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在欧洲地图上,几乎可以被忽略不计的“奇葩小国”。
它的历史,就是一部被各大帝国轮番统治和蹂躏的血泪史。奥斯曼土耳其人、奥匈帝国、意大利……每一个邻居,都曾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留下过自己的爪印。
直到一战后,它才在列强的夹缝中,勉强获得了独立。
而它的统治者,艾哈迈德·索古,一个靠着南斯拉夫的支持和政治阴谋上台的部落首领,更是将这个国家,变成了他自己的私人财产。
天幕的降临,对这个小国而言,无异于一场天崩地裂。
但在绝望中,也能催生新的反抗,在阿尔巴尼亚的山区,一些零星的、由共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领导的抵抗组织,开始出现。
他们缺乏武器,缺乏经验,更缺乏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
他们迫切地需要一个能将他们凝聚起来的领袖。
而在巴黎,霍查,也通过共产国际的秘密渠道,与国内的这些抵抗组织,取得了联系。
他将自己在法国学到的组织经验、斗争策略,以及他对天幕的“解读”,不断地,传递回国内。
他告诉国内的同志们:
“不要被天幕上那些关于‘碉堡’的画面所吓倒!那恰恰证明了,我们未来的道路,充满了敌人的威胁!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集中的、钢铁般的政党,去领导和保卫我们!”
“不要迷信法国式的‘民主’!那只会带来无休止的内斗和软弱!我们要学习的,是苏联,是斯大林同志!只有用最坚决的意志,最纯粹的信仰,才能在这片被诅咒的土地上,建立起一个真正独立、强大的国家!”
他的这些思想,对于那些在绝望中挣扎的、年轻的阿尔巴尼亚革命者而言,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他们开始将这位远在巴黎的、学识渊博的“理论家”,奉为自己精神上的导师。
1933年的冬天,霍查做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
他放弃了在法国的一切,带着几箱马克思和斯大林的著作,以及一颗准备将自己祖国,彻底改造成他理想中模样的、炙热而又冷酷的心,踏上了返回阿尔巴尼亚的轮船。
他不知道,自己这次回去,将开启一个长达半个世纪的、充满了个人崇拜、血腥清洗和与世隔绝的——霍查主义时代。
而那个被称为“山鹰之国”的、命运多舛的国家,也即将在他这位“天选之子”的带领下,走向一个更加疯狂也更加孤绝的未来。
第279章:莱波格拉瓦的囚徒
当霍查在巴黎的咖啡馆里遥望着东方的斯大林,构筑着自己那套“钢铁理论”时,在南斯拉夫王国,萨格勒布附近的莱波格拉瓦监狱,另一位未来的共产党领袖,也在以一种更加直接也更加“硬核”的方式,规划着自己的未来。
他叫约瑟普·布罗兹。
此刻,他正和几十名同样被关押的共产党人,挤在一个阴暗潮湿的牢房里。但他那双深邃的蓝色眼睛里,却没有丝毫的沮丧,反而燃烧着一种即将挣脱牢笼的、野兽般的光芒。
他,就是未来的——铁托。
与霍查不同,铁托的人生,就是一部写满了斗争与反抗的传奇。他当过兵,参加过一战,在俄国当过战俘,并亲眼见证了十月革命的炮火。
回国后,他成了一名职业的革命家,组织工会,领导罢工,在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一世的独裁统治下,进行着不屈不挠的地下斗争。
亚历山大一世,这位塞尔维亚王室的后裔,是一战后新成立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后改称南斯拉夫王国)的第一任国王。他本应成为这个多民族国家统一的象征,却迅速地,将国家,变成了塞尔维亚人统治的工具。
他于1929年发动政变,解散议会,建立君主独裁。在他的统治下,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等非塞尔维亚民族,感觉自己“沦为了塞尔维亚国王的属民”。
民族矛盾空前激化,以克罗地亚“乌斯塔沙”为代表的极端民族主义组织,与塞尔维亚的保皇派“切特尼克”,在街头公然械斗。整个国家,都处在一种分裂与内耗的边缘。
1928年,他因“共产主义宣传活传动”而被捕,在法庭上,他慷慨陈词:“我承认我是南斯拉夫共产党党员,但我不承认资产阶级法庭!”最终,他被判处五年监禁。
这座莱波格拉瓦监狱,对他而言,更像是一所特殊的“革命大学”。
他在这里,组织同志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总结斗争经验,并将这座监狱,变成了南斯拉夫共产党在狱中的一个坚固堡垒。
而天幕的降临,则为这所“大学”,带来了一套全新的、来自未来的“高级教材”。
他们通过狱警中被策反的同情者,贪婪地阅读着每一份关于天幕的报纸和记录。他们看到了苏联的强大、中国的崛起以及全世界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
但与其他国家的同志们不同,铁托,这位曾亲身在俄国生活过的革命者,对天幕上那个强大的苏联,始终保持着一种独特的、清醒的警惕。
他看到了斯大林未来那场残酷的党内斗争,看到了苏联解体的未来和那个官僚化、特权化的未来,看到了东欧剧变。
天幕关于南斯拉夫的未来中,二战中,他们的国家,将被轴心国轻易地肢解,国王和政府流亡海外。
但他们也看到,战后,在他们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领导下,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联邦,将从废墟中崛起,一度成为巴尔干半岛最强大的国家,这极大的鼓舞了他们的斗志与雄心。
可最终,那面曾让他们引以为傲的、带有红星的南斯拉夫国旗,又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浪潮中,在九十年代的内战中,被撕得粉碎,缓缓落下。
他想起了自己在俄国当战俘时看到的那些布尔什维克内部的争论,想起了那些充满了理想主义,却最终在权力斗争中被无情清洗的“老近卫军”。
“我们不能完全相信莫斯科。”在一次秘密的党小组会上,他对同志们说道,“苏联是我们的盟友,但不是我们的‘上帝’。南斯拉夫的革命,必须由我们南斯拉夫的共产党人自己来领导。”
这种独立的思想,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
而天幕上关于中国革命的篇章,则彻底印证了他的这个想法。他看到了那个叫李德胜的中国领袖,是如何顶住来自共产国际的压力,坚持“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的。
他看到了那个独立的、自信的红色中国,是如何在未来与苏联既合作又斗争的。
“这,才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榜样!”铁托的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独立自主,实事求是!走自己的路!”
1933年底,他的刑期即将结束。但他知道,监狱外等待他的,将是王国秘密警察更严密的监视。
他不能再等了,天幕已经为全世界的革命按下了“快进键”,他必须立刻回到斗争的第一线。
他决定——越狱。
越狱计划,被制定得如同一场小型的军事行动。铁托,这位天生的军事家和组织者,展现出了他惊人的才华。
他利用监狱里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挑起了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与塞尔维亚保皇派囚犯之间的械斗,制造混乱。他策反了监狱的医生,以“肺病”为由,被送往监狱医院,从而获得了与外界秘密联系的机会。
行动的那个夜晚,月黑风高。监狱里,一场由他精心策划的“帮派械斗”准时爆发。警报声、叫骂声、殴打声响彻了整个监狱。
趁着狱警们都去镇压骚乱的混乱时机,铁托和十几名最精干的同志,如同幽灵般撬开窗户,翻过高墙,消失在了监狱外的黑夜之中。
这次越狱,干净利落,如同一场完美的艺术表演,震惊了整个南斯拉夫。
国王亚历山大一世气得暴跳如雷,下令全国通缉。但铁托早已在地下同志的掩护下,安全地转移到了萨格勒布的一处秘密据点。
接下来的问题是——去哪里?
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他应该前往维也纳,向西欧局汇报工作,然后再转赴莫斯科。但铁托犹豫了。他不想去莫斯科。
他不想成为另一个像王明、像台尔曼那样被“遥控指挥”的傀儡。德国内战的失败,更是让他警醒。
“我们,回南斯拉夫去!”在一次秘密的会议上,他对自己逃出来的同志们,做出了决定。
“可是,约瑟普,”一位同志担忧地说道,“国内现在到处都是警察和特务,我们回去,太危险了!”
“危险?”铁托笑了,他的笑容里充满了自信与豪情,“哪里不危险?巴黎的咖啡馆里不危险吗?莫斯科的办公室里,不危险吗?天幕已经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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