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雅婷好像说累了，忘了自己在监狱，问马朝，“小哥，带烟没有嘛。”声音有些粗糙的娇媚。马朝一愣，他从不抽烟，就准备问导演借根烟的时候，狱警阻止了余雅婷，告诉她这是监狱，别得寸进尺。

    余雅婷撇了撇嘴，往后一靠，舒服地倚在椅子背上，继续刚刚的话题。

    “说到我第一次吸毒。当时我跟着他进了一家相当高档的酒店，一群香港人，英语夹杂着粤语开party，开着开着，他们就拿出了白色的粉末，用美金卷成一个小筒，用鼻子吸。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人吸毒。说来可笑，咱们从小接受的理念都是远离毒品。他们看着我吃惊的模样，还笑我。我记得那个香港女人，用鼻孔看人，又老由丑，像个干瘪的鸭子。她指着我说‘大陆妹就是大陆妹，土包子一个，学会了粤语也还是大陆妹‘。她以为我听不懂粤语，其实我心里清楚地很，他们看不起我。不光看不起我，那个时候的香港人看不起任何一个大陆人。就算我学会了粤语，学会了吃西餐，他们也只觉得我邯郸学步。我被气坏了，发誓绝对不能被他们看不起，然后我也试了试那个东西。”

    马朝叹了口气，多少人都是一时的冲动，染上了毒。

    “我知道那东西毁人一辈子，但那个时候我就想争一口气，替咱们大陆人争口气。”余雅婷装作满不在乎，但身体却在微微颤抖，“我想着就吸一次，一次就好，但这个东西染上就戒不掉了。最开始他带我吸，但渐渐地他就烦了，开始躲着我，身旁也有了别的小姑娘。也是，那个时候我已经二十七岁了，年纪大了，吸了毒以后情绪反常，怎么也比不上十几岁的小姑娘。他给了我几万块钱，就把我赶了出去。”

    话音落下，马朝敲下最后一个字，抬头问她：“你恨他吗？”

    “为什么要恨？”她反问马朝，“他给了我钱，带我吃喝，带我去香港涨了见识，把我从一个厂里出来的乡巴佬变成了现在的样子，我有什么好恨的？”说着，她自嘲一笑，“人啊，要学会知足。”

    休息了一会儿，她一口气喝了一大杯水，继续往下说。

    “二十七岁的我有了小十万的存款，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人人都穷得叮当响，江北的万元户都没几个，但是我一口气成了十万元户。风风光光地回到江北市，怎么说来着——”她停顿了片刻，找出合适的词——“衣锦还乡，对，就是衣锦还乡。”

    “我一下子成了家里的骄傲，没人知道这钱是怎么来的。我告诉他们，我在和一个香港的老板做生意，做什么生意？拍电影，影视行业。知道成龙的《A计划》吧？就是拍那个的。”

    1990年前后的内陆，还是一个信息闭塞、交通不便的蜂巢。人人只看得见眼前的一亩三分地，他们对外所有的信息接收只有电影。余雅婷像一束光一样射进了这里：流利的粤语，时髦的打扮，是她最好的背书。

    “也不知道是谁传出去的，说余家的老三去香港搞电影，发了财了。渐渐地这个消息就越传越夸张，越传越变味，等我回过神来的时候，已经解释不清了。渐渐地，就有人找到我，想要跟我一块儿发财——”余雅婷的嘴角上勾，手指轻敲桌面，她现在若有一支烟，就会吐出一串不屑的烟圈，“他们砸锅卖铁凑出一点钱，求爹爹告奶奶的让我收下，我要是不收下，岂不是对不起别人？明明是别人把钱给我的，怎么就变成我诈骗了？”

    马朝低头翻了一下资料，资料上写的清清楚楚，余雅婷在1992年至1999年期间，以“去香港做生意”、“投资电影”等噱头，诈骗了一百七十二万元。九几年的一百多万，这是一个可怕的数字。

    “那这些钱，你都怎么用了？”

    余雅婷不耐烦地挑眉：“我不是说了吗，拍电影了啊。”原来，余雅婷的电影梦不仅没死，还越发枝繁叶茂起来，尤其手头上又有了一笔巨款，让她颇有底气。她用挑剔的眼光观看每一部影视作品，然后由衷认为自己并不比任何一个女明星差。她们都能拍电影，凭什么自己不能？

    这个念头折磨着她，最终让她付诸实践。她拿着筹集的一百多万资金多次往返香港、内地，最后把这笔钱全部砸进了另一个骗子手里，连个泡没冒。

    “我去香港找过那个骗子很多次。”余雅婷终于出现了情绪波动，声音从牙缝里呲出来，“有人说他死了，也有人说他被抓了，还有人说他移民去了英国。妈的，那个混蛋，就算是死了我也想把他从坟里拉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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