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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64节(第1页/共2页)

    而与未来的红色中国建立对话,正是他这盘“新世界秩序”大棋局中,至关重要的一步。

    这个时空,因为天幕的出现,美国与中共的第一次官方接触,比历史上,整整提前了近十年。

    

    注释及说明(2):美国眼中的中国形象

    最近几章包含了许多特定历史时期的专有名词、人物和概念。对于不熟悉19-20世纪美国宗教史和中美关系史的读者来说,可能会感到困惑,大家有兴趣的可能了解一下,没有兴趣跳过即可,资料均为收集,如有谬误欢迎大家纠正指出。

    一、 专有名词与历史背景解读

    1. 上帝与玛门 (God and Mammon)

    名词解释:“上帝”代表宗教、道德和精神追求。“玛门”是《圣经》中象征财富、贪婪和物质欲望的魔鬼。因此,“上帝与玛门”这个短语通常用来指代精神信仰与物质利益之间的冲突或结合。

    美国对华态度的第一个“冲动”,就是这两种力量的结合——既有传播基督教的宗教热情(上帝,这个概念在后续可以理解为换成了“普世价值”和“自由民主”),又有开拓中国市场、赚取利润的经济欲望(玛门)。这两种动机看似矛盾,但在当时却并行不悖,互相促进。

    2. 清教徒 (Puritan)

    名词解释:清教徒是17世纪英国基督新教的一个激进派别。他们认为当时的英国国教不够“纯洁”,保留了太多天主教的繁文缛节,主张清除这些,回归《圣经》的“纯净”信仰。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为了逃避宗教迫害,乘坐“五月花号”等船只来到北美,成为美国最早的殖民者之一。

    清教徒精神是理解早期美国文化和心态的关键。他们相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肩负着在“新大陆”建立“山巅之城”(一个道德典范社会)的“神圣使命”。

    这种强烈的使命感和自我优越感,在后来的历史中演变为一种世俗化的信念,即美国有责任、有能力按照自己的模式去“启蒙”和“重塑”其他国家,所谓的“神圣的暴力”和“让中国按照美国的精神、政治和文化形象来重塑自我”就源于此。

    3. “门户开放”政策

    名词解释:这是1899-1900年由时任美国国务卿约翰·海伊提出的对华外交政策。当时,欧洲列强(英、法、德、俄、日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大有瓜分中国之势。

    美国由于忙于其他事务,行动较晚,为了防止自己被排除在中国市场之外,美国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主张所有国家在中国都应享有平等的商业和航运机会。这并非出于对中国主权的尊重,而是为了确保美国能以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在中国“利益均沾”,是“玛门”(经济利益)动机的集中体现。

    4. 《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 与 “黄祸”(Yellow Peril)

    名词解释:

    《排华法案》:是美国于1882年通过的一项联邦法律,该法案禁止所有华人劳工在未来10年内移民到美国。此后该法案被多次延长,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完全禁止了中国人移民。

    “黄祸”:是一种起源于19世纪的种族主义观念,它渲染东亚人(特别是中国人)对西方世界构成了所谓的“生存威胁”,认为他们会以其庞大的人口、廉价的劳动力和不同的文化“淹没”白人社会。

    这代表了美国对华态度的第二个冲动——恶毒的种族主义。它与前文提到的“拯救中国”的传教士热情形成了鲜明而讽刺的对比。一方面,美国精英阶层想在中国传教、做生意;另一方面,美国社会(特别是西部劳工阶层)却极度歧视和排斥已经在美国的中国人。

    美国对华政策的深刻矛盾:在中国本土,中国人是需要被“拯救”和开发的“对象”;在美国本土,他们却是需要被驱逐和隔离的“威胁”。

    5. 基督教恩抚主义 / 家长制作风

    名词解释:“家长式作风”,指一个人或一个团体像父亲对待孩子一样对待他人,自认为知道什么对对方最好,并为对方做决定,而不管对方是否同意。

    基督教恩抚主义特指传教士和信徒们抱持的这样一种心态:他们认为非基督教徒是“幼稚的”、“野蛮的”,需要他们这些“文明的”基督徒来引导、教育和拯救。

    这是对美国第一种冲动(上帝与玛门)背后心态的深刻剖析。无论是传教士想拯救中国人的灵魂,还是商人想打开中国市场,其底层逻辑都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家长心态”,即“我们知道什么对你们好,你们应该变得像我们一样”(这种思想在现代和美国后续也有延续,也是美国做很多事情的一种离谱动机……从这个角度去看美国某些行动,可能会有一种新的视角)。

    6. 学生海外宣教志愿运动 (SVM)

    名词解释:这是一个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极具影响力的美国大学生基督教运动,其巅峰时期每年有数以千计的传教士和受过高等教育宣教团自愿前往异国传教,播撒所谓上帝的福音。

    它的口号是“在这一代人中把福音传遍世界”,这激励了成千上万的美国青年投身于海外传教事业,他们的行动也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个运动最终在一战后逐渐衰落,但是卢斯和时代杂志、赛珍珠和他的《大地》又在某种程度上继续延续了这一使命。

    该运动是文中描述的“传教热情”的具体来源和组织载体。像毕得经、艾迪、卢思义等人都是在这股浪潮的感召下前往中国的,这也是为什么在那个时期会有如此多的高学历美国青年远渡重洋来到千里迢迢的中国。

    7. 传教士儿童

    名词解释:指跟随父母在海外传教区长大的孩子。他们在一个文化中出生或成长,但父母的国籍和文化归属是另一个。社会学上,他们常被称为“第三文化儿童”。

    文中含义:这群人拥有独特的成长背景。他们既熟悉中国,又通过父母的教育对美国抱有高度理想化、甚至浪漫化的想象。书中提到的赛珍珠和亨利·R·卢斯就是典型代表。他们长大后,通过写作、办媒体等方式,极大地影响了普通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这种看法往往是复杂的,既有温情,也有偏见。

    二、 人物注释

    德怀特·L.慕迪 (Dwight L. Moody, 1837-1899)

    身份:美国极具影响力的福音派传教士。

    简介:他是19世纪后期美国“宗教复兴运动”的领袖人物。他组织的宗教集会,特别是马萨诸塞北田市集会,直接催生了“学生海外宣教志愿运动”,点燃了一代美国青年的传教热情。

    毕得经 (Horace Pitkin, 1869-1900)

    身份: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学生海外宣教志愿运动”的代表人物。

    简介:他深受感召来到中国传教,1900年在义和团运动中于河北保定遇害。他的殉道事迹进一步激励了更多美国青年投身传教事业。

    舍伍德·艾迪 (Sherwood Eddy, 1871-1963)

    身份:美国传教士,基督教青年会(YMCA)领袖。

    简介:长期在亚洲从事青年工作,是一位杰出的演说家和活动家,对20世纪初亚洲的基督教发展有重要影响。

    卢思义 (Henry W. Luce, 1868-1941)

    身份:美国长老会传教士、教育家。

    简介:他长期在中国从事教育工作,曾参与创办后来的燕京大学。他是典型的怀有“上帝与玛门”双重使命感的传教士。更重要的是,他是下面这位重要人物的父亲。

    亨利·鲁宾逊·卢斯 (Henry Robinson Luce, 1898-1967)

    身份:美国传媒大亨,在中国出生的“传教士儿童”。

    简介:他创办了美国历史上极具影响力的《时代》周刊、《财富》杂志和《生活》杂志,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媒体帝国。他的成长背景让他对中国抱有复杂而强烈的感情,并通过其媒体深刻地影响了数代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其立场是支持国民党政府并坚决反共。

    特纳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1861-1932)

    身份:美国历史学家。

    简介:他提出了著名的“边疆假说”,认为向西部边疆的不断拓展塑造了美国独特的民族性格和民主制度。并在文中指出,当美国地理上的西进边疆消失后,像中国这样的海外地区,在精神上成了美国人延续其“开拓”使命的“新边疆”。

    约翰·R.莫特 (John R. Mott, 1865-1955)

    身份:美国基督教青年会(YMCA)和学生海外宣教志愿团(SVM)的长期领袖。

    简介:他是20世纪上半叶全球基督教学生运动和普世教会运动的核心人物,因其在促进国际和平与合作方面的工作而获得1946年诺贝尔和平奖。

    赛珍珠 (Pearl S. Buck, 1892-1973)

    身份:美国作家,在中国长大的“传教士儿童”。

    简介:她的父母是长老会传教士,她在中国生活了近40年。她的小说《大地》(The Good Earth)描绘了中国农民的生活,获得了普利策奖,并让她在1938年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女性。她的小说极大地塑造了20世纪30-40年代美国人对中国普通民众的浪漫化、同情性想象。

    周以德 (Walter Judd, 1898-1994)

    身份:美国医疗传教士,后成为极具影响力的国会议员。

    简介:他曾在中国从事医疗工作,这段经历让他成为坚定的反共分子。回到美国后,他成为国会“中国游说团”的核心人物,与亨利·卢斯等人一起,长期影响美国对华强硬政策的制定,并是“以台制华”策略的早期鼓吹者(简而言之,渣渣一枚,祸害遗千年)。

    三、传教士的影响

    传教士对中国影响深远、也最富建设性的领域,无疑是现代高等教育。他们最初办学的目的是为了培养中国本土的传教士和教会助手,但其发展却“无心插柳柳成荫”,催生了中国第一批现代大学,并为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输送了不可估量的人才。

    在20世纪20年代,由美国传教士开办或资助的高等学府,一度占据了中国高等教育规模的近三分之一,他们的初心当然并不纯粹,但单从结果而言,确实算是有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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