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的“协和会”，参与对中国抗日军民的镇压。

    以格莱奇将军为首的白俄法西斯党公开打出了支持“大日本帝国解放满洲”的旗号，向侵略者欢呼“万岁”。

    他们的幻想是借助日本人的力量，在中国东北建立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白俄政府”，作为反攻苏联的基地。

    日本人也曾对他们许下过美丽的承诺。

    但当天幕揭示了日本最终将战败，以及他们“百万户移民计划”的真实目的后，这些白俄才如梦初醒。他们发现，自己不过是日本人棋盘上一颗随时可以抛弃的棋子。

    而日本人，在发现无法从中国人身上轻松榨取到足够财富后，也毫不犹豫地，将贪婪的目光投向了这些没有祖国庇护，又背叛了收留者的无根的白俄身上。

    欺压中国人危险太大，成本太高。那些抗日分子神出鬼没，防不胜防，而且天幕的曝光也让国际舆论对日本在华暴行盯得很紧。

    但欺负这些没有祖国庇护又早已背叛了收留者的白俄，则几乎毫无风险。

    更重要的是，当天幕揭示了苏联未来那碾碎一切的钢铁洪流后，日本统制派彻底放弃了“北进”的妄想。如此一来，这些被当作“反苏先锋”豢养的白俄武装，便失去了最后一点利用价值。

    自己都快吃不饱了，谁还会养一群只会摇旗呐喊的狗呢？

    “充公”、“审查”、“逮捕”……各种名义的掠夺，接踵而至。许多白俄一夜之间，从富有的侨民变成了赤贫的难民。他们的工厂被日本人接管，他们的财产被没收，他们的妻女被日军奸yin。

    野蛮的日本人，回报给他们这些“盟友”的，是死亡和比死亡更屈辱的生存。

    日本人从未将他们视为盟友，而只是可以利用、可以随时抛弃的工具。

    白俄的悲惨下场并没有在东北引起太多的同情，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这些背信弃义的“客人”纯属活该。

    甚至，当日本人的屠刀砍向白俄时，许多中国人还在暗中拍手称快。这让日本人的掠夺，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与此同时，时生活在东北的另一群流亡者——鱿太人，则在这场乱局中，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

    他们非但没有逃跑，反而以前所未有的热情，与日本人迅速地“同流合污”。

    天幕揭示的未来，对他们而言，既是危机，也是千载难逢的机遇。纳粹的种族灭绝，让他们彻底断绝了重返欧洲的念想。而在巴勒斯坦建立的以色列国虽然成功，但天幕也毫不留情地揭示了其建国过程中对阿拉伯人的血腥与不义，使其在道义上蒙上了巨大的阴影。

    这种情况下，日本人抛出的“河豚鱼计划”——即在中国东北，帮助他们建立一个鱿太人定居点——便显得诱人无比。

    “河豚”味美，但有剧毒。这正是日本人对鱿太人的看法：垂涎他们的国际资本，又警惕他们的政治影响力。

    而在天幕降临后的这个时空，这道“名菜”的烹饪方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哈尔滨的鱿太社区领袖，亚伯拉罕·考夫曼医生在与关东军高层进行了一次秘密会谈后，立刻召集了远东鱿太社区的大会。

    考夫曼此人绝非等闲之辈，他早在瑞士求学期间便是坚定的鱿太复国主义者（锡安主义者），一生都致力于在巴勒斯坦建立鱿太人的家园。他来到哈尔滨后，创办了《鱿太生活》周刊，成立了“巴勒斯坦协会”，是世界鱿太复国主义组织的核心成员之一。

    这样一个坚定的锡安主义者，此刻却在大会上抛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主张。

    “先生们！”考夫曼在会上慷慨陈词，他的声音充满了激情，也充满了算计，“天幕已经向我们展示了巴勒斯坦那条道路的血腥与艰难！我们在那里，将永远与阿拉伯世界为敌！那片土地注定将浸满鲜血！”

    他话锋一转，指向了脚下的这片黑土地：“而在这里，在满洲，我们有机会，建立一个真正和平和繁荣的‘远东以色列’！大日本帝国是我们在亚洲唯一可以依靠的强大盟友！他们已经承诺，只要我们能为‘满洲国’的建设引入资金和技术，他们就将划出一块富饶的土地，给予我们高度的自治权！”

    这番话让在场的许多鱿太商人激动不已，但考夫曼的内心的盘算却远非表面上这样简单。

    他从未真正放弃过巴勒斯坦！在他看来，东北不过是一个备选方案，一个在乱世中为鱿太民族保存实力、积蓄资本的“诺亚方舟”。

    同时，这也是一场虚与委蛇的政治表演，目的是为了避免在东北的鱿太人重蹈白俄的覆辙，被日本人送进集中营。

    不过，合作还是要合作的，他的鼓动精准地击中了在场所有鱿太商人和复国主义者的内心。鱿太复国组织迅速与日本人达成了默契：鱿太人利用其遍布全球的商业网络，为日本的战争机器输血；而日本人，则默许他们在这片黑土地上，进行一场悄无声息的“敲骨吸髓”。

    他们的目标，正是那些刚刚被日本人剥夺了一切，却又不敢反抗的白俄。

    鱿太商人以极低的价格从日本人手中“购买”那些被“充公”的白俄工厂和商铺，再利用白俄廉价的劳动力进行生产。他们甚至开设赌场和妓院，将那些走投无路的白俄男女，彻底榨干最后一点价值。

    日本人对此乐见其成。这既能安抚他们的新盟友，又能将矛盾转移，让白俄的仇恨从日本人身上转移到鱿太人身上。

    一场肮脏的交易，就在这片冰原之上悄然达成。然而，这件看似“与外人无关”的事件却引起了另一个庞然大物的注意。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将一份关于“在满洲的苏联公民及前俄国公民遭遇”的报告，放在了斯大林的办公桌上。

    “斯大林同志，根据我们在哈尔滨的情报，日本人正在对当地的俄国侨民进行系统性的掠夺和迫害。”

    莫洛托夫汇报道，“在一次针对白俄商人的‘财产审查’中，他们甚至错误地逮捕并没收了一位持有苏联护照的工程师的财产。”

    斯大林抽着烟斗看着报告，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至于那些白匪、罪犯和反苏份子，”莫洛托夫继续说道，语气中带着一丝厌恶，“他们被日本人当做猪狗一样宰割，这纯属罪有应得。只是……我们是否可以利用这一点……”

    斯大林没有让他说下去，作为一个高明的政治家，他明白了莫洛托夫的意思，他敏锐地从中嗅到了可以利用的机会。

    天幕的出现，让苏联在远东的战略环境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方面，天幕揭示了日本未来的战败，这让苏联可以更加从容地应对来自东方的威胁。另一方面，天幕也预告了未来中苏的路线之争，以及一个强大而独立的红色中国的崛起。

    与这个未来的东方巨人搞好关系，同时遏制和削弱日本这个现实的威胁，成为了斯大林在远东的核心战略。

    “日本人在指责我们支持东北的抗日游击队。”斯大林缓缓说道，烟雾缭绕中，“他们需要一个借口，一个向我们挑衅的借口。而我们也需要一个理由，一个向他们施加压力，让他们不敢轻举妄动的理由。”

    他用烟斗指了指那份报告：“那位被误抓的苏联工程师，就是现成的理由，而那些白匪的遭遇就是我们可以打出去的外交牌。”

    几天后，苏联政府通过塔斯社，向全世界发表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外交声明。声明中，苏联首先强烈抗议日本军方在哈尔滨无故逮捕和迫害苏联公民的暴行，要求日方立刻释放人员、归还财产并做出赔偿。

    紧接着，声明话锋一转，以“人道主义关怀”的口吻，提及了在东北的数万名“前俄国公民”的悲惨处境，并宣称，苏联对于“保护海外俄裔侨民的基本人权”负有“不可推卸的道义责任”。

    这番操作，既保护了自身公民的合法权益，又巧妙地将“白匪”这张牌打了出去，还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

    同时，苏联开始以“人道主义”为名，向那些走投无路的白俄，发出了“回归祖国，参与建设（虽然大概率是去西伯利亚建设）”的号召。当然，前提是必须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

    这套组合拳让土肥原贤二感到非常棘手。

    他摸不准苏联的真实意图。一方面，他知道苏联绝不可能真的为这些“白匪”出头。但另一方面，天幕上所展示的，未来苏联那强大的工业和军事实力又让他不敢掉以轻心。

    如果真的因为这些白俄而与苏联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那将是帝国无法承受的。于是，日本人在东北的“治安肃正”和经济掠夺不得不稍微收敛了一些。

    一场围绕着“俄国侨民”的、看不见硝烟的外交博弈，在苏联和日本之间展开。苏联借此，成功地向日本施加了压力，牵制了其在远东的军事部署。

    而日本也不甘示弱则反过来指责苏联，秘密地向东北的抗日武装，提供武器和援助。

    双方的口水仗，打得不可开交。

    而在这场大国博弈的夹缝中，东北的抗日星火，则继续在白山黑水间顽强地燃烧、壮大。

    在长白山的密营里，杨靖宇收到了来自瑞金的最新指示，以及一批通过苏联转运而来的、宝贵的电台设备和药品。

    指示的内容很简单，只有八个字：

    “独立自主，放手发展。”

    杨靖宇看着这八个字，眼中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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