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端着一碗刚熬好的汤药，从里屋走出来，心疼地为妻子披上一件披肩。

    “徽因，休息一下吧。”他看着妻子苍白的脸，声音里满是担忧，“你把自己逼得太紧了。知道了未来，不代表要把整个未来的重量都压在自己一个人的肩上。”

    他看了一眼桌上那张即将完成的、关于山西应县木塔的测绘草图，眼神里流露出一丝属于建筑师的绝望。

    “我昨天整理了一夜关于山西古建筑的考察计划。”他苦涩地说道，“可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呢？徽因，天幕已经告诉我们了，几年之后日本人就会打过来，整个华北都将是焦土。我们……我们现在所做的，不过是在为一片注定要被烧毁的废墟丈量尺寸而已。”

    “不，思成。”林徽因放下笔，抬起头，她的眼神清亮且坚定。

    “正因为它们注定要被毁灭，我们才更要去丈量，去记录！”她的声音虽然轻柔，却蕴含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如果说，它们作为实体的生命已经注定要消亡，那我们就必须在它们消亡之前，用我们的笔和尺，将它们的灵魂完整地拓印在纸上。思成，我们现在所做的，不再是单纯的建筑学研究。我们是在为我们这个民族抢救一份即将被大火烧毁的、关于美的记忆。”

    “这，就是我们的战斗。”

    她拿起桌上一张小小的相框，照片上，是她那位英气勃勃、笑容灿烂的弟弟——林恒。

    “天幕播放了未来的空战。那些年轻的飞行员，开着我们自己造不出来的飞机，去撞向日本人的战舰。我这个傻弟弟……他从小就痴迷于飞行。我每天都在祈祷，祈祷那不是他的命运。”

    她的眼中泛起了泪光，“但如果……如果那真的是他的宿命，那么，我们这些做哥哥姐姐的，至少要保证那个他用生命去保卫的国家，是一个值得被后人记住的、美丽的国家。”

    正在这时，他们的挚友哲学家金岳霖走进了小院。他带来了一些从南方辗转传来的、令人惊讶的消息。

    “思成，徽因，”老金的脸上，带着一种困惑而又新奇的表情，“我听上海的朋友说，最近在南方，甚至在我们北平的黑市上，都出现了一种非常有效的、治疗疟疾的新药。他们叫它‘红色奎宁’。”

    “红色奎宁？”

    “是的。据说，这种药不是从美国或者欧洲来的。它的源头竟然是……江西的‘红区’。”金岳霖压低了声音，“传言说，是共产党人得到了某种疑似来自苏联的先进技术，用简单的设备就搞出了这种在市面上千金难求的救命药。他们不仅在苏区内部使用，还通过地下渠道低价卖到国统区，救了不少人的命。”

    这个消息，让梁思成和林徽因都陷入了沉默。

    这是一个极具冲击力的对比。当他们所处的、由国民党统治的“上流社会”，还在为西药的稀缺和昂贵而苦恼时；当那些达官显贵们还在还利用权力倒卖药品、大发国难财时；那个被他们一直认为是“赤匪”、“流寇”的共产党，竟然在用一种近乎奇迹的方式解决着最底层民众最实际的生存问题。

    这也引发了当时整个中国知识界的、一场深刻的思想分裂。

    以胡式等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们，依旧对共产党充满了警惕。“他们是苏联的附庸！他们要搞阶级斗争，要革我们的命！他们的胜利将意味着思想的禁锢，意味着我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自由主义传统将彻底消亡！”

    但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已经彻底失望的人，则已经开始动摇。

    “国民党正在让这个国家烂下去！日本人已经打到了长城口！”在一次沙龙聚会上，上海光华大学教授王造石激动地说道，“天幕已经证明，只有共产党能把这个国家重新组织起来，去一致对外！或许……民族的存亡，比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个人那点‘自由’的价值要更重要一些！”

    救亡，还是启蒙？保全国家之“体”，还是守护文明之“魂”？这个从晚清开始就困扰着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在天幕的催化下，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尖锐和迫切。

    北平，一家戏院的后台。

    京剧大师梅兰芳刚刚卸下《霸王别姬》中虞姬的华丽行头。他对着镜子，用卸妆油一点点地擦去那绝代风华的妆容，露出了自己那张儒雅而又带着一丝忧虑的脸。

    他代表着这个国家最古典、最精致的美。天幕上所展示的那个由飞机、坦克、原子弹和意识形态构筑的未来，对他来说是如此的陌生和粗暴。

    他感到了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在隆隆的炮声面前，水袖的翩跹，唱腔的婉转又有何意义？

    但他，终究有自己的“风骨”。

    他对身边的弟子轻声说道：“天幕上说，未来，北平或许要沦陷了。我不会走，你们记住，若是日本人真的来了……我就把这身行头锁起来，蓄起胡子，绝不再登台。咱们唱戏的可以饿死，但绝不能给侵略者唱堂会！”

    夜深了，梁思因与林徽因的争论，也结束了。

    两人并肩坐在院子里，看着天空中那块曾经悬挂着天幕的地方。屏幕早已消失，但它所带来的震撼与思考，却像宇宙的背景辐射一样无处不在。

    他们这些中国的知识分子，曾天真地以为，可以像引路的普罗米修斯一样，将“赛先生”与“德先生”的火种，带给这片古老的土地，从而实现文明的新生。

    但天幕，却向他们揭示了一个更为残酷的现实：在这片土地上在火种点燃文明之前，一场足以将一切都烧成灰烬的、更为猛烈的野火即将到来。

    是继续守护着那些注定要被摧毁的、“无用之美”，为这个民族保留下文明最后的脆弱记忆？还是将自己的命运投入到那股看似粗粝、野蛮，却又唯一展现出救亡图存希望的红色洪流之中？

    这个问题，没有答案。

    但他们知道，属于他们的、那个可以安坐于书斋之中进行纯粹的、浪漫的启蒙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他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在这场即将来临的风暴中，做出自己的选择。

    

    ?番外篇（一）：来到瑞金的“博士”

    江西，瑞金，1933年夏末。

    中央苏区，在粉碎了敌人第四次“围剿”后，在“天幕”的神助攻下，迎来了一个短暂而宝贵的和平建设时期。

    反围剿的阴影在这个时空已然消散，取而代之的要务是如何将这片红色的土地，建设成一个真正稳固、能够辐射全国的革命大后方的紧迫课题。

    瑞金郊外，一座由旧祠堂改造而成的、戒备森严的院落里，挂上了一块崭新的木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业与科学技术委员会（筹）。

    这里汇聚了中央苏区最宝贵的“技术大脑”：有红军无线电通讯事业的创始人王诤；有在极其困难条件下建立起苏区第一个兵工厂的“红色工程师”刘鼎；有负责印制苏维埃货币的造币厂厂长谢里仁……这些在战争实践中成长起来的技术骨干，此刻正围在一张张简陋的图纸前，激烈地讨论着。

    他们的任务无比艰巨：在一个几乎为零的工业基础上，利用“红星一号”提供的那些超越时代但又受限于基础材料和设备的“未来技术”，为苏区建立起一套最基础的轻工业体系，以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

    伍豪今天亲自来到了这里。他的身边，悬浮着那块只有少数核心领导才能看见的那块半透明的光屏——“红星一号”。

    “同志们，”伍豪的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他的语气严肃而充满期待，“天幕向我们展示了苏联‘五年计划’的宏伟成就，也预告了我们新中国未来的工业化蓝图。但是，蓝图是未来的，道路还是要我们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

    他看向一位面容坚毅的中年人：“吴汉杰同志，你先说说官田兵工厂的情况。”

    被点到名的吴汉杰，这位由李德胜亲自点将的人民兵工事业“始祖”站了起来。

    “报告伍豪同志，目前，官田兵工厂在‘红星一号’提供的部分图纸和改良工艺的指导下，已经能稳定地复装子弹，并小批量仿制‘刘鼎式’步枪。但是，我们面临着最根本的困难——没有钢，没有合格的钢材！我们现在用的都是从缴获的武器、铁轨上拆下来的废钢，质量和数量都远远不够。没有钢铁，就没有一切。”

    他的话，说出了所有人的心声。

    接着，中央造币厂厂长谢里仁也汇报了困难：“我们能造出银元，但缺少精炼铜和镍的能力，就无法制造出更耐用、更难仿制的辅币。根子同样还是在冶金和化工上。”

    红军无线电总队的创始人王诤也提出了自己的困境：“‘红星一号’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先进的无线电原理图，但我们连最基础的真空管、电容和电阻都无法量产，一切都依赖于缴获和从白区秘密购买，数量极其有限，而且随时可能被切断。”

    一个个问题被摆上桌面，每一个都指向同一个核心——基础工业几乎为零。

    苏联的援助？太远了。斯大林承诺的援助，需要穿越半个中国才能零星地送到瑞金，这对于建立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

    天幕的技术？太超前了。那些未来的核反应堆、喷气式发动机的图纸，对于连合格钢材都炼不出来的苏区来说就像是天书。

    “红星一号”提供的技术资料，已经经过了筛选，都是符合当前技术水平的。但即便如此，从图纸到产品，中间还隔着一条由设备、原料、技术工人和管理体系组成的鸿沟。

    “伍豪同志，”一位戴着眼镜、头发有些花白的老技术员，指着一份关于青霉素提纯的工艺流程图，面露难色，“‘红星一号’提供的这个流程，理论上是完美的。但它需要恒温的培养环境和高精度的离心分离设备。我们现在……连稳定的电力供应都保证不了，更别说制造离心机了。”

    “红星一号”的光屏上，立刻显示出数据：

    【方案已根据苏区现有条件进行优化。建议采用深井恒温法进行初步菌种培养，离心设备可尝试改造缴获的汽车发动机……成功率预估：17.3%。】

    17.3%的成功率，已经是在现有条件下推算出的极限。这便是苏区工业建设最真实的写照——有未来的“天书”指导，却没有施展“魔法”的材料和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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