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幕这个东西，有时候也喜欢说些漂亮话嘛！”

    众人闻言都抬起头来，紧绷的神经稍稍松弛了一些。朱总憨厚地笑了笑：“是咯，那个‘太阳’的比喻，是有点肉麻。”

    “么子‘当太阳在东方升起，世界便不再需要灯塔’，”李德胜摆了摆手，继续说道，“这是把我们捧得太高了！捧得高，就容易跌跤子！我们共产党人，可不能听了几句好话，尾巴就翘到天上去了。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嘛！”

    “润之同志说得对。”一向稳重、负责组织工作的任弼时点了点头，语气严肃，“天幕越是肯定我们，我们自己越是要保持清醒。要把成绩看够，把问题看透。不然，未来的跟头，可能比历史上摔得还要重。”

    “我同意弼时同志的看法。”张闻天也开口了，自从认识到“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后，他进行了公开和深刻的自我反省，此刻的发言也更显务实和深刻。

    “天幕给了我们一个看似完美的结局，但这反而让我感到不安。因为它省略了过程中的无数曲折和可能犯下的错误。我们不能因为知道了考试结果是‘优秀’，就在答题过程中掉以轻心。任何一步走错，都可能导致我们虽然到达了终点，却交出了一份与天幕上截然不同，甚至面目全非的答卷。”

    “嗯，洛甫同志这个‘答卷’的比喻用得好！”李德胜赞许地点了点头，他看向身边的老大哥何叔衡，带着几分敬意问道：“叔翁，您老是咱们党内的大法官，检察长，看得深，看得远。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何叔衡，这位中共一大代表中最年长者，也是李德胜亦师亦友的革命引路人，捋了捋他那标志性的胡须，声音洪亮如钟：

    “润之，我还是觉得天幕上那个‘你’讲得好啊！‘人民万岁’！这四个字，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根！”他用力一拍桌子，“我搞工农检察工作，天天跟老百姓打交道，也天天跟队伍里头那些腐化堕落的苗头作斗争。我最担心的，就是将来我们得了天下，忘了这个根！忘了我们是为哪个打天下，为哪个掌印把子！”

    “天幕上，国民党的腐败触目惊心！我们现在穷，大家都能吃苦。可将来进了大城市，见了那么多好东西，还能不能保持现在这股子艰苦奋斗的劲头？”

    他的目光变得锐利起来，“天幕之前还放过一段未来的片段，虽然快，但我看得真切！高楼大厦是多了，火车是快得像飞一样，老百姓的日子，是比现在好多了。但是！我也看到了，工厂里头的工人，一天干十几个钟头！农村里头，只剩下老人和娃儿，冷冷清清！还有那个什么……‘房地产泡沫’，我虽不懂是么子意思，但看那样子，就不是好东西！”

    何叔衡越说越激动，他想起了天幕上一闪而过的、那些未来“企业家”的嘴脸。

    “还有那些脑满肠肥的‘资本家’！天幕说他们是什么‘企业家’，我看跟咱们打倒的土豪劣绅，差别也不大！有个姓马的，长得跟个外星人一样，说什么让工人‘996’是福报！这是什么混账话？！把剥削说得这么清新脱俗！还有人搞什么‘大学’，拉帮结派，我看那就是新时代的东林党！”

    这位“苏区包公”的眼中，闪烁着忧虑的光芒，“所以，我赞成润之的意见，绝不能骄傲！越是看到未来光明，现在就越要把裤腰带勒得紧紧的！特别是我们这些当干部的，要把‘廉洁奉公’这四个字，刻在骨头里！谁要是敢伸手，敢搞特殊化，不管他功劳多大，资格多老，都要严惩不贷！我这个工农检察委员的刀，可不是吃素的！”

    何叔衡的发言刚落，负责苏区经济工作的林伯渠，这位同样是“五老”之一、经验丰富的“红色管家”，也开口了。

    “叔衡同志说得好，说到了根子上。”林伯渠的语气沉稳务实，“我们苏区搞经济，离不开商人，离不开市场。过去博古同志他们那套，把所有商业活动都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是‘左’了，是脱离实际的。但是，天幕上未来那种资本可以‘无序扩张’，甚至可以绑架政策，形成一个个商业帝国的景象，也绝对不是我们想要想的！”

    “我们利用资本，发展商业，目的是为了繁荣经济，改善民生，最终是为了巩固我们工农的政权，是为了走向社会主义。资本，只能是我们的工具，绝不能让它成为我们的主人！这个度，必须从现在开始，就牢牢把握住！要在制度上给它套上笼头，让它为我们服务，而不是反过来吞噬我们。”

    林伯渠的发言，为这场讨论注入了经济层面的深刻思考。

    接着，一直沉默的董必武，这位同样身为“一大”代表、负责最高法院工作的长者，用他那沉稳的语调缓缓开口。他的视角，与何叔衡的激情澎湃不同，更侧重于制度与根源。

    “叔衡同志是从‘防微杜渐、惩治腐败’的角度看的，我完全赞同。我想从另一个角度，补充一点看法。”他看向李德胜，“天幕上那个美国那么强大，罗斯福总统的改革也一度力挽狂澜，但天幕最后的评语却是‘灯塔的黄昏’，他的改革，最终未能解决根本问题，反而让那个国家，在未来变成了一个更加丑陋的怪物。我看，根子就在于，他那个‘新政’终究还是在给资本主义那座千疮百孔的房子‘打补丁’，没有挖掉私有制的根子。他救得了美国一时，救不了美国一世。”

    “董老高屋建瓴，看到了根本上！”李德胜对这位同样尊敬的老前辈赞叹道，“叔翁说的是‘身’，是肌体的廉洁；董老说的则是‘魂’，是制度的根基。这两点，缺一不可！所以，我们不仅要学习人家的长处，更要警惕人家的教训。”

    他转向董必武：“董老，您是咱们的法律专家，苏区的法制建设，离不开您。我们将来要建立一个新中国，更需要一部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宪法。我看，这个研究小组，就要把‘如何从法律和制度上，防止政权变质’，作为最重要的课题来研究！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用制度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这才是长久之计！”

    最后，作为苏区教育工作的实际负责人，被誉为“革命的教育家”的徐特立也发言了。这位毛泽东的老师，看问题的角度又有所不同。

    “润之，同志们，”徐特立的声音带着教师特有的温和与恳切，“我看，除了制度和监督，最根本的，还是要解决‘人’的问题。是要解决我们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思想问题，世界观问题。”

    “天幕上，无论是苏联的变质，还是未来中国可能出现的种种问题，归根结底，都是一些人忘了初心，忘了自己是谁，为了谁。所以，我们的教育，不能只教文化，教技术，更要教革命的道理，教共产主义的信仰！要让每一个同志，都从思想深处，真正认识到‘为人民服务’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一种需要用一生去践行的信仰！”

    李德胜听完，深有感触地点了点头。他知道，这些从旧时代走来，却选择了最革命道路的老同志们，他们身上所承载的智慧和风骨，是党最宝贵的财富。

    “几位老同志的话，都说到了点子上。”李德胜站起身，踱了踱步，目光深邃，仿佛穿透了历史的迷雾，“我们共产党人闹革命，是去‘赶考’的。从瑞金出发，将来要到北京去，那是进京赶考。考官是谁？是全中国的老百姓。考题是什么？是如何建设一个真正属于人民的、繁荣富强的新中国。”

    

    ?第203章：赶考长征，不忘初心勿做元璋

    他顿了一顿，目光扫过众人，沉声道：“要考好这场试，我们不仅要学习人家的长处，更要警惕历史上的教训……要研究如何规避斯大林同志的教训，也要研究如何规避罗斯福总统的教训……还有……那个未来的‘我’，可能犯下的教训！”

    所有人都心头一震，他们知道，这最后一句，才是最沉重的。

    李德胜站起身，踱了踱步，目光深邃，仿佛穿透了历史的迷雾：“进北京城之前，天幕上那个‘我’告诫全党，我们是去赶考的，绝不做李自成。这一点，从天幕预告的新中国来看，我们基本上是做到了。我们没有在胜利面前冲昏头脑，没有迅速腐化堕落，建立了稳固的政权。”

    “但是，”他话锋一转，声音变得低沉而有力，“同志们，不做李自成，只是考过了第一关。历史上，还有一个人的教训，比李自成更深刻，更值得我们警惕！”

    众人面面相觑，都在思索他指的是谁。

    伍豪的眼神微微一动，似乎想到了什么。而董必武，这位对中国历代法度极有研究的法学家，则沉吟着，似乎已经猜到了答案。

    李德胜缓缓说出了那个名字：“我说的，是明太祖朱元璋！”

    这个名字一出口，在场的所有人都心头一震。朱元璋，一个出身贫苦，放过牛，当过和尚，最终驱逐蒙元，再造华夏的草根皇帝。他的经历，与共产党人的奋斗何其相似！

    李德胜继续说道，他的声音带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却充满了历史的厚重感：“朱元璋也是穷苦人出身，打天下的时候，也是喊着‘驱逐胡虏，恢复中华’，靠的是么子？靠的是广大的农民兄弟。他的军事才能是很了不起的，自古能军者，我看李世民算一个，他朱元璋也算一个。他成功了，建立了大明朝。我们既要学习他的经验，更要吸取他的教训。”

    “但他当了皇帝之后，做了些什么事？”李德胜的语气变得严肃起来，“他为了巩固朱家的天下，大杀功臣，搞特务统治，让当初跟着他一起打天下的兄弟们人人自危！他建立的那套制度，固然在初期巩固了统治，但也成为了一个僵化的牢笼。”

    “更关键的是他的子孙后代！”李德胜的语气变得愈发沉重，“朱元璋自己吃过苦，知道江山来之不易。可他的子孙呢？生在深宫之内，长于妇人之手，他们只知道享乐，只知道利用老祖宗留下的这套制度，变本加厉地去盘剥百姓，尽做坏事！到了明朝末年，藩王、官僚、士绅，这些人打着朱家天下的旗号，重新骑在了老百姓的头上，把国家都蛀空了！最后还是亡在了李闯王手里，亡在了八旗铁骑下！”

    “朱元璋自己成功地做了皇帝，可他建立的那个王朝，最终还是走上了历史的老路，没有跳出这个‘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他从一个受压迫的人变成了一个最高统治者，但他没能找到一条让他的后代、让他的制度永远代表穷苦人的路！这才是我们最需要警惕的教训！”

    这番话，如同一道闪电，劈开了众人脑中的迷雾！他们之前只想着如何取得胜利，如何建立政权，却很少去思考，胜利之后如何永葆革命的本色。

    何叔衡听完，重重地用拳头捶了一下桌子，花白的胡子都在颤抖：“说得好！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做那打破历史循环的英雄汉！哪个要是敢学朱家人，搞特权，欺压百姓，我何胡子第一个不答应！我这个工农检察委员，就是干这个的！”

    他的眼中，闪烁着“苏区包公”的凛然正气。

    坐在李德胜身边，一直负责会议记录的谢觉哉，此刻也抬起头来。这位同样是“苏区五老”之一、以务实和精通法条著称的长者，用他那略带沙哑的声音说道：

    “润之同志的这个比喻，点醒了我们。我们过去，包括我自己在内，脑子里想的更多的是如何夺取政权，如何运用政权。但对于如何监督政权，如何防止政权变质的问题，确实思考得不够。朱元璋的悲剧，根源在于私有制和皇权思想。我们必须从制度上，从根本上杜绝出现下一个‘朱元璋’的可能。”

    谢觉哉在苏区，参与了大量法律法规的起草工作，包括《劳动法》的修订。

    他从立法者的角度，深刻阐述了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我认为，除了检察机关的监督，我们还必须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让人民群众能够真正监督政府的制度。天幕上提到的‘民主’，我们不能让它成为一句空话。”

    “所以咯，”李德胜的语气稍微缓和了一些，但其中的警示意味却更重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这只是第一步，这是解决‘能不能坐稳江山’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第二步——我们绝不走朱元璋的老路！这是解决‘为谁坐江山’、‘江山永不变色’的问题！”

    “我们必须找到一条路，一条能确能保我们不会‘忍将夙愿，付与东流’的路！”李德胜的声音铿锵有力，“这条路，我看，就在‘人民万岁’这四个字里头！就在‘不当朱元璋’这个誓言里头！它要求我们，必须进行一场永不停止的、刀刃向内的对自身的革命！”

    他想起了“红星一号”资料库里，那首据传是他自己晚年所作的、真假难辨的诗。他沉默了许久，缓缓地，用他那带着浓重湘音的语调，低声念了出来。

    “父母忠贞为国酬，何曾怕断头？

    如今天下红遍，江山靠谁守？

    业未就，身躯倦，鬓已秋；

    你我之辈，忍将夙愿，付与东流？”

    这首词在此刻念出，带着一种穿越时空的悲怆与警醒，瞬间击中了在场所有人的心。会议室里，一片死寂，只剩下粗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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