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的每一个村庄，几乎找不到一个没有失去亲人的家庭。那个在战争中失去了三个儿子的母亲，那个在战壕里被毒气熏坏了肺、终日咳喘的退伍老兵，那个在火车站永远等不到自己未婚夫归来的年轻姑娘……这些，共同构成了战后欧洲最真实的、也是最悲伤的集体记忆。

    即便是战胜国，也丝毫感受不到胜利的喜悦。1919年，当英国在白厅为这场战争建立纪念碑时，他们选择的不是罗马式的凯旋门，而是一座洁白的、朴素的、象征着“光荣牺牲”的衣冠冢。

    每年的停战纪念日，成千上万的英国人，会佩戴着红色的虞美人花，在悲伤的静默中，缓步走过纪念碑。那不是庆祝，那是一场漫长的、整个民族的葬礼。

    “永不重演！”（NeverAgain!）

    这句口号被坚定地一以贯之，它不是一句空洞的政治宣传，而是从索姆河的尸山血海中，从凡尔登的白骨累累中生长出来的、整整一代欧洲人，最深刻、最卑微、也最坚决的愿望。

    所以，当1933年的他们看到德国、意大利、日本这三个战争策源地，竟然因为“内乱”而自我毁灭的“可能性”时，他们所感受到的是一种近乎于神迹降临般的、非理性的狂喜。

    他们太渴望和平了，以至于他们愿意相信任何一个能带来和平的“好消息”，无论这个消息看起来是多么的脆弱和不可靠。

    他们就像一个在沙漠中即将渴死的人，突然看到了一片海市蜃楼。他们明知那可能是幻象，却依旧会不顾一切地向着那个方向狂奔而去。

    因为，真实的、再一次踏入战争沙漠的滋味，他们已经再也不想品尝了。

    这种源自于巨大创伤的“避战情绪”，就是“绥靖主义”最肥沃的、也是最无可辩驳的生长土壤。

    它并非源于愚蠢，而是源于恐惧；并非源于怯懦，而是源于整整一代人，对于“和平”二字那深入骨髓的、病态的渴望。

    

    ?第154章：和平的特洛伊木马与焚城

    就在伦敦和巴黎的主流社会沉浸在“恶龙自噬、战争可免”的乐观幻想中时，一些更为清醒、或者说更好奇人却选择逆着人流，亲自前往那片被内战和狂热所笼罩的、德意志的土地，去亲眼看一看那里究竟在发生着什么。

    天幕就像一份最详尽的旅行指南，为他们标注出了这个世界上最危险、也最值得探究的地方。

    弗农·巴特利特，一名自由派记者和坚定的和平主义者。

    他以一种近乎浪漫的方式开始了他的德国之旅，他买了一艘可折叠的独木舟，顺着莱茵河一路漂流而下。

    他看到了沿途美丽的风景，也看到了那些穿着整齐制服、唱着激昂歌曲、脸上洋溢着“健康”笑容的希特勒青年团团员。

    这让他一度产生了错觉，但在进入城市后，那种田园牧歌式的幻象便被迅速击碎。

    他看到了冲锋队员如何光天化日之下将一位犹太商人拖出他的店铺，逼迫他跪在地上清洗街边的标语；他看到了在大学的广场上，成堆的书籍被付之一炬，那些书籍里有海涅有托马斯·曼，甚至有爱因斯坦。

    他甚至冒险潜入了鲁尔区的边缘，德共的“红色卫队”与纳粹的冲锋队在城市的废墟里进行着零星的巷战。与其说是“内战”，不如说是一场“练兵”。

    在他于1933年秋天出版的《解读纳粹德国》一书中如此写道：“……这个国家正处在一种精神分裂之中。一部分人，在用一种近乎宗教的狂热，建设着他们理想中的‘雅利安仙境’；而另一部分人，则在用自己的血肉抵抗着这个正在将他们吞噬的地狱。我对这个政权的本质不抱任何幻想，但令我困惑的是，我采访过的许多纳粹中层官员，他们似乎真的相信希特勒并不想发动一场对外战争。他们坚称，这场内战以及对犹太人和共产党的清洗，都是为了‘净化内部’，是为了最终能缔造一个‘强大而又热爱和平的’新德国。”

    巴特利特的观察是敏锐的，但他，依旧被纳粹那套“对内残酷，对外和平”的宣传所部分迷惑。

    莫里斯·汉基爵士，内阁秘书，一位勤勤恳恳的帝国行政官。

    他则对那些虚无缥缈的“主义”不感兴趣，他只相信数据和事实。他带着他的夫人冒着战争的风险，以“度假”的名义走访了德国多个工业区。

    他没有去采访任何人，他只是默默地观察默默地记录。

    他看到，克虏伯的工厂在“生产拖拉机和民用设备”的幌子下，其生产线上流动的却是坦克炮塔和装甲板的模具。

    他看到，法本公司的化工厂在夜间排出的是制造毒气时才会产生的带有特殊气味的废气。

    他更是在一场为内战“阵亡将士”举行的盛大的火炬游行中，看到了那种令他这个见惯了大场面的帝国官员都感到不寒而栗的景象。

    “……成千上万的纳粹分子，几乎全部穿着统一的军装排着整齐的队列高唱着军歌，从我们面前走过。”他在返回伦敦后向内阁提交的秘密报告中写道，“他们的眼神里没有悲伤，只有一种献身于某个更高意志的、灼热的狂喜。他们的青年运动，实际上就是一场全民的、军事化的预备役训练。”

    “结论是明确的。”汉基爵士在报告的最后写道，“德国，正在利用这场内战作为借口，将整个国家都改造为一部前所未有的、高效得可怕的战争机器。它所谓的‘内‘部消耗’，实际上是一场可控的、最充分的‘战前动员’。一旦它的内战结束，这股被动员起来的巨大力量，必将要寻找一个新的宣泄口。”

    鲍勃·布思比，一位年轻、英俊且有些狂妄的苏格兰保守党议员。

    他则因为去年与希特勒那场喜剧般的会面，而对德国有着更为个人化的关注。

    他再次来到了他热爱的、每年都要来“朝圣”的拜罗伊特，那个属于瓦格纳的音乐圣地。

    但这次，他看到的是被纳粹意识形态彻底扭曲和污染的景象。

    剧院内外挂满了万字符旗，观众们在幕间休息时，讨论的也不再是音乐，而是“元首对瓦格纳精神的继承”。

    他感到一阵阵的恶心。

    他随后前往柏林，试图联系一些他认识的、属于旧贵族和知识阶层的朋友。但他发现，他们中的许多人要么已经逃离，要么就在与他见面时，表现出一种极度的、神经质般的恐惧，谈话时，甚至会下意识地看一看墙上是否挂着窃听器。

    最终在离开德国前他确信了一件事，他在1933年10月向他的选民，发出了他一系列警告中的第一个，这一切与他在一年前与希特勒会谈时得出的结论截然不同：

    “……德国正在陷入一种非常类似‘战争狂热’的病态之中！不要被它所谓的‘内乱’所迷惑！那只是它在为自己打造一副更强健的、准备投入下一场战争的躯体！希特勒，那个我曾亲眼见过的、有着一双清澈蓝眼睛的魔鬼，他绝不会满足于只在德国境内进行统治！欧洲的和平已经危在旦夕！大英帝国必须立刻为自己，也为整个文明世界，准备好迎接风暴的武器！”

    巴特利特、汉基、布思比……这些亲眼目睹了德国真相的“信使”们，在返回英国后，都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向这个沉浸在和平幻想中的国家发出警报。

    巴特利特的书虽然引起了一些讨论，但大部分读者都更愿意相信他书中，关于纳粹“似乎不想对外战争”的那部分结论，而自动忽略了他对纳粹政权本质的残酷描绘。

    汉基爵士那份详尽、客观、且充满不祥预感的报告，被提交到内阁后，时任财政部常务次官 沃伦·费希尔爵士只是在文件上优雅地批上了一行字：“吾等虽须以应有之审慎，郑重申明对此卷帙浩繁之文献编纂过程中所彰示之谨严勤勉与堪值嘉许之周详审慎，抱有深切之认同，并须认可其作为关乎当下社会政治情态之观察数据集成所蕴含的内在价值；然则，鉴于当前刻不容缓之行政要务——尤指对有限行政资源之优化配置与审慎时间分配之迫切要求——已然构成优先考量，故不无遗憾地提议，宜将上述卷宗暂行移送归档存管，俾使其静候未来之恰当时机，待至相关政策拟定流程之后续阶段中，若彼时情境确证其概念框架与议题具有现实关联性，方可酌情重启对其内容之重新审慎甄别与稽考。（签名）M.F. ”

    然后……这份报告便被锁进了档案柜的最深处。

    而布思比，当他在下议院的议事厅里慷慨陈词，试图警告同僚们，德国正在成为一个巨大的火药桶时，他迎来的不是重视，而是后排议员们，此起彼伏的、嘲弄般的喊声：“战争贩子！”“又在危言耸听！”

    他们的努力，如同一颗颗投入大海的石子，只激起了几圈微不足道的涟yī，便迅速地，被主流社会那更为强大的、对“和平”的渴望，所彻底吞噬了。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人们，尤其是那些经历了战争创伤的人们，更愿意相信，他们希望相信的东西。而此时的纳粹德国，也在用一种前所未有的、自欺欺人的方式，来“配合”西方的这种幻想。

    戈培尔的宣传机器，在天幕的“帮助”下，变得比历史上更为狡猾。他对内，宣扬着种族的狂热与斗争的荣耀；但对外，他却将德国，塑造成一个“正在努力清除内乱、只求自保的可怜受害者”。

    而一种更为奇特的、只有在这个被天幕所笼罩的时空里，才会诞生的现象，也开始在德国悄然蔓延。

    天幕的“保护机制”，本意是人道的。但许多德国人，尤其是那些纳粹的信徒和被宣传所蛊惑的中间派，开始主动地、有意识地，去“触发”这种机制。

    当天幕开始播放那些对纳粹不利的、揭示其罪行的内容时，他们会通过各种方式来回避和隔绝这些“负面信息”。

    有的人会立刻开始高声朗读《我的奋斗》，或者大声播放瓦格纳的音乐，用更响亮、更“正确”的声音来压倒天幕的旁白。

    有的人，会选择立刻闭上眼，或者用厚厚的黑布，蒙住自己的脑袋，进行一种“物理隔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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