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几天。

    高华忙着去比赛场馆热身，主要练习一件事，那就是如何不露痕迹操作空间开合，从而实现微调足球的飞行轨迹。

    反反复复练习射门。

    只是有外人在时不使用空间能力，足球在空中的运...

    师伯目光沉静，手指在紫砂壶盖上轻轻叩了三下，像敲着老庙里褪色的木鱼。高华端坐不动，脊背挺直如新栽的青竹，袖口微卷至小臂，露出腕骨分明的手腕——那不是常年握锄头、搬麻袋、扎稻草捆磨出来的筋络，不是商场上虚浮的腕表金链能盖住的底子。

    “领导没说不许。”高华声音不高，却字字坠地有声，“只问了三句话。”

    师伯眼皮一抬：“哪三句？”

    “第一句，‘粮食运回去了，可人呢？’”高华顿了顿，喉结微动，“我答：人早回去了。去年秋收前，第一批三百二十七个农技员、六十四名赤脚医生、四十一辆带冷藏箱的东风卡车，连同两千套印着‘天宫农场’红字的棉袄，全走滇藏线进的云南。现在人在怒江峡谷教种藜麦，在文山州建沼气池，在昭通修水窖——不是去发米面，是教他们把石头缝里的土翻三遍，把雨水攒进陶缸，把牛粪和秸秆堆成肥堆。”

    师伯指尖一顿，茶渍在紫砂壶沿晕开一小片深褐色：“第二句？”

    “第二句，‘你捐的是粮，还是权？’”高华笑了笑，眼角纹路舒展，“我说：权不敢沾。但粮得管怎么分。我让娄晓娥牵头，在香江注册了个叫‘禾光社’的非营利机构，所有账目每月向民政部、农业部、审计署三家同步报备，流水明细附图——哪批麦子从哪个粮仓出库，装几车，过几道关，卸在哪个县中学食堂后门，由几个穿蓝布褂的老太太当场点数签字，照片贴在禾光社官网首页，底下还标着GPS定位时间戳。连筛麦子的簸箕磨损程度都拍得清清楚楚。”

    师伯沉默半晌，忽然从八仙桌抽屉里摸出一叠泛黄纸页，推到高华面前。那是1952年西南军政委员会发的《关于少数民族地区土地改革实施办法》手抄本复印件，边角卷曲，铅笔批注密密麻麻，有些字被茶水洇开，却仍能辨出“因地制宜”“以工代赈”“不夺口粮”几个墨重如铁的词。

    “第三句呢？”师伯声音哑了些。

    高华没立刻答。他伸手接过那叠纸，指尖抚过“以工代赈”四字，仿佛触到了七十年前翻山越岭送种子的骡马蹄印。窗外梧桐叶沙沙响，远处中环码头传来汽笛长鸣。

    “第三句……”他缓缓开口，“领导问我，‘高华，你信不信因果？’”

    师伯抬眼。

    高华望着窗外云影游移，语气平静得像在说今天吃了几碗饭：“我说，信。但我不信天上掉馒头，只信人手捧起土，土里才会长出穗子。我信的因果，是今年春播时撒下的三十吨良种，秋天必收一百二十吨麦子；是教一个苗家姑娘学会用pH试纸测土壤酸碱度，她往后十年种的玉米就少倒伏三成；是给怒江边上那所小学修好围墙，孩子们晚上不用再踮脚躲野猪——这些事一件件做下去，果，自然结在活人手上，不在菩萨掌心里。”

    师伯久久未语。他起身踱到窗边，推开木格窗，海风裹着咸腥味扑进来，吹得桌上那叠旧文件哗啦轻响。他忽然说：“你记得你师公吗？”

    高华点头。

    “他临终前烧掉半屋子手稿，只剩一张纸留给我。上面就八个字：‘粮在人在，粮尽人散。’”师伯转过身，目光如古井深潭，“他没等来吃饱饭的那天。可你，把这句话刻进粮仓水泥地上了。”

    高华垂眸。他想起上个月在云南腾冲验收新粮仓，工人在仓库东墙根浇筑地基时，他亲手把一块青砖嵌进未干的水泥里。砖上刻着两行小字：粮在人在，粮尽人散。下面压着一枚1978年发行的贰分硬币——那是他第一次领工资那天，攥出汗也没舍得花掉的钢镚。

    “师伯，”他忽然抬头，“禾光社下个月要在香江办首场公开听证会。邀请的不是记者，是云南、贵州、广西三省十六个县的村支书、妇女主任、赤脚医生、民办教师。他们坐经济舱来，住青年旅舍，每人补贴五百块港币交通食宿。会议不谈政策，只放录像——放他们自己村小学操场新铺的水泥地，放新打的水井喷出清泉，放孩子们抱着印着‘禾光’字样的铁皮铅笔盒笑得露牙。录像放完，每人发一支笔、一本本子，让他们自己写：明年最想种什么？缺几台脱粒机？孩子上学路上哪段山路该安路灯？”

    师伯怔住。

    “本子收上来，我亲自看。看完，交给娄晓娥汇总成册。册子印出来那天，我请这十六个人吃顿饭——就在中环那家开了四十年的云吞面档。老板是我师公当年挑着担子卖豆腐脑时的街坊。面是五块钱一碗，加蛋加肉，我付钱。他们掏兜摸出皱巴巴的零钱要AA，我拦住了。我说：这顿饭的钱，是从双十二购物节里抠出来的——当时买卫生纸省下的三毛七分，凑够了十六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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