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sp;   所有房间的窗户都加装了坚固的不锈钢栅栏；走廊转角装有监控摄像头，二十四小时不间断运行；气氛肃穆得让人喘不过气。

    吴立凤被安置在其中一个标准间里。

    最初的几天，她表现得极不老实，甚至有些歇斯底里。

    因为她心中仍存有幻想，坚信钱守信绝不会对她弃之不顾。

    她不仅是钱守信一手提拔起来的“自己人”，两人之间的利益捆绑深不见底，更重要的是，她掌握着钱守信太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她深信，为了自保，钱守信也一定会想办法捞她。

    “我要打电话！我有权利打电话！我要给钱书记打电话！你们这是非法拘禁！”

    她拍打着房门，对着看守人员叫嚣，态度强硬。

    面对纪委工作人员的初步问询，她要么闭口不言，要么顾左右而言他，将“不知道”、“不清楚”、“记不得了”挂在嘴边，极力抗拒配合。

    这种僵持和对峙的状态，足足持续了两三天。

    然而，就在这两三天里，尽管吴立凤本人拒不开口，但联合调查组的外围调查却取得了惊人的进展。

    顺着吴江案交代的情况，调查组调取了海量的银行流水、房产登记、项目档案，询问了众多相关知情人。

    吴立凤及其家人名下来源不明的巨额资产、通过白手套代持的房产商铺、在多个工程项目中收受的干股和“顾问费”……

    一桩桩、一件件触目惊心的贪腐事实，如同剥洋葱般被层层揭开。

    其涉案金额之巨、手段之多样、情节之恶劣，让见惯了腐败案件的罗朝辉这位老纪委，脸色也数次变得异常凝重。

    面对调查组陆续出示的部分确凿证据，又迟迟等不到外界——尤其是钱守信——的任何营救信号，吴立凤内心的防线开始出现裂痕，最初的强硬姿态渐渐动摇。

    真正让她心理防线彻底崩溃的，是在一次看似不经意的接触中。

    一名负责她日常生活的纪委工作人员，在递送物品时，用极低的声音、看似随意地“提醒”了她一句：“在里面，管好自己的嘴，别乱说话，有些事，说多了对自己没好处……外面，领导们也在想办法，总要争取个最好的结果。”

    这句话如同冰锥，刺穿了吴立凤最后的幻想。

    她“明白”了——自己已经被彻底抛弃了。

    就像当初她毫不犹豫地让赵彬顶罪、让吴江自生自灭一样，如今她也成了那个被弃之如敝履的“卒子”。

    所谓的“想办法”、“争取最好结果”，潜台词无非是：只要你乖乖认下自己的罪，不乱咬别人（特别是某些特定的人），那么“上面”就会使力，尽量在量刑和后续处理上给你“操作”空间，争取轻判，甚至将来运作“保外就医”也不是不可能。

    反之，如果敢乱说，下场只会更惨。

    想通了这一层，在恐惧、绝望和一丝残存“交易”希望的交织下，吴立凤的态度发生了转变。

    她开始陆陆续续地交代问题，但交代得很有“分寸”——主要集中在已经暴露、无法抵赖的违纪违法事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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