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达这边和巴里梅耶聊完，到了晚上，韩山平也过来找沈逸达。

    夜色沉静。

    远处，有剧组人员还在为明天的开机仪式忙碌。

    沈逸达看韩山平欲言又止，笑道：“韩总，有什么话不方便说吗？”

    ...

    角落外，就没人很为被！

    王忠军放下手机，指尖在红木桌面敲了三下，像叩击一具尚未入殓的棺盖。窗外，华易总部大楼的玻璃幕墙映着正午刺眼的阳光，可他额角沁出的汗珠却没被反光吞没，反而在颧骨上凝成两粒微颤的盐晶。

    “七亿。”他声音发干，喉结上下滚了滚，“八天，七亿。连《阿凡达》国内首周都没这么狠。”

    王忠磊没接话，只把刚打印出来的票房日报摊在膝头，纸页边缘被他无意识捏出了锯齿状褶皱。那上面印着《长安不良人》的曲线——不是爬升，是垂直拔起。初一1.7亿，初二1.85亿，初三2.1亿……每一天都在刷新单日纪录，像一把烧红的刀子，硬生生剖开了春节档原本固若金汤的排片格局。中影、上影、横店影视城的联合通告昨夜才发，里头明晃晃写着：“即日起，《长安不良人》全国排片占比提升至63%，原定同期上映的《喜从天降》《大吉大利》等六部贺岁片，延期至正月十五后公映。”

    延期？王忠磊鼻腔里哼出一声气音。分明是碾碎了。

    他抬头望向兄长，眼神里没有嫉妒，只有一种被时代巨轮碾过脚背后的钝痛：“老王，咱们拍了二十年电影，从胶片洗印到数字拷贝，从租摄影棚到建基地，连《卧虎藏龙》的海外分账都掰着手指头算过。可现在……”他顿了顿，指腹用力按在报表上《长安不良人》四个字上，墨迹微微晕开，“现在人家一抬手，整个市场的呼吸都得跟着他节奏走。我们不是输给了谁，是输给了‘规则’本身。”

    王忠军没反驳。他想起三天前那个电话——不是沈逸达打来的，是中宣部文化司一位副司长，语气平和得像聊家常：“忠军同志啊，腾达这部片子，局里看了好几遍。不光是艺术价值，更重要的是它让老百姓看懂了什么叫‘守护’。这个调子，很稳，很实，很有力量。你们华易接下来的项目，是不是也可以往这个方向上靠一靠？”

    靠一靠？王忠军当时握着听筒的手心全是汗。他当然知道“这个方向”是什么方向：不是玄虚的禅意，不是解构的悲悯，不是知识分子式的自我凌迟；而是巷口血未冷时蹲下来给孩童递糖的手，是老兵刀鞘上未擦尽的暗红，是朱雀大街灯火与陋巷尸骸之间那一道无声却坚不可摧的界线。这方向太具体，具体到每一帧画面都在重写观众对“英雄”的定义——英雄不必登高而呼，只需沉默转身，把孩子牵回光里。

    “腾达的账本，比咱们厚。”王忠磊忽然说，指尖划过报表下方一行小字：据第三方数据平台统计，《长安不良人》衍生品授权收入，首周破八千万。“服装、玩具、文创联名……连西安城墙景区的‘张小敬巡街’实景互动项目，昨天预约人数爆了。沈逸达根本没动用宣传预算，全是自来水。”

    自来水？王忠军苦笑。哪有什么天然水流，不过是沈逸达八年来日复一日，在观众心里凿出的引水渠。从《新世纪青年》里那个拧巴又鲜活的大学生，到《长安的荔枝》里咬着牙跑遍长安城的九品小吏，再到如今这柄收刀入鞘的不良帅——他把中国人的脊梁，一寸寸锻打进银幕。观众不是被说服，是终于认出了自己血脉里沉睡的东西，然后疯了一样扑上去拥抱它。

    此时，北京朝阳区一处四合院里，韩山平正用紫砂壶给自己续第三道茶。茶汤澄亮，倒映着他眼角细密的纹路。桌上摊着三份材料：一份是《长安不良人》豆瓣开分9.4的截图，一份是某财经媒体关于“腾达系导演梯队建设”的深度报道，第三份，是刚收到的内部简报——《关于调整2010年度国产影片扶持资金分配方案的征求意见稿》。

    他慢条斯理地吹开浮叶，目光扫过简报末尾一行加粗小字：“……重点向具备产业化能力、市场号召力强、社会效益显著的头部影视集团倾斜。”落款处，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公室。

    韩山平搁下茶杯，瓷底与木案磕出清脆一响。他没像王氏兄弟那样焦灼，只是静静看着窗外一株老槐树。枯枝虬结，新芽却已顶破树皮，在料峭春风里泛着青白的光。他想起十年前，自己在戛纳捧着《蓝风筝》奖杯时，台下掌声稀疏如雨点。那时他笃信，唯有撕开伤口才能照见真实。可如今，当沈逸达用最锋利的刀劈开黑暗，却把光留给巷口的孩子——这光竟比所有血色更灼人。

    “老韩，喝完茶没？”院门被推开，一个穿唐装马甲的年轻人探进头，手里拎着盒刚出炉的羊肉泡馍，“我哥说，您今儿肯定在这儿琢磨事儿。他让我给您带这个，还说……”年轻人咧嘴一笑，露出虎牙，“说您当年拍《蓝风筝》，泡馍汤都凉透了才想起喝一口。”

    韩山平没接话，只伸手接过食盒。揭开盖子，热气裹着浓香扑面而来，白雾氤氲中，他忽然问：“你哥现在在哪儿？”

    “在横店。”年轻人挠挠头，“听说《盗梦2》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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