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代表了30年代青年对资本主义的幻灭和对苏联模式的某种向往。

    “詹姆斯，”杜威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效率，从来不应该成为牺牲自由的借口。我承认，苏联模式展现了强大的组织力量。但那种以消灭个人、压制思想为代价的‘效率’，最终通向的，只会是新的奴役。我们需要的不是暴力革命，而是‘社会的智能’。是通过教育，是通过民主的协商，是通过不断的实验与改良，去寻找那条属于我们自己的道路。这条路或许会更慢，更曲折，但它是唯一一条能通往真正自由与解放的道路。”

    紧接着，一位来自巴纳德学院（哥大附属女子学院）的黑人女学生，埃莉诺·格林，也站了起来。

    “尊敬的教授，您强调‘让每个公民获得平等的权利’。然而，在我们的南方，我们的黑人同胞，却被‘吉姆·克劳法’剥夺了所有权利。您的‘第三条道路’，如何具体保障少数族裔的实质平等？”

    这个问题触及了美国社会最深刻的伤疤。

    杜威沉默了片刻，沉声说道：“埃莉诺，你说得对。任何一个无视种族平等的社会，都称不上是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我们所说的‘公共所有’，所说的‘平等权利’，必须、也必然要包含对所有历史不公的纠正。对黑人同胞权利的保障，不是一个附加题，而是我们这场‘革命’，最根本的前提之一。”

    最后，一个来自法学院的、穿着考究的保守派学生，托马斯·惠特曼，提出了质疑。

    “教授，您提出的‘公共所有权’和高额累进税，在本质上是对私有财产和市场机制的侵蚀。您如何确保，您的‘合作联邦主义’，不会滑向您所反对的、扼杀个人主动性的苏俄式计划经济的深渊？”

    “托马斯，”杜威笑了，“我所主张的，并非消灭私有财产，而是限制，那些利用私有财产，进行投机和剥削的‘特权’。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鼓励个人的创造与奋斗，但绝不应该容忍，少数人利用金融和垄断的手段，去绑架整个国家的经济。我们的目的，不是消灭市场，而是建立一个更公平、更受民主监督的市场。”

    整个1930年代美国大学校园，生机勃勃却又混乱不堪，大萧条摧毁了一切旧有的信念，天幕则为所有的思想，都提供了来自“未来”的佐证或“判词”。

    校园里，左翼思潮空前活跃。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这些在过去被视为“异端”的理论，如今，成了学生社团里最时髦的话题。

    他们热烈地讨论着苏联的五年计划，争论着“不断革命论”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优劣，甚至有人开始秘密地，学习起了那个来自中国的“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

    而另一边，保守主义与孤立主义的思想，也同样根深蒂固。许多出身优渥的学生，对罗斯福的“新政”充满了恐惧，认为那是通往“赤化”的危险道路。他们信奉自由市场，崇拜亨利·福特，认为政府的任何干预，都是对个人自由的侵犯。

    自由主义，这个美国传统的精神内核，则在这左右两股激进思潮的夹击下，显得左右为难，进退失据。

    整个美国的大学校园，就像一个巨大的、即将爆炸的思想高压锅。充满了理想、愤怒、迷茫与希望。他们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为这个深陷危机的国家，寻找着出路。

    演讲结束后，杜威在助手的搀扶下，回到了后台的休息室。

    “先生，您今天的演讲，真是太精彩了！”助手激动地说道。

    “但光靠演讲，是改变不了什么的。”杜威疲惫地坐下，摇了摇头。他知道，自己的“第三党运动”，在现实政治中，依旧举步维艰。

    就在这时，门被敲响了。

    “先生，有位来自中国的客人，想要见您。”

    “哦？”杜威有些意外。

    门被推开，走进来一个穿着得体的长衫、戴着圆框眼镜、面容温文尔雅的男子。

    “老师。”来者微微躬身，用一口流利的英语，恭敬地说道。

    “适之！”杜威的脸上，露出了惊喜的笑容，“你怎么来了？”

    来者，正是他的得意门生，时任中国驻美大使的——胡式。

    

    第286章：第三道路，胡式的宽容与无耻

    师生二人，相对而坐。

    胡式，这位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此刻，却显得有些憔悴与落寞。

    自年中，他抛弃了自己“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誓言，接受了汪兆铭的任命，出任驻美大使以来，他的日子也并非一帆风顺。

    起初，局面的确一度向好。他凭借自己在美国学术界的人脉和声望，以及老师杜威的影响力，为汪兆铭所代表的“开明派”，打开了一定的局面。

    他奔走于美国的各大名校，发表了一场又一场的演讲，顺便……也为自己捧回了一个又一个的荣誉博士学位。

    在演讲中，他向美国人，系统地阐述着他那套精心构建的“宽容哲学”与“中美日同盟”的构想。

    他认为，中国之所以积贫积弱，根源在于文化上的落后。因此，中国不应急于军事对抗，而应该以一种“宽容”的姿态，去学习，去吸收，最终，让更先进的文明去“征服中国人的心”，也“征服日本人的心”。

    “汪先生的上台，”他在芝加哥大学的讲台上慷慨陈词，“将彻底改变中国目前这种被军阀独裁和赤色思想所绑架的困境！他将带领中国，走上一条真正学习美国、亲近美国的康庄大道！”

    当有激进的学生尖锐地提问：“面对日本在满洲的暴行，我们为何还要宽容？”

    胡式会微笑着，以他那特有的、温文尔雅的语调回答：“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他甚至提出，应该在承认“现实”的基础上，与之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以“最大的善意”，来化解冲突、创造和平和未来。

    而当被问及“中国能为美国带来什么”时，他的回答，更是让所有渴望从中国获取利益的美国资本家们，心花怒放。

    “我的回答是，一切，一个拥抱自由市场、开放的中国，”他说道，“将成为美国最可靠的盟友和最广阔的合作伙伴，这是一个能为我们两国带来共同繁荣的伟的大机遇。”

    他没有说出口的是，这背后隐藏的条件——全面向美国开放市场、提供廉价劳动力，以及充当其在远东对抗共产主义的堡垒。

    这套混杂着天真、无耻与反动逻辑的理论，一度在美国的保守派和反共势力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他一度成功地，将汪兆铭塑造为一个能够带领中国走向“美式民主”的开明领袖。

    南京的常凯申为此怒不可遏，甚至一度想撤掉他这个大使的职位，但碍于汪派当时在外交部的势力，而无可奈何。

    然而，天幕却再一次无情地，将他的所有努力都击得粉碎。

    那句“汪先生就是这道屏障”的诛心之论，如同一盆冰水，将他从“外交救国”的幻想中，彻底浇醒。

    他一夜之间，从一个备受尊敬的“中国代言人”，变成了一个为“汉奸嫌疑人”辩护的小丑。

    他知道，汪兆铭这条船，已经在沉了。而他这个已经跳上了船的“舵手”，也正随着这条船，一同下沉。

    他想起了年初时，自己在“新年的梦想”里写下的那句戏言——“坐二十年牢”。他当时只是想表达对国内政治的失望。

    可现在看来，这句戏言，竟像一句恶毒的谶语。他感觉自己，真的被困在了这座名为“大使”的牢笼里。

    他开始为自己寻找退路，他减少了公开的演讲，开始在私下里，接触国民党内其他派系的人。但他很快就绝望地发现，自己已经无路可走。

    常凯申那边，他早已得罪透了。汪兆铭这艘船，又即将沉没。他想再跳回去，常凯申还会信任他吗？他压上了自己的名声和前途，这场赌博，他几乎输光了所有。

    “老师，”胡式抬起头，用一种近乎求助的眼神，看着杜威，“我该怎么办？”

    常凯申声名狼藉，汪兆铭前途未卜，胡汉民已被天幕宣判了“死期”，而那个他一直瞧不起的“赤匪”，却势不可挡。他与这些人，或多或少都有过节。

    “适之，你有没有想过，”杜威缓缓地说道，“既然，所有的旧船都已经沉没。那么，为什么不亲手去打造一艘全新的船呢？”

    胡式愣住了。

    “老师，您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杜威的眼中，闪烁起一种属于哲学家的、理想主义的光芒，“天幕的影响，让我改变了过去不直接参与政治选举的想法。罗斯福的‘新政’，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共和党那些自由市场的信徒更是早已被时代所抛弃，美国同样需要一个新的选择！我决定，支持我们的‘独立政治行动联盟’（LIPA），在下一次大选中，推出我们自己的候选人去竞选总统，去组建一个代表进步力量的第三政党！”

    “而你，适之，”他凝视着胡适，“我希望，你能帮助我，我希望，你能回到中国去尝试，将我们共同的、属于自由主义的理想都付诸实践！”

    杜威知道，这很难。但天幕的出现，让他看到了这种可能性。他希望，自己的这个中国学生，能成为那个将自由主义的火种在中国点燃的人。

    杜威的这番话，让胡式的心剧烈地跳动了起来，但他随即又苦涩地摇了摇头。

    他知道，自己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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