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打出的旗号巧妙地孤立了他个人——“反蒋，不反中央；拥护国民政府，但必须改组”。这让许多中间派和地方势力，都有了观望甚至附和的理由。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常凯申颓然地坐倒在沙发上，口中喃喃念出了他最崇拜的曾国藩的这句名言。

    他感觉，自己就像当年被太平天国和朝廷内部倾轧双重夹击的曾文正公一样，陷入了内外交困的绝境。

    一直以来，常凯申赖以维系统治的，无非是三样东西：枪杆子（黄埔系军队）、钱袋子（江浙财阀的支持）和“总理正统”这块牌子。而现在，这三根支柱，都出现了严重的松动。

    军心，是最先动摇的。

    他想起了前几天在南京郊外的中央军校对手下的黄埔系军官的训话。

    “娘希匹！你们看看你们现在的样子！一个个垂头丧气，哪里还有半点革命军人的样子？！”他用带着浓重浙江口音的官话，愤怒地敲着讲台，“天幕几句妖言，就把你们的魂都吓跑了吗？！我们黄埔的校训是什么？‘不爱钱，不偷生，统一意志，亲爱精诚！’看看你们！现在心里想的都是什么？是自家的那点小算盘！是怕得罪了共匪，将来被清算！”

    “党国的未来，总理的遗志，都指望着你们！你们要是都怕死，都想着给自己留后路，那党国，就真的要亡了！亡在你们这群不肖子孙的手里！”

    他声色俱厉，言辞恳切，试图再次用那套他最擅长的“精神训话”，来重振军心。

    然而，台下的年轻军官们虽然表面上依然肃立，但眼神中却早已没有了往日那种狂热的崇拜。

    他们中许多人也曾是热血青年，也曾相信跟着“校长”可以救华国，但天幕让他们看到了另一番景象。

    他们看到了自己的“校长”最终丢掉了整个大陆；看到了那些被他们视为“赤匪”的对手，最终建立了新中国；更看到了在未来的抗日战场上，无数将士在前线流血，而南京的后方却依然是歌舞升平、贪腐横行。

    信仰一旦崩塌，现实的考量便会立刻占据上风。

    这支军队已经失去了它的“灵魂”，除了少数在“四一二”等事件中手上沾满了共产党人鲜血、已经没有退路的死忠分子外，大部分中下层军官和普通士兵，都开始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

    “给常某人卖命，剿共得罪了未来的‘天子’，将来怕是没好果子吃！抗日吧又要去前线当炮灰，不如……保存实力，静观其变。”——这种想法，在国民党军队中，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的心态。

    甚至他赖以为生的江浙财阀也变得首鼠两端，不愿再倾囊相助。失去了足够财力支持的常凯申，无法再像过去那样，用金钱收买和分化对手。

    他只能依靠他手中那支同样军心不稳的嫡系部队，去打一场硬仗。可他手下的黄埔系将领们，在天幕的“未来审判”下，也军心涣散、人人自危。

    怎么办？

    强行出兵平叛？他未必没有这个军事实力。但一旦开战，就正中那些地方实力派的下怀。他们巴不得中央军和十九路军拼个两败俱伤，好坐收渔翁之利。届时，就算平定了福建，自己的嫡系力量也消耗殆尽，更无力控制全国局势。

    妥协？下野？这对他来说是绝不可接受的。他深知权力的滋味，也清楚一旦放手，那些政敌绝不会放过他。他过去模仿曾国藩，两次下野以退为进，最终都能卷土重来。来

    但这一次……情况不同了，天幕已经宣告了他最终的败亡结局，一旦他离开权力的中心，恐怕就真的再也回不来了。

    他想到了另一条路——联络日本人。如果能获得日本的支持，以“共同防共”的名义来镇压国内的“叛乱”，或许能解燃眉之急，但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就被他自己否定了。

    天幕已经将他钉在了“消极抗日”的耻辱柱上，如果此时再公然引狼入室，那无异于政治自杀，会立刻让他众叛亲离，连最后一点统治的合法性都将丧失殆尽。

    他一生中从未如此的举棋不定，仿佛他正站在命运的十字路口，每一步都可能通向万丈深渊。

    而中央苏区的红军，则敏锐地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

    在常凯申的主力部队被福建事变牵制，无力发动大规模“围剿”的情况下，红军一方面与福建的“人民革命政府”签订了《抗日反蒋初步协定》，在舆论上互相支持，在军事上互相策应；另一方面，则抓紧时间向国民党统治薄弱的地区，发动了一系列主动出击，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扩充红军队伍的行动。

    整个中国的南方，呈现出了一幅奇异的景象：南京的中央军，与福建的十九路军，正在隔空对峙；而江西的红军，则在一旁“观战”，并趁机发展壮大。

    山西，太原。

    “山西王”阎百川，正悠哉地在他的“自省堂”里，喝着家乡的陈醋，听着下属汇报着全国的局势。福建的枪声，南京的焦头烂额，在他听来，都如同戏台上最精彩的折子戏。

    过去一年，这位在夹缝中生存了几十年的“不倒翁”，只做了一件事——闷声发大财，埋头搞建设。他以“保境安民”为由，在山西境内，沿着与河北、河南交界的主要隘口，大修碉堡和工事。

    他用从德国买来的机器，扩充着自己的兵工厂，生产着质量上乘的“晋造”武器。他既不反蒋，也不亲共，更不理会日本人的拉拢，关起门来经营着自己这片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总座，”阎百川的心腹将领赵戴文问道，“如今常凯申四面楚歌，咱们……是不是也该有所动作？”

    阎百川呷了一口醋，慢悠悠地说道：“急什么？天塌下来，有个子高的顶着。咱们山西人穷地薄，经不起折腾。让他们先打，打得差不多了，咱们再看。”

    “可是……天幕上说，未来共党会得天下。咱们总得有个打算吧？万一将来……”

    阎百川笑了，那笑容像个精明的账房先生：“共产党？我知道。他们那一套是穷人的道理，咱们山西穷人多，所以不能跟他们硬顶。但是，他们那一套‘共产’，是要把我们这些有产之人的家当都分了，所以也不能跟他们走得太近。”

    他伸出两个手指头：“要记住，对付共产党，就两个字：‘存在’。他们要存在，我们也要存在。只要咱们把山西守好了，让老百姓有饭吃有活干，将来无论是谁得了天下，都得认我阎百川这个‘存在’。至于天幕上的未来？哼，那是几十年后的事，先把眼前的日子过好了再说吧！”

    这位“山西王”用他那套独特的“存在哲学”，在时代的洪流中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最稳妥的定位——坐山观虎斗，谁赢他跟谁。

    察哈尔，张家口。

    另一位北方的风云人物——冯玉祥，则完全是另一番心境。

    这位被称为“倒戈将军”的基督徒，一生大起大落，此刻的他，正因他所组织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失败而满心愤懑。

    年初，天幕揭示了日本的滔天罪行后，他振臂一呼，联合方振武、吉虹昌等人在察哈尔拉起了一支抗日队伍，一度收复了多伦等失地。

    然而，这支由各路人马临时凑成的军队很快就暴露出了其内部的矛盾和脆弱，而常凯申的南京政府更是将其视为“心腹大患”，一面命令何应钦派重兵压境，一面收买分化其内部将领。

    最终，在日军和中央军的双重夹击下，同盟军兵败瓦解。

    他看着南方那场“反蒋”大戏，心中五味杂陈。他恨常凯申的“不抵抗”，但也看不上福建那帮人“投机取巧”。他一生都在寻找救国的道路，却一次次地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这个国家，到底还有没有希望？”他对着灰蒙蒙的天空，发出了绝望的叩问。

    

    ?第117章：思想的解缚与川陕的收局

    天幕之上，苏联兴亡的史诗暂告一段落，但其投下的重磅炸弹，却在中国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思想大地震。

    “苏联……竟然会解体？”

    “我们一直追随的‘老大哥’，未来竟然会变成‘红色沙俄’？”

    “那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到底对不对？”

    从中央苏区的瑞金，到川陕的巴中，再到湘鄂西的密林和陕甘的黄土高坡，几乎所有的红军战士和根据地干部，在最初的震惊过后，都陷入了深刻的迷茫与信仰危机之中。

    一直以来，苏联都是他们心中神圣的、不可动摇的灯塔，是革命胜利的终极保证。

    现在，灯塔的未来，却是一片废墟。这对于许多刚刚建立起共产主义信仰的年轻战士来说，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

    一时间，各根据地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思想混乱。悲观、怀疑的情绪开始蔓延，甚至有少数意志不坚定者，开始私下里议论“革命前途渺茫”。

    然而，这场看似即将失控的信仰危机，却在中共中央成熟而高效的应对下，以及“红星一号”的辅助下，被迅速地引导、转化，最终变成了一次全党范围内的、深刻的思想解放与自我革新运动。

    瑞金，中央苏区。

    李德胜、伍豪等人，第一时间组织各级干部，就天幕播放的内容，展开了大规模的学习和讨论。

    他们并没有回避“苏联解体”这个残酷的现实，反而将其作为最重要的“反面教材”，进行深入的剖析。

    “同志们！” 李德胜同志站在红军大学的讲台上，声音如同洪钟，震得会场嗡嗡作响，“天幕上讲的苏联垮台这件事，依我看，不是坏事，是天大的好事啰！”

    “为啥子讲是好事？” 他扬起手臂，目光炯炯，“它像一瓢冷水，兜头盖脸浇下来！正好把我们从对莫斯科的‘洋菩萨’的迷信里，彻底浇醒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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