的女孩，眼睛细长，眼尾有一颗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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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手开始发抖，拿起照片仔细端详。照片背面，用铅笔写着一行已经模糊的小字：

    “小雅和小梅，1998年春”。

    小雅。我的乳名。

    我有个妹妹，叫田梅，比我小三岁。

    1999年夏天，我们家乡发了一场百年不遇的洪水。那时我八岁，妹妹五岁。父母带着我们投奔邻县的亲戚，途中经过一座桥时，桥塌了。

    混乱中，我和父母被冲到下游，被人救起。妹妹却不见了。

    搜救队找了三天三夜，只找到妹妹的一只鞋子。所有人都说，那么小的孩子，肯定没救了。

    母亲为此一病不起，父亲在之后几年里苍老了许多。我们搬了家，离开了那个伤心地，绝口不提失去的妹妹。但每年的6月18日——妹妹失踪的日子，母亲都会默默地多摆一副碗筷。

    二十年过去了。我们都接受了妹妹已经不在人世的事实。

    直到看到这张照片。

    “田姐？”

    门口传来小芳的声音。我猛地转身，照片还拿在手里。

    小芳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手里的水杯“啪”地掉在地上，碎了一地。

    “我、我不是故意要看的...”我语无伦次。

    小芳没有看地上的碎片，只是死死地盯着我手里的照片，嘴唇颤抖着，却说不出一个字。

    “这照片上的人...是谁？”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颤抖。

    小芳深吸一口气，弯腰开始捡玻璃碎片。她的手指被划破了，血珠渗出来，但她仿佛没感觉到。

    “是我...和我姐姐。”

    “你姐姐？她...她现在在哪儿？”

    小芳抬起头，眼泪无声地滑落：“我不知道。我们很小就分开了。”

    那一刻，我几乎确定她就是田梅。但理智告诉我，这不可能。世界上有那么多相似的人，怎么可能这么巧？

    “小芳，”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平静，“你今年到底多大了？”

    “十八...”她避开我的目光。

    “说实话。”

    小芳的肩膀垮了下来：“十、十六。身份证是假的，我怕你们不用我...”

    十六岁。如果妹妹还活着，今年应该是二十五岁。

    不是她。年龄对不上。

    一种说不清是失望还是释然的情绪涌上心头。我把照片放回床头柜，从抽屉里找出创可贴，递给小芳。

    “手，包一下。”

    小芳接过创可贴，却没有用，只是握在手心里，像是握着什么珍贵的东西。

    “田姐，对不起，我骗了你们。我明天就离开...”

    “不用。”我打断她，“继续做吧。但身份证的事，得解决。”

    小芳愣住了，不敢相信地看着我。

    “谁都有难处。”我说，却不知道这句话是对她说，还是对记忆中那个五岁的小女孩说。

    那天之后，我对小芳多了一份特别的关注。

    我注意到她的一些小习惯：喝茶时喜欢吹三下再喝，紧张时会不自觉地捏左手拇指，看到电视里的动画片会不自觉地微笑...这些习惯，竟和记忆中的妹妹有几分相似。

    更让我在意的是她和母亲的互动。

    母亲最近的精神状态明显好转，甚至能撑着拐杖在屋里走几步。医生说这是奇迹，但我看到，每次母亲做康复训练时，小芳都格外耐心，眼睛里有一种超越雇佣关系的关切。

    “小芳，你有照顾老人的经验？”有一天我问。

    小芳正在给母亲按摩腿，动作轻柔熟练。

    “以前在福利院做过义工。”她轻声说。

    “福利院？”

    “嗯。我...我在福利院长大。”

    “那你父母...”

    “福利院的阿姨说，我是被人在河边发现的。大概两三岁的样子，发着高烧，什么都不记得了。”

    河边。这个词像针一样刺了我一下。

    “在哪个河边？”

    “清河，在临县。”

    我手里的勺子掉进汤碗，溅了一身。

    清河。我的家乡。1999年，妹妹就是在那里失踪的。

    我开始暗中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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