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连几次的交锋受挫后，资本家们很快意识到，在声望如日中天、手握天幕“剧本”的罗斯福面前，通过直接的经济手段（如制造资本外流、停滞投资）来对抗新政，效果有限，甚至可能引火烧身，激起更大的民愤。于是，他们开始将斗争的焦点转向政治层面，试图从制度上限制罗斯福的权力。

    其中，最核心、也最容易获得部分民众和保守派议员支持的一张牌，就是限制总统连任。

    天幕已经“预告”了罗斯福将连任四届，打破了美国历史上不成文的传统。这本身就足以引起许多遵循华盛顿“典范”的美国人的警惕。反对派们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

    “一个连任四届的总统，与独裁者何异？”保守派报纸的社论振振有词，“这是对美国民主制度的根本性破坏！我们必须阻止这种危险的倾向！”

    “美国自由联盟”的发言人在各种集会上慷慨陈词：“我们尊重罗斯福总统带领国家走出危机的努力，但我们更珍视美国的立国之本——权力的制衡！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宪法之上，无限期地掌握权力！”

    资本家们极力推动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总统只能连任两届。这个提案，迅速在国会内外引发了激烈的辩论。

    资本家们很清楚，以罗斯福目前的支持率，想在短期内通过选举将他拉下马几乎不可能。但如果能在他立足未稳、新政尚未完全巩固的时候，通过一项限制连任的法案，那么即便他能完成第一个或第二个任期，其长远影响也将被大大削弱。他们可以“熬死”罗斯福，等待一个更“听话”的总统上台，届时再图反攻倒算，废除那些令他们深恶痛绝的新政法令。

    罗斯福深知这项提案的险恶用心，但这也确实是他的软肋和致命的弱点。对此，他一方面通过“炉边谈话”和公开演讲，强调国家正处于非常时期，需要强有力的、持续的领导来克服危机，将限制连任与“削弱国家应对危机的能力”划上等号。

    另一方面，他运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和智囊团的力量，在国会内部进行游说和分化，争取中间派议员的支持，拖延法案的审议进程。他还巧妙地利用天幕中关于未来战争的“预言”，暗示美国需要一位经验丰富的领导人来应对日益严峻的国际挑战，以此来争取那些关注国家安全的议员。

    这场关于总统连任的交锋，成为了罗斯福新政初期，府院之间、以及罗斯福与反对派资本家之间最激烈、也最具象征意义的战场。它不仅关系到罗斯福个人的政治前途，更关系到新政能否持续推行，以及美国未来政治格局的走向。

    

    第47章：孤岛上的呐喊——鲁迅眼中的天幕

    当天幕的光芒以其变幻莫测的风格和震撼人心的内容，搅动着全球政治格局的风云变幻时，在被称为“东方巴黎”的上海，一位蓄着浓密胡须、眼神锐利如刀的文人，正以他特有的冷静与深邃，审视着这一切。

    他便是周树人，笔名鲁迅，字豫才，中国现代文学的巨匠，也是一位永不妥协的文化斗士。

    1933年春的上海，依旧处在一种光怪陆离的喧嚣与压抑之中。“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硝烟刚刚散去不久，战争的创伤尚未抚平，日本侵略的阴影依然笼罩在城市上空。

    国民党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使得白色恐怖日益加剧，左翼文化运动在艰难中前行。鲁迅先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用他那支犀利如投枪的笔，与黑暗势力进行着不屈不挠的论战。

    同时，作为左翼文学运动的旗手，他正与各种论敌进行着激烈的笔战，从“第三种人”的文艺立场之争，到对国民党文化高压的无情揭露，他的杂文如匕首般精准而深刻。

    天幕的出现，对于这位始终以冷静目光审视着中国与世界的思想者来说，无疑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冲击和“素材库”。

    与其他许多人最初的震惊、狂热或恐惧不同，鲁迅对天幕的反应，是审慎的观察与独立的解剖。他不相信任何突如其来的“神迹”，更不盲从任何被包装起来的“权威”。

    他立刻行动起来。他剪下报纸上关于天幕的各种报道，从官方喉舌的粉饰太平，到小报的猎奇传闻，将它们分门别类地贴在笔记本上，并在旁边用红笔写下批注。

    他频繁地去内山书店，不仅是为了避难或购书，更是为了与内山完造先生讨论，从他那里获取来自日本和世界各地的、未经过滤的信息。在与冯雪峰、胡风等左联同志的秘密聚会中，他总是那个最先提出尖锐问题的人。

    “这个天幕，放的是‘未来’，讲的是‘历史’，确实有趣。”在一次左联核心成员的讨论会上，鲁迅抽着烟，眯着眼睛，一针见血地指出，“但我们必须搞清楚，这‘未来’是谁的未来？这‘历史’又是谁写的历史？它选择给我们看什么，不给我们看什么，这本身就是一种立场，一种叙事！”

    他坚信，任何叙事背后，都隐藏着权力和意图。天幕看似客观，但其内容的选择、剪辑的顺序、旁白的语调，都在潜移默化地塑造着全球观众的认知，这必须引起所有革命者的高度警惕。

    当看到天幕播放新中国成立的盛况，听到那句“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时，这位一生都在为中华民族的觉醒和独立而呐喊的战士，在深夜独处时，眼中也闪过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湿润，这正是他毕生追求的目标。

    但激动过后，是更深沉的思考。他对天幕所展现的那个“新中国”的具体形态和道路，保持着观察者的冷静。他相信，真正的站立，不仅是政权的更迭，更是国民性的改造和思想的解放，这是一条更为漫长和艰难的道路。

    而天幕揭示的二战残酷、法西斯暴行，以及国民党政府在抗战中的某些投降主义和消极避战的“未来事实”，则立刻化为了他笔下最锋利的武器。他连夜赶稿，写下了题为《“神”的预告与人的责任》的杂文，发表在左联控制的秘密刊物上。

    文中，他辛辣地讽刺道：“天上落下了明明白白的‘神谕’，告诉我们谁是豺狼，谁是家犬。可笑的是，竟还有人想与豺狼握手，甚至妄图骑在豺狼背上狐假虎威。殊不知，豺狼饿了，最先吃掉的，便是骑在背上的那个自作聪明的家伙！”

    对于苏联，天幕的展示让他有了更复杂的观感。苏联早期建设的辉煌成就和意识形态的强大感召力，让他对这条道路的探索者们抱有敬意。但他从天幕中也捕捉到了个人崇拜和官僚主义的阴影。

    在与瞿秋柏共同编辑《海上述林》的间隙，他严肃地指出：“苏联的经验，是宝贵的，但也是带血的。我们学习，是要学他们如何从无到有，如何发动群众，而不是去学他们如何制造新的偶像，如何让革命者变成新的官僚。这条路，我们中国，必须自己走，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

    天幕的降临，为鲁迅的杂文创作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和素材。他的《南腔北调集》以及之后发表在各大报刊副刊上的文章，这些作品也打上了深刻的“天幕烙印”。

    《再论“看客”》： 面对天幕这一全球奇观，上海滩出现了无数光怪陆离的景象：有人烧香跪拜，求神问卜；有人开设“天幕解经班”，骗取钱财；更多的人则是伸长了脖子，如同看一场免费的西洋景。

    鲁迅为此专门写下杂文，痛斥道：“脖子伸得再长，也看不到自己的明天。天幕不是戏台，未来也不是可以坐等看来的。倘若国人依旧满足于做个安全的‘看客’，那么无论天幕上放出何等光明的未来，那未来也终究是人家的，我们不过是又看了一场热闹罢了。看客的结局，向来只有被看和被遗忘。”

    《“聪明人”的算盘》： 天幕揭示的各国政客的“精明”算计，成了鲁迅笔下绝佳的讽刺素材。他写道：“伦敦的绅士们，自以为能操纵天平，却不知自己早已站在了即将倾覆的一端；柏林的将军们，妄图驾驭猛兽，却忘了自己手中只有一根腐朽的木棍。至于我们国内的某些‘高人’，更是把天幕当成了自家后院的照壁，以为能挡住风雨，殊不知，那上面映出的，恰恰是他们自己丑态百出的影子。”

    在左联内部，关于天幕的讨论异常激烈。一些同志因为天幕展现的革命前景而盲目乐观，另一些同志则因为天幕揭示的曲折和牺牲而感到迷茫。

    鲁迅作为左联的旗手，则以其清醒的头脑和深刻的洞察力，引导大家正确看待天幕。他强调，天幕只是提供了一个参照系，真正的道路还需要自己去走，真正的理论还需要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

    他与瞿秋柏等人的友谊，也因为对天幕的共同探讨而更加深厚。他们一起研究天幕的内容，分析其背后的政治意涵，并将其融入到文艺创作和理论建设中去。

    鲁迅从不只是一个书斋里的学者。作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执行委员，他和宋庆龄、蔡元陪等人，立刻决定利用天幕的影响力开展行动。天幕揭示的法西斯暴行和对人权的践踏，成为了他们争取国际同情、揭露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有力武器。

    他们组织公开演讲、发表宣言，将天幕的“启示”与中国的现实相结合，呼吁保障言论自由、释放政治犯、反对一切形式的压迫。

    

    第48章：铁屋中的“天窗”与第三种人

    上海法租界，拉都路（今襄阳南路）的一栋三层小楼内，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烟草味和墨水的气息。

    鲁迅先生坐在他那张著名的“老虎尾巴”书桌前，窗外，那块已经沉寂了数周、但在人们心中从未消失的巨大天幕，被江南特有的、连绵不绝的阴雨所遮蔽，如同一块巨大的、浸透了泪水的灰色幕布，压在每一个人的心头。

    他的书桌上，摊满了来自国内外的报纸、刊物、以及友人的信件。《泰晤士报》在忧心忡忡地讨论，天幕预告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阴影下，大英帝国的殖民体系将如何维系；《纽约时报》则在激烈地争论，罗斯福总统刚刚开启的“新政”，是否真的能像天幕所“预言”的那样，将美国从大萧条的深渊中拯救出来；而莫斯科的《真理报》，则在高调宣扬天幕所展现的斯大林领导下苏联工业化的“伟大成就”，并将其斥为对资本主义腐朽没落的“最终审判”。

    他点燃一支烟，烟雾缭绕中，他那双深邃而冷峻的眼睛，扫过这些充满了狂热、恐惧、希望与绝望的文字。他拿起笔，准备为《申报·自由谈》撰写新的杂文。自从1932年6月天幕降临以来，他见过了太多的光怪陆离，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就在此时，内山完造先生陪同着一位特殊的客人，悄然走进了他的书斋。来者身材不高，面容清癯，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眉宇间却透着一股燃烧的火焰。他是在上海进行秘密工作的华共早期重要领导人，瞿秋柏。

    “豫才兄，”瞿秋柏（此时化名屈恩）在内山先生回避之后，压低声音，语气中带着一丝难以抑制的兴奋，“天幕最近播放的种种，你看了吗？真是……真是振奋人心啊！”

    鲁迅为他倒上一杯热茶，摇了摇头，嘴角泛起一丝特有的、冰冷的笑意：“秋柏，我看了。热闹，确实是热闹。那个‘说书人’的腔调，比上海滩的评弹还有趣。只是，我有些担心。”

    “担心什么？”瞿秋柏不解地问道，“天幕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向全世界肯定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巨大感召力，肯定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也预告了我们未来的胜利。这难道不是天大的好事吗？”

    “好事，或许吧。”鲁迅将烟蒂在烟灰缸里摁灭，目光变得深邃，“但天幕也同样展现了古拉格的冰雪和斯大林同志‘大清洗’的鲜血。一杯美酒，若是以人血酿成，你我可还饮得下？光明是好，但倘若那光明，是由一盏用无数人骨熬成的油点亮的灯塔发出的，我宁愿在黑暗中，多摸索一会儿。”

    他的话，让瞿秋柏陷入了沉思。作为一名坚定的布尔什维克，他当然理解革命的残酷性和“专政的必要性”。但鲁迅这种对“个体生命代价”的深刻拷问，也让他感到了某种……知识分子式的、人道主义的沉重。

    “豫才兄，你的担忧，我理解。”瞿秋柏沉吟道，“革命，从来不是请客吃饭。但我们共产党人，也必须时刻警惕，防止未来的自己，变成天幕所预言的那个……‘屠龙的恶龙’。这，正是我们需要向天幕，也向历史学习的地方。”

    他们的争论，没有最终的答案。但这种充满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革命激情与人文关怀的深刻碰撞，正是在天幕降临后，中国最清醒的那一批知识分子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

    送走瞿秋柏后，鲁迅再次坐回书桌前。他想起了最近在上海文坛上，因为天幕而引发的一场新的“骂战”。

    以苏汶（杜衡）为代表的一些自由主义作家，在观看了天幕展现的各种意识形态（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改良资本主义）的“未来”之后，在第三种人的理论上，又提出了一种新的文学主张。

    在霞飞路的一家咖啡馆里，在一次文学沙龙上，穿着得体燕尾服的苏汶高声说道：“天幕已经昭示，无论是苏联的红色专政，还是德国的褐色恐怖，亦或是美国资本主义的内在危机，都非尽善尽美之道。我辈文人，作为人类灵魂的守望者，理当超越这些现实的政治纷争，不站在任何阶级或党派的立场上，去进行独立的、自由的、为人性而创作的艺术实践！这，就是我们‘第三种人’的立场！”

    这番话，在当时赢得了一些对政治感到厌倦的知识分子的喝彩。然而，鲁迅，以及茅盾等左联作家，却对此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

    鲁迅无法亲临现场，但他很快便在报纸上，读到了这场论战的报道。他提笔写下了那篇著名的杂文——《论“第三种人”》。

    “……在洪水滔天，大厦将倾之际，”他在文章中写道，“有人却高喊着，要寻一块不沾水的‘净土’，去做那‘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听起来，固然清高。但水若淹没了大地，莲花又焉能独存？”

    “天幕已经将血淋淋的战场，将压迫与反抗的现实，摆在了每一个人的面前。文学家若还想躲进自家的象牙塔里，隔着窗户，去吟咏那风花雪月，或悲悯那与己无关的人类苦难，那不是‘自由’，是‘麻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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