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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共产党内部的“破而后立”不同,英法两国的上层社会,则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焦虑、分裂和争吵之中。
伦敦,一家高级绅士俱乐部内。
烟雾缭绕,一群帝国的掌控者——银行家、工业巨头、贵族议员们,脸色阴沉。天幕上那个“没有资本家的世界”和切·格瓦拉那句“因为我们来过”,像两座大山,压在他们心头。
“我们不能再坐以待毙了!”伦敦经济学院政治学教授、费边社核心成员也是工党左翼的同情者哈罗德·拉斯基,大声疾呼,“天幕已经展示得清清楚楚!如果我们继续维持现状,继续无视工人的诉求,那么等待我们的,不是被法西斯吞噬,就是被赤色革命推翻!苏联的例子就在眼前,他们之所以能吸引那么多人,就是因为他们解决了公平问题!”
“你的意思是,要我们向那些肮脏的、贪得无厌的工会让步?!”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愤怒地反驳,“现在是什么时候?是经济大危机!工厂能勉强开工,不让他们失业,已经是天大的恩赐了!还要提高工资?增加福利?你是想让我们的工厂明天就关门吗?!”
“那你就可以等着你的工厂被没收,你自己被吊在路灯上!”时任工党左翼领袖,皇室法律顾问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端着酒杯,冷冷地讽刺道,“天幕不是也说了吗?那个未来的冷战时期,资本家之所以会让利,是因为有苏联这条‘鲶鱼’在。现在,天幕把这条未来的‘巨型鲶鱼’提前放出来了,我们如果还想保住自己的产业和脑袋,就必须做出选择。是主动让出一部分利润,换取社会的稳定和阶级斗争的缓和,还是抱着金币不放,最后和整个制度一起沉船?”
争论陷入了白热化。
一部分人,特别是那些新兴产业的资本家和部分有远见的政治家,开始倾向于“改良主义”。他们认为,罗斯福在美国推行的新政,或许是一条出路。通过国家干预、建立有限的福利体系、提高工人待遇,来缓和阶级矛盾,从而避免更激烈的革命。他们甚至认为,现在主动让步,还能在未来的劳资谈判中占据主动权,总比被革命逼到墙角要好。
而另一部分人,特别是那些传统的、思想僵化的老派贵族和垄断资本家,则歇斯底里地主张强硬到底。
“绝不能让步!一步都不能!”议院上院威廉·乔伊森-希克斯爵士,用手杖敲着地板,“对那些暴民的任何退让,都只会助长他们的贪婪!我们应该做的,是加强警察力量,取缔工会,将所有赤色分子都投进监狱!必要的时候……”他的声音压低,眼中闪烁着凶光,“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对付共产党的方法,我看就很有效果!与其被苏联彻底否定,不如和纳粹合作,先联手剿灭我们内部的赤色威胁!”
这种极端的法西斯主义思想,虽然还未成为主流,但其市场的出现,已经预示着欧洲未来政治光谱的急剧撕裂。
而在所有争论的背后,一个更深沉的、属于旧帝国的悲哀,正在蔓延。
查特韦尔庄园,丘吉尔的书房。
这位在野的政治家,正独自一人,喝着他最爱的威士忌,凝视着窗外的夜色。天幕的播放,让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萧瑟与无力。
作为一名最坚定的“大英帝国主义者”,他毕生的信念,就是维护大英帝国的荣耀与全球霸权。然而,天幕所揭示的未来,却像一幅无情的判决书,宣告了他所珍爱的一切,都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未来的世界,舞台的中央,只有两个主角——代表着新兴资本主义力量的美利坚合众国,和那个代表着共产主义理想的庞然大物苏维埃联盟。他们将进行一场决定人类命运的“世纪较量”。
而大英帝国呢?它在哪里?
天幕中,它似乎只是一个背景板,一个在美苏联手下被拆解了全球殖民体系的“前浪”,一个在冷战中需要美国保护、被苏联渗透的“二流角色”。甚至,天幕在插播那段讽刺短剧时,都毫不留情地揭示了它官僚体系的僵化和情报系统的无能。
丘吉尔想起了印度,想起了埃及,想起了那遍布全球的米字旗。那些昔日的荣光,在天幕描绘的未来里,都将如烟云般消散。他可以预见到,无论他未来如何努力,如何与纳粹搏斗,如何与斯大林、罗斯福周旋,似乎都无法挽回帝回国日落西山的命运。
一种深刻的、历史性的悲哀,笼罩了这位未来的战时首相。他可以对抗一个具体的敌人,但他如何对抗一个时代?如何对抗历史的滚滚车轮?
他看着天幕上那三个庞然大物的影子——正在崛起的纳粹德国,提前预告了其强大的苏联,以及那个最终赢得了冷战、看似是他盟友却也是他帝国“掘墓人”的美国。他知道,无论谁最终胜出,未来的世界,都不再有大英帝国的位置。
他举起酒杯,向着窗外的黑暗,敬了一下。像是在敬那个逝去的维多利亚时代,也像是在敬自己那注定要为一场“落日余晖”而战的、悲壮的命运。
无论如何,这位顽固的斗牛犬,都绝不会束手就擒。他会战斗,战斗到最后一刻。哪怕,只是为了捍卫一个旧帝国最后的尊严。
?第107章:柏林的野望与迷途
当苏联的兴亡史诗在天幕上暂告一段落,全球的目光,都不约而同地转向了欧洲心脏地带那片正在流血的土地——德意志。在这里,天幕带来的冲击,正以一种更加直接、更加血腥的方式,改变着历史的走向。
柏林,总理府。
阿道夫·希特勒独自站在巨大的地球仪前,办公室里没有开灯,只有窗外的月光,在他那张棱角分明的脸上投下明明暗暗的阴影。他刚刚看完了天幕的播放,心中翻涌的情绪,远比他表面上展现出的平静要复杂得多。
长久以来,他对苏联,对共产主义,都抱有一种混杂着鄙夷、仇恨和一丝不愿承认的恐惧的复杂情感。他视其为劣等斯拉夫民族与犹太阴谋结合的产物,是必须被彻底从地球上抹去的“瘟疫”。
但天幕用一种无可辩驳的方式,向他展示了那个“瘟疫”在未来拥有的、令人生畏的力量。
一个由皮匠和农民的儿子们组成的国家,在短短二十年内,从欧洲最薄弱的环节,跃升为工业强国。他们的火箭能刺破苍穹,他们的意识形态能让远隔万里的精英心甘情愿地成为间谍。这一切,都深深地触动了希特勒内心深处那根最敏感的神经——对强者的慕拜,对力量的渴望。
“一个值得尊敬的对手……”他用几不可闻的声音自语道,嘴角勾起一丝冰冷的、夹杂着嘲讽与某种共鸣的微笑。
他嘲讽的是,这个如此强大的对手,这个击败了未来自己的苏联,最终也没有获得胜利,而是以一种如此屈辱的方式自我解体,被一群他看不上眼的“继承人”葬送。这让他心中那股因战败预言而产生的郁结,消散了不少。
而他共鸣的是,那种将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意志凝聚起来,为了一个宏大的目标而奋斗、而牺牲的磅礴力量。在这一点上,他从苏联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和可以学习的对象。
“但我们的道路,才是正确的!”他的眼神瞬间变得狂热起来,“他们的理想,是虚无缥缈的‘世界大同’,是为了解放全世界的‘劣等民族’,最终只会稀释掉自身种族的优越性。而我的理想,是具体的,是高贵的!那就是为了德意志民族,为了雅利安人,去争取‘生存空间’,去建立一个统治世界千年的德意志帝国!”
天幕预告的他和纳粹德国的最终覆灭,以及战后德国被分裂的惨状,曾让他痛苦万分。他视之为德意志民族最深的耻辱。但此刻,在看完了苏联的结局后,他反而产生了一种新的平衡感。
“我们都失败了,”他对着空无一人的办公室轻声说道,像是在与那个未来的苏联对话,“你,被自己的背叛和腐朽所吞噬。而我……我只是输给了全世界。但是,至少我为德意志民族,带来了短暂却无比辉煌的荣耀!而你,最后留给你的俄罗斯人民的,又是什么呢?”
这种奇特的逻辑,让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他要吸取苏联的教训——绝不能让意识形态的纯洁性被玷污,绝不能让内部产生分裂和背叛。同时,他也要吸取苏联成功的经验——用铁腕整合国家,用一个宏大的愿景去激励人民,将整个国家变成一部高效运转的战争机器。
他知道,他与苏联的战争将不可避免。那将不是单纯的领土争夺,而是两种“弥赛亚”式意识形态的终极对决,一场决定人类未来由谁来主宰的圣战。
至于之前英法等国试图扶持戈林来取代他的小动作,已经被他挫败。戈林本人,在经历了那次失败的“政变”尝试后,权力几乎被架空,如今对他已构不成任何威胁。
希特勒转过身,按下了桌上的电铃。戈培尔、希姆莱等人迅速走了进来。
“戈培尔,”希特勒命令道,“要大力宣传天幕中关于苏联‘红色沙俄’化、背叛革命、最终解体的内容,强调共产主义的虚伪和危害!同时,也要突出我们国家社会主义,才是真正能带领德意志走向复兴的唯一道路!”
“希姆莱,”他的目光转向希姆莱,“加大对党内和国内所有‘不稳定因素’的甄别和清洗!我绝不允许苏联的悲剧,在我们的第三帝国重演!”
“至于前线的战事,”他看向国防军的将领,“对社民党的温和派,可以拉拢;但对德国共产党,必须予以最坚决、最彻底的消灭!绝不留情!”
在希特勒的意志下,整个纳粹德国,正开足马力,朝着一条更加极端、更加狂热的道路上飞驰而去。
柏林郊外,一处破败的工人社区。
德国共产党(KPD)的临时指挥部里,气氛压抑而悲壮。
总书记恩斯特·台尔曼,这位工人领袖,此刻脸上也写满了疲惫与痛苦。天幕的播放,对他们来说,是一场冰与火的洗礼。苏联的强大,曾让他们热血沸腾;而苏联的背叛与解体,又让他们如坠冰窟。
德国内战的爆发,本身就充满了偶然与无奈。在原有的历史中,德共虽然与纳粹激烈斗争,但始终未放弃议会和群众集会的道路。然而,天幕的降临,如同在黑暗的森林里,打响了第一枪。
当天幕预告了“国会纵火案”和希特勒上台后对共对产党人的血腥镇压后,德共内部的激进派再也无法按捺。他们认为,等待就等于死亡。
而1932年底,兴登堡总统的离奇遇刺,则彻底引爆了火药桶。希特勒借机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冲锋队和党卫队开始大规模搜捕共产党人。
面对屠刀,台尔曼痛苦地做出了武装反抗的决定。德国内战,就此爆发。
半年来,他们打得异常艰苦。虽然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者组成的“国际旅”前来支援,虽然在工人阶级中有广泛的基础,但他们在各个方面都落于下风。
希特勒利用“内战”状态,成功地将许多原本对纳粹持保留态度的大资本家和容克贵族,都绑上了他的战车。他的一些经济政策,如兴建高速公路、扩大军工生产,确实在短期内缓解了失业,为他赢得了不少底层民众的支持。他的宣传机器,更是将德共描绘成“苏联的走狗”、“内乱的根源”,迷惑了大量中间派。
而最让台尔曼痛心的,是来自“同志”的背叛。
社会民主党(SPD),这个本应与他们并肩作战的兄弟党派,在此刻,却发生了可耻的分裂。面对纳粹“打击德共、拉拢社民党”的分化策略,以奥托·威尔士为首的社民党右翼,竟然选择了与纳粹妥协,幻想着能在未来的“新秩序”中,保有一席之地。
在柏林的另一端,一个名叫威利·勃兰特的年轻社民党人,正痛苦地看着党内发生的一切。他反对与纳粹妥协,主张与德共联合,但他的声音,在党内高层的绥靖主义面前,显得如此微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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