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来，并凝固成了新的现实。越抢购，越短缺；越短缺，价格便如同坐上了过山车般的陡峭轨道，嗖嗖地向上窜；价格涨得越快，人群便如同嗅到血腥的鲨群，愈发地疯狂起来，把整个国家卷入了某种自我啃噬的漩涡。
往日门可罗雀的五金店门口，此刻人群拥挤吵闹。他们争抢的不是扳手锉刀，而是堆积在那里的毛线、被单、毛巾——这些被百货公司抢空了的日用百货，成了这里最后的机会。
“毛线！新的！棉纶的！”有人高高举起一团捆扎得整整齐齐的东西大喊着，立刻被扑来的人淹没。
一个中年人用身体死死护住好不容易塞进怀里的三床棉布被里，涨红的脸上青筋暴起，对着一个试图伸手拉扯他手里东西的老妇人喊道：“别拽！我的！”
老妇人枯瘦的手并未收回，浑浊的眼睛里闪烁着一种近乎凶悍的光：“给我一床！匀我一床！娃娃没被子啦！”
银行，则成为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前线”。原本象征着稳定与积累的地方，此刻成了恐慌最直接的泄洪口。储蓄多年的钞票，如同决堤的洪流般倾泻而出。
北城人民银行的营业厅里，往日只排三五人的柜窗前，此时队伍已经甩出大门，在烈日下蜿蜒成一条焦躁的长蛇。汗水浸透了每个人的衣衫。
队伍里，五十出头的教师王建国攥着一个鼓鼓囊囊的旧军绿色帆布包，指关节用力得发白，里面是他和妻子二十年省吃俭用，一分一毛攒下的六千七百元整。
昨晚，他和妻子盘算到半夜：这钱是给儿子娶亲备下的，现在，还要不要取？电视里说“放一部分”，广播里又安抚“主要必需品保证供应”。
可早晨邻居老张跑来说百货大楼肥皂都没了！布告牌上刚贴出的新“指导价”上，盐价旁边那个手写的、比原先高出快一倍的潦草数字，像烙铁烫了他的眼睛。
“取！全取！”他咬咬牙，用力往前挪了一步。队伍蠕动缓慢得令人心焦。汗珠顺着鬓角滚落，砸在他紧捏着一沓厚厚存折的手背上。
柜面里，年轻的女柜员面色苍白，数钞的手指因为疲惫和紧张带着明显的颤抖，钱匣里的现金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干瘪下去。
隔壁窗口传来柜员的喊声：“同志，五万元以上大额提前登记！今天先预约，明天取！”人群顿时一片哗然和怒骂。王建国心跳得更快，下意识把布包捂得更紧了些。
站在王建国身后的，是北郊东风机械厂供销科科长李卫东。他不同于前面那些急吼吼的普通市民，脸上更多的是焦虑和一种职业性的凝重。
厂里刚开了会，形势异常严峻，厂长下了死命令：动用一切可调动的现金，囤！钢板、电机、铜材、轴承！马上！价格眼看着就要上天！
“快！快啊！”李卫东心里火烧火燎，不耐烦地踮起脚向前张望。排在他前面的王建国，那只死死护住旧帆布包的手，微微颤抖着，泄露着主人内心同样汹涌的狂澜。
整个中国似乎都在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疯癫中燃烧。钱，失去了它固有的意义，蜕化成一块块滚烫的、必须立即出手的铁。能买到什么已无关紧要，关键是把手里的纸币立即换成一切有形的、有重量的物品。
家具厂的电工钱伟，一个从不抽烟喝酒的男人，用刚发的八十五块工资和找人借来的三百元，全部买了火柴，几辈子都用不然，堆得满满的，竟然引起了火灾。
新婚的小夫妻张援朝和沈梅，拿出准备置办婚床的全部积蓄，在邻居的指引下冲到更远的乡镇供销社，在昏暗拥挤的店铺里汗流浃背地抢了满满四大袋子洗衣粉……
恐慌像瘟疫般自我证实着。
“没货了！” “那边也抢空了！” “涨价通知贴出来了！又涨了！”
每一句在街头巷尾、在银行门口、在店铺内外传来的焦灼低语或绝望大喊，都如同往滚烫的油锅里洒下的冷水，瞬间引爆更剧烈的爆炸。消息在口耳相传中以惊人的速度变形和夸大，催生着更大范围的混乱。
在南方某大型纺织工业城市的火车站广场一隅，一队队穿着灰蓝色工装、满脸疲惫却眼神凶狠的工人，正扛着巨大的包袱皮，里面装满了各式各样的毛毯、被单、毛巾、成匹的布，甚至还有整箱整箱的线手套和劳保工作服！
他们正试图挤上返回各自工厂的货运列车。带队的工会主席老刘，声嘶力竭地朝火车门方向喊：“让开点！让我们的东西上去！”
这些物资并非厂里发给大家的福利，恰恰相反，是厂里库存告罄后，紧急命令全体工人轮流出动，带着仅有的现金和介绍信，奔向周边县市、乡镇供销社、甚至私人的小卖部，以近乎掠夺的方式扫来的！
抢购已不再是市民个人的盲目行为，演化成有组织、成建制的哄抢。厂长在动员会上额角青筋直跳：“抢！抢回来就是功！不抢厂子就真停摆了！”
在生存压力面前，秩序的外衣被粗暴扯下。无数只手伸向有限的物资仓库，一个厂与另一个厂，一个城市与另一个乡镇，争夺着最后的生存底线。
恐慌蔓延带来的混乱远不止于此。更致命的打击，落在了维系国民经济血脉的金融系统上。短短半个多月，报告如雪花般飞向国务院，在巨大的红木会议桌上堆叠起来：
“中原省报告：半月储蓄流失约12.5亿元……” “华南三省统计：城乡储蓄存款下降合计31亿元……” “华东重点城市及大型厂矿储蓄点出现挤兑现象，初步测算流失近15亿……”
一份份简练而冰冷的电文，最终汇聚成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全国银行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在不得到一个月的时间内，锐减超过300亿元人民币！
巨大椭圆形会议桌围坐着高层领导及核心财经部门负责人，每一个人面前都摊开了这份“300亿”的初步汇总分析，以及源源不断送达的最新加急专报。
坐在主位的杨总手里捏着那份核心报告，那份纸被捻得有些发皱，他似乎想寻找一点支撑力，但指尖的些微颤抖最终还是泄露出来。
他放下材料，目光缓缓扫过在座同样凝重的面庞，沉默像一堵无形的墙，挡在每个人面前，三百亿，像一个巨大的幽灵，盘踞在会议桌上空。
财政部长沙哑着开口：“我们……估计不足啊。这势头……太快了。再这么下去，银根要被掏空，整个信用体系……”后面的话他没说完，但谁都明白那意味着什么。
计委负责人声音带着沉重的挫败感：“不仅储蓄流失。各地报告，商品储备也在雪崩式消耗！抢购和生产加速双重挤压下，不少地方的粮库、布库、日用百货储备……已被抽干。”
他随手抽出几张最新的电报简报，“这里，还有这里，已经开始动用战备储备……救急。这已经超出一般市场调控的范围了。”
一位坐在外围位置的干部，声音不大，但吐字异常清晰，他补充道：“还有个数据，虽不精确但值得警惕：社会现金流动总量正在激增，远远超过了工农业总产值增速。钱……正在空转。而且速度……快到离谱。”
终于，杨总深深吸了一口浓重呛人的烟，然后重重地呼出，到了现在这一步，他已经没有选择，他必须为自己的重大错误擦屁股，“急刹车，立刻停止‘价格闯关’。”
就这样，一个充满豪情的激进计划，一个原本意图用猛药根除积弊的计划，却被汹涌而起的恐慌和抢购的巨浪硬生生拍死在了浅滩上。
会议室里静默了几秒，随后，各种指令通过最快捷的渠道电传向全国各地：“各地立即冻结物价！恢复部分重要物资凭证凭票供应！”
“紧急清仓物资，投放市场！库存告罄地区，可动用部分应急储备！”
“所有有条件的工厂，开足马力，极限生产！平抑物价！稳定市场！”
“一切关于价格闯关的讨论、部署、文件，即刻中断、收回！”
“一切力量、一切行政和经济资源，必须立刻、全部转向一个唯一的目标：不计代价，扑灭这场由失控价格引发的滔天洪水！”
……
孙明远庞大的产业帝国自然也在响应之列，他的水泥厂、食品加工厂、家电厂，更是被寄予厚望的“生力军”，合资企业拥有先进的管理和相对充足的资本，运转效率远超许多国营大厂。
然而，在明远系内部，却执行着一套与其他疯狂增产的企业截然不同的指令，明远日照水泥厂虽然日夜轰鸣的机器，但随着低价购买的煤炭、石灰石原料减少，日本厂长开始小心起来。
此时新的原料采购虽未停止，但开始按照订单需求量进货，虽然日照市政府和中国建材（中方股东）不断催促，但日本厂长不为所动，宁愿让部分机器停下来待命，也要先见到钱，反正就是不接受打白条……
康师傅集团的榨油机的轰鸣声依旧响亮，但大豆仓库的库存却在不断下降，孙受财同样有些嘀咕，但他心里明白，儿子顾虑有道理，现在国内的大豆太贵了，还不如等一等进口大豆，还有二十来天，库存还是可以挺一挺的！
而方便面厂包装线全速运转，但面粉、棕榈油库位警戒灯亮起后，督查组就蹲在原料仓库门口，精确统计着每一包面粉的出入库……
北京明远电器厂则最引人注目，作为中国最大的电器生产企业，电视机、洗衣机、冰箱、空调等产品在抢购潮中简直是硬通货中的硬通货。
国营商业单位拿着一个个领导的批条堵着燕京电子领导们，而燕京电子的领导们则盯着日本总经理渡边。
渡边耳边天天一堆人在耳边吹风，要求他加大马力，多生产，快出货，钱会给的，你先生产，但渡边还是坚决拒绝了，你们的，给钱，条子的不行……
这种“保守”甚至“惜售”的操作，很快引起了更高层面的关注，正在全国范围内坐镇指挥、焦头烂额地动用各种行政和经济手段打压通货膨胀的彭首相，也从不同渠道听到了明远电器“异常”的消息。
在一个深夜，彭首相拨通了孙明远在香港的专线电话，电话那头的背景音似乎还有纸张翻动的声音，显然孙明远也在熬夜处理事务。
“明远同志，”彭首相的声音带着疲惫，但更多的是急切，“现在全国上下都在千方百计增加供给，你们明远电器作为龙头企业，怎么能因为燕京电子一时资金供应不足，就不愿意多生产呢？
现在家电是稳定市场信心的关键，百姓急需啊！你们这样做，不太妥当吧？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提，国家和地方都会想办法解决的！”
“首相，我非常理解国家的难处，也全力支持平抑物价的政策。”孙明远的语气非常诚恳，没有丝毫敷衍，“我们现在也是在开足马力生产，出货量比去年同期大了很多很多，您可以去查我们的生产和销售记录。”
“但是，”他话锋一转，语气变得严肃而恳切，“我的担忧在于后劲。我们过去三年，趁着生产资料价格低迷，为下属企业储备了大量低价原料，这是我们现在能赚钱、支持市场的本钱。
但这批原料，总有耗完的一天，现在的原料价格，您知道，翻了几个跟头了？电价、运费都在涨！我们扩大生产的基础在哪里？”
“更关键的是，我判断这一轮全民大抢购，是在政策刺激下提前释放了至少未来一两年，甚至更久的消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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