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的稳定才能让国民政府担负起这个使命，自我的批判和自我总结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现在是二十年代，按照正常的历史来说国共合作已经破裂了，中国接下来就应该南昌起义和创建属于自己的根据地，但是这里的发展显然不同。
八省联合为了笼络人才和民心假意与孙中山合作，虽然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孙传芳这家伙肯定是伪装出来的，不过孙中山还是抓住了这个机会创建了广州革命政府。
因为孙传芳都说了是合作，所以当国民党在八省之中发展的时候也没有遭到限制，在各处生根发芽，在当时还真给了人一种要“改变”的错觉。
孙传芳就是靠着孙中山这个招牌来赚人品和声望，来争取中国合法政府这一“正统性”，而孙中山则靠着在八省内部的“合法性”，扩大国民党的影响力，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孙中山先生病逝。
在孙中山先生去世之前，在革命政府内部，国民党就开始与共产党进行接触，再后来就进行了合作，国民党虽然时间比共产党早，看上去规模大，但那也只是个空架子，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完善。
共产党虽然组织严密但是实力在当时过于弱小，在强敌环伺之中就必须要找到一个可以合作的朋友，正好当时国民党苦于寻找外部援助，为了争取到共产国际的援助，他们决定与共产党合作以获得法国的好感。
国共之间合作的力量在孙中山先生去世之后显现了出来，起初的革命政府其实对于孙传芳的背叛非常没有信心，孙传芳手底下有七个省的军队，后面还有德国人撑腰，革命政府成功的可能性不大。
孙传芳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摧毁了革命政府在数省建立起来的党支部和革命组织，这些行动在初期给了革命政府很大的打击，同时也让他们对敌人的力量产生了一系列误判，这也是他们在事情刚开始发生的时候一直犹豫的原因。
在孙传芳背叛的开始广州方面一直保持沉默，直到八省联军都开始肆无忌惮屠杀进步人士的时候还对他们抱有希望，认为这可能只是一些“误会”，还有和解的可能。
最后要不是法国入场，估计在妥协之下，他们将来要么就是上山打游击，要么就是出逃海外，革命军的胆子是打起来的，孙中山死后革命政府的弊端就很快显现出来。
革命政府表现出了极强的软弱性，政府非常不成熟，不敢凭借自己的力量进行斗争，因为从孙中山开始，他们最依仗的是外国的投资，虽然革命政府一直靠喊着解放中国人民的口号获得支持，但是革命政命府最坚强的后盾其实并不是人民。
在法国之前，孙中山主要是依靠日本和美国的力量进行发展的，这种依赖性也导致了革命政府没有真正的成长，他们始终将革命的希望寄托给外国人，想凭借他人之力来争取民族的解放。
不争取本国的民众也可以看出国民党其实并不信任当时的中国人有能力解放自己，他们不相信仅仅凭借自己的力量，中国可以走向独立。
这些人认为如果中国人真有这份觉悟，那国民党也不用奋斗了，中国早就解放了。
国民党内部的精英思维将他们引入了误区，国民党的高层几乎都是喝过洋墨水的先生。
如果按照一些共产党人的话术，他们就是穿着皮鞋干革命，教化的同时又让人亲近不得，与人民还是有距离感。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见到外国与中国的差距之后就陷入了深刻的反思，中国如此的积贫积弱的原因是制度不如别人，思想不如别人，也就是中国无法通过自我实现救赎，当今的中国大多人都是投机的，是不值得信任的。
其实在革命军的整场北伐来看，法国的参与其实不多，国际纵队和海外援助并不能左右整个北伐战争，推翻孙传芳反动统治的战争还是靠着人民的支持才取胜的。
说到底还是心态问题，他们把敌人想的太强了，还一直把外国援助当做自己的定心丸，过分看低和否认自己。
这种观点只要一日不除，国民政府就无法彻底安定下来，因为战争几乎一边倒，革命军在之前几乎没吃过败仗，所以这种情绪才没蔓延开来。
现在南北对峙形成，在长时间只会保持小冲突的状态，很多人会沉不住气，失败主义很可能卷土重来。
到时候最可能发生的就是政府内部一片南北议和的声音，妄图偏安一隅，想尽办法保住自己的“半壁江山”。
这样的思想非常危险，必须要扼杀在萌芽阶段，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之前的烂摊子也是要收拾一下了，不要以为保住一个小江山就可以放松下来，自诩为革命功臣搞起投机倒把。
安逸久了骨头会软，耳朵会软，站不起来，听不进好话，千防万防家贼难防，最坚固的堡垒往往从内部开始被攻破。
确实应该红红脸出出汗了，革命者需要的是不断地自我革命，要有一把枪顶在自己头上，才不会到最后屠龙勇士变成恶龙。
为了尽快能够转变思想，稳固内部堡垒，国民政府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针对如今若干问题进行分析总结。
许崇智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不过更多地他好像只是露个脸，在经历过广州事变之后他就一直表现的心灰意冷，在成为第一任国民政府主席之后，他并没有表现的有多热心，也许是是中间派的原因，他很少提出具体的政策和主张，作为主席他也很少干涉下面的决议。
在上台之后他就一直表现的非常“小透明”，只是做到了维持大局和方向性的作用，民间也有很多的传闻，国民党在经历过那次事件之后已经无法被民众接受，内部的分裂也让国民党越来越势微。
正是看到这一点之后他才在上台以后表现的如此平淡，因为凭借他的努力已经无法挽救国民党了。
他虽然是国民党当中的元老，但是之前一直不受重视，没有自己的势力，在国民党内部不服众，真想管起来可能也没人听，威望还不如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几个委员。
“国民政府必须要进行不断地自我批评与自我反思，才能保证革命可以长久的进行下去。”毛委员在会议上开始发表报告，这次召开的国民政府高级干部会议就是要根治政府内部的投降主义和“崇洋派”。
“我们的内部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我们的思想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毛委员继续做出报告，“有些同志认为，没有外国的帮助，仅仅依靠自己，完不成中国的革命，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想法，是一种懒惰和不负责任，是为自己找借口。”
“有了这种想法，我们就会有千个万个理由，我们可以将最终的问题推给这推给那，有了这个，我们就可以把一切后果推卸给别人，然后一句中国的武器还不够先进，中国人民还没有觉醒，用这一句话来推卸所有的责任。”
“这种就是投降主义，就是软骨头！不要把问题归结于中国的武器不够先进不够强，不够先进那可以慢慢造，可以自己摸索，我们的炮是铁做的，是钢做的，人家武器先进，难道人家的炮是金子做的？银子做的？”
“中国人民还没有觉醒，这更不是理由！中国人民要是全都觉醒了，那要我们还干什么？要是都觉醒了，我们哪还有资格教育人家，中国人民还没有完全觉醒，那我们就叫他们觉醒，让他们觉醒，这是我们的职责，不是推卸责任的借口。”
“张口主义，闭口理论，说出几个外国人名字就好像自己是个十足的革命家，是个先进的知识分子了，喝了几斤洋墨水就开始看不起中国的人民，一本正经的批评起劣根性来，好像我们总归低人一等一样。”
“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像在干革命吗？外国的理论不适合中国就说中国人不行，你拿着一双筷子给外国人，他一下子就会使吗？”
“对着外国理论生搬硬套，这就是一种教条主义，我们的同志要学会变通，学会观察，将这些理论本土化，要进行实践，把他们变成适合我们走的路。”
“我们为什么革命？不就是为了唤醒中国人民吗？中国人民没有觉醒，我们不该反思为什么吗？同样的材料，有人炼成好钢，有人炼成废铁，同样的材料还有好坏之分？我们不该去想我们的工作出了什么问题吗？”
“我们是在自己的国家革命，难道可以有枪就打，没枪就走，临走的时候说上一句是先进的思想在中国水土不服吗？不要把自己当做局外人，我们要切身参与进来。”
“现在政府里有些干部给我的感觉就是中国革命与他无关，这些人就像是个下棋的时候在旁边不停支招的，赢了就说都是自己的功劳，输了就怪人家这不行不行，这就是一种非常投机的行为。”
“革命不是投机倒把！”
毛委员的话非常凌厉，让在场的有些人坐立难安，这些人虽然在政府中任职，但是根本没有把革命当一回事，他们多数人的心理就是成功就成功，成功了自己还能成革命功臣，不成功也算，反正中国的事情与他们无关，他们这些“精英”可不缺“施展才华”的地方。
“必须要把态度端正起来，我们才能成功，不要总想着依靠别人，我们要解放人民，不相信人民怎么解放人民，改造我们的思想，改造我们的学习，不要把自己放的高高在上像个碰不得的圣人一样。”
“要多去和人民交流，听听他们的意见，多听听他们的批评，让脸红一红，汗出一出，难道不让群众反映就没有问题吗？我们不是孙传芳的反动政府，我们是人民的政府，是国民的政府，不要每天都坐在办公室里，要多出去走一走，跑一跑。”
这些问题是怎么来的，都是毛委员亲自去调查之后得出来的，从湖南到广东，他并没有忘记实践出真知这个道理，没有调查权就没有发言权，当年他在湖南有这么大的成果就是因为他去实地考察了当地的农民运动情况。
到了广州之后，他发现现在的政府基本上长期处在“无所事事”的阶段，或者说这种情况从长江对峙时期就开始了。
有很多人都的态度都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更有人已经没了革命斗志，对群众爱答不理，光想着怎么能让自己过得舒服了。
他在会议上做的这份报告就是要让这些人能出出汗，要不然一直这么下去，革命的政府自己就把自己玩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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