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蔡锷提出的这个作战设想并没有引起其他委员的质疑，北洋军虽然不断的扩军，但战力也就老底子六镇还值得一说，因为这六镇组建时是袁世凯下了力气去训练的，不仅在军纪上远胜旧军，就连士兵、军官的选拔上也颇具生气，所以北洋六镇在对俄作战中只要有一个核心，也不是不能打。

    但是袁世凯搞个人效忠体系，令北洋军的军纪很快就松弛下来了，加上大量淮军旧部被改编，北洋军的核心被抽调出来组建新军，结果是新军的战力远不如北洋六镇，就连北洋六镇的老底子也因为被抽调太多基层军官而变得腐败散乱了。

    虽然武汉周边只有七万不到的兵力，但这七万都是可以进行野战的机动兵力，不是什么水平参差不齐的守备师，和北洋及其他地区不同的是，在维护地方治安上，武汉还有一支武装警察部队，军队基本不参与地方治安工作。

    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就在于，北洋军是不能全军出动的，他还需要留守一些兵力维持地方治安，因为这关系到各师的额外收入，所以北洋军出兵时是难以全心全意的。但武汉这边，驻军就真的只是驻扎在地方，他们和地方上几乎不发生联系，命令下达后全师就可出动，只需要留下一些保卫营地的人员就好。

    军事委员会很熟悉北洋军的作战体系，在战争初期其实就一个前锋是有战斗力的，其后续部队至少在战争中期才能进入作战状态，因为前锋是抽调出来的精干，而后续部队则是预备队，没有一两次战斗很难进入战争状态。

    蔡锷说要吃掉北洋一个师，实际上他们要解决的也就是一个师中抽调出来的前锋混成旅，只要把这个能打的混成旅给吃掉，那么整个师也就崩溃了。大家当然不会觉得这是个问题，只要能够集中一个师的力量，消灭一个北洋混成旅是肯定问题不大的，围剿一个师的问题在于如何切断北洋军的后路，不能让他逃回去。

    军事委员会经过讨论后认为，应当把北洋第三军放过黄河，在郑县和新郑之间寻找战机吃掉北洋前锋，然后再夺回徐州，截断北洋第一军的后路，只要把北洋军的有生力量歼灭了，就可以向北京进军了。

    林信义几乎没有参与军事委员会的作战讨论，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战争鼓动宣传部门的建立上，并大胆的启用了大量的年轻人担任地方上的宣传委员，改变了有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党的宣传部门。

    这些年轻人多以两湖籍贯的共青团员为主，恽代英、李润之、邓中夏、向警予等，以至于一些党员都对其提出了抗议，认为林信义过于倾向于两湖地区的共青团员，没有对全国的政治宣传工作做出通盘的考虑。

    对于这些党员的抗议，林信义表示接受，但依然坚持自己的决定，他在政治局的会议上是这么表示的，“在选拔年轻党团员时过于强调两湖籍贯，确实在政治上有些坏的影响，但目前的情况是，两湖地区是最早完成土地革命的，党的创建者也主要是两湖地区。

    假如革命失败的话，两湖地区的进步势力是必然要遭到反动势力的强势迫害的，其他地区的党员反而能够获得宽大处理。在革命和反革命势力决战的时刻，我们只能选择最可靠的接班人，而不是一碗水端平的原则。

    无产阶级政权的首要任务是维持自身的生存，其次才是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公平原则是革命成功之后的目标，不是当前的目标。

    我们现在当然可以挑选其他地区的年轻党团员进行领导工作，那么我们如何确保他们和党的路线一致，而不是为地方主义所裹挟？不要忘记，现在许多地方的土地革命尚未完成，许多党员在土地革命的立场上并不和党的路线一致，只在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区中，这些党团员才经历过了一次考验。

    那些没有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的党团员需要先证明自己的立场，才能要求和经历过考验的党团员获得相等的权利。我是坚决反对把入党当成科举考试的，只要入了党就能立刻变成革命者，这显然不是唯物主义，而是唯心主义，人的思想转变是需要过程的，这种过程和物质基础是分不开的。

    列宁同志说过，革命需要建立统一战线，联合那些中立派去打倒反动势力，我认为列宁同志说的很对，但要说明一点，统一战线的重点在于战线而不是统一，为了统一放弃战线是错误的，假如没有一个战线，我们到底统一了什么？难道去统一反革命吗？那么就不是我们统一了别人，而是反动派统一了我们。

    党内的思想问题也是如此，不能入党的时候严格考察，入党之后就放任自流，结果某些党员比党外群众的政治觉悟还低，群众还知道保家卫国，而某些党员却开始主张没有党就没有国家和人民了，这和满清的首崇满洲有什么区别？

    试图把党凌驾于国家之上，试图让国家凌驾于人民之上，这不是无产阶级想要的社会主义，这是新时代的八旗，还不如资本主义…”

    林信义最终还是压制住了党内的异议，推动了一批两湖地区的年轻党团员走上了党的基层组织领导岗位，而很快这批年轻人在宣传工作上表现的能力，也让异议者偃旗息鼓了。

    广东地区的民众一直对劳工党的土地改革抱有疑虑，担心是另一种搜刮民众财产的手段，毕竟广东人在满清统治下已经见多了这种巧取豪夺的手段。不过龙济光领导的广西军进入广东后，反对劳工党进入广东的民间舆论终于消失，而随着军队进入广东的宣传队也很快把土地改革政策解释给了民众，从而获得了农民的认可，李润之表现的尤为出色。

    本章完

    第791章

    10月14日李纯部夺取了蚌埠，第二天倪嗣冲就迫不及待的带着卫队坐火车赶到蚌埠接收，按照战前的商议，安徽是他领导的安武军的地盘。

    安武军以武卫右军左翼、张勋部为基础组建而成，并吸纳了被红军赶出安徽的地主民团武力。张勋在武汉眼中属于死硬的反革命分子，北洋诸人也只能保住其性命，然后让其回家养老，而他的部队也就交给了倪嗣冲带领。

    倪嗣冲的安武军本来是驻守安徽的，但是在武汉军事和政治的压力下，一直没能控制安徽全省，到了1910年淮河大水时，倪嗣冲所部更是被武汉的救灾部队给挤出了安徽，一直退到了徐州北面。

    之所以退的这么远，就是倪嗣冲知道自己不是武汉军的对手，他剿灭一下民党组建的革命军或土匪倒是次次取胜，但是和武汉这种正规军对抗，就是多抵抗些时日而已，没有整个北洋团体在身后，是不可能击败武汉军的。

    而当时整个北洋并没有意思和武汉全面开战，因为对俄战争刚刚结束，武汉军队的规模还高于北洋，北洋只想着缩减武汉的军队编制而不是开战。所以倪嗣冲也只能让出安徽退往山东，不退就要被武汉隔离在安徽东部的几个城市里，在津浦铁路没有建设之前，安武军就等于是被武汉军给围困住了。

    这一次和武汉开战，倪嗣冲也是最积极的，因为他想要拿回安徽的地盘，没有了地盘就不可能养私军，靠着中央拨款能养几个团？在津浦铁路建成之前，安徽富裕的地方在西部长江边上和中部的庐州地区，西部凤阳地区是出了名的穷地方。

    蚌埠虽然在铁路线上，但此时却还是一片河滩地，虽然依托铁路，蚌埠的商业和军事价值都大大提升了，但想要获得安徽的税源，还是得先把合肥、安庆拿回来。李纯对安徽没兴趣，因为更富裕的江苏就在前面，所以很是爽快的就把蚌埠交给了倪嗣冲。

    对于如何夺取的蚌埠，李纯给自己的部下贴了金，表示是击溃了武汉军队夺下的城市。不过事实上，这里依然是武汉军队主动撤离的，在蔡锷看来，依托津浦铁路移动的北洋军占据了机动优势，武汉军队分散防御这么广大的地区，损失会非常大，倒不如把铁路线让给北洋，让其尽快南下，然后好引诱第三军越过黄河向武汉进攻。

    而夺取了蚌埠也确实给了北洋军以极大的信心，原本在黄河北岸迟疑的曹锟，终于下令卢永祥带第三混成旅越过黄河夺取郑县。

    卢永祥部下辖步兵两团，机关枪炮队各一营，马兵两连，其步枪已经统一为日本三十一年式步枪，是第三师的精锐部队。其部携带马克沁机关枪4架，机枪子弹50万发，山炮12门，炮弹2万发。如果不考虑红军，那么这支部队在火力上已经接近日军的常备师团的水准了，毕竟北洋军中有着大量的日本顾问，这些顾问正是参照日本陆军的标准来规划北洋军的。

    卢永祥部于10月16日过河，用了三天时间拿下了郑县。郑县在京汉铁路建成之前，和蚌埠没啥区别，这座小县城内最繁华的街道上都有着茅草屋。京汉铁路和洛郑铁路完成后，郑州才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也还只是处于起步阶段，和武汉倾斜了大量资源建设的洛阳、舞阳难以比拟，这两处都是武汉的工业规划重点城市。

    不过拿下了郑县之后，团长吴佩孚还是找到了旅长卢永祥道：“我看这仗打的有问题，南军并不是守不住才走的，而是主动放弃了郑县。我看过南军放弃的阵地，打扫的非常干净，一点废弃的军火都没给我们留下，也没有看到有大规模销毁军火的痕迹。

    我看，我们应当先在郑州设防，夺取了洛阳再考虑南下较为安全。如果洛阳的南军对郑县展开反击，我们的后路就断了。”

    卢永祥觉得吴佩孚说的很有道理，他给曹锟发电报认为应当谨慎南下，因为光是在郑县打的这一仗，就消耗了五万多发机枪子弹和2000多发炮弹，他在电报中叫苦道，“我部所携弹药原本预计是打到武汉城下的，但是现在刚过黄河就去了十分之一，若是照着原计划进军，恐怕河南都没出就该消耗殆尽了。”

    前线部队认为应当持重，曹锟不想驳部下的面子，但是他知道作战计划是段总长布置的，如果不能按照计划行事，那么整个南下作战计划失败，板子就会落在他头上，因此他试探着给北京发电汇报了前线部队的反应。

    只是他的电报甚至都没能送到段祺瑞手中，就被小徐打了回来，小徐在回电中表示，“第三军必须严格按照计划南下，若是贻误军机则必要拿曹锟是问。”

    小徐者，徐树铮是也，作为段祺瑞的智囊，现在已经高升陆军部次长，南下作战计划实际上就出自他之手。曹锟在北洋团体内亲近冯国璋等北方人，也就是所谓的直系，这些北方将领其实主张和南军以淮河、秦岭为界，大家相安无事最好。

    而段祺瑞代表的南方人则要求统一全国，主要是这些北洋团体内的南方人家乡在淮河两岸，相对于民党来说他们是北方人，但是相对于直系来说他们又是南方人，他们自然是不肯让家乡变成南北割据的缓冲地区的。

    小徐不仅仅反驳了曹锟的电报，还以陆军部的名义直接对第三军的各部下令，要求他们越过黄河。这让曹锟气的破口大骂，认为小徐是在搞门户之争。但曹锟也依然拿小徐无可奈何，因为袁世凯现在更信任主张开战的段祺瑞，他只能再打报告要求增加弹药供给。

    不过这个要求还是被小徐给挡了回来，这次倒不是小徐刁难曹锟，实在是没有补充。北洋虽然有一个小规模的兵工厂，位于济南的山东机器制造局，但是只能补充一部分弹药，对于这种大规模战争，北洋的弹药补给只能依赖外购。

    远东战争结束之后，北洋军也在搞武器装备的统一标准，但奈何德国人不愿意支持北洋，而英国和法国的陆军武器都不大适合北洋军的使用习惯，最终北洋军还是选择了日本的制式武器。

    然后，问题就出现了，日本本身的工业能力也不强，还要把大量的产能用于更换本国陆军的装备，因此能够提供给北洋军的，不是已经被淘汰的库存，就是不断拖延交货的订单。小徐想要给第三军补充弹药，也得看日本的生产能力，不是他能决定下来的，而日本商人的精明，使得北洋催的越急，日本人开的单价越高。

    所以小徐认为，应当按照计划补充军需，不能听由前线部队随意要价，毕竟北洋上层压根就不认为，国内战争的弹药消耗量能够和对俄战争相比，那样的战争他们也打不起。

    于是，开战还不到一个月，北洋前线部队和掌握全局的陆军部之间已经产生了矛盾。郑县到新郑约70里，

    卢永祥部于10月21日离开郑县南下新郑，但到了10月27日也还没到新郑，平均每日行军不到10里。

    之所以行军如此缓慢，因为这一地区西高东地，属于丘陵和平原交错地区，前锋吴佩孚部行军极为谨慎，每次都撒开了大范围的侦查网，早上九点出发，下午两三点就停止扎营了。负责中原方面军的汪镕都觉得，北洋军中倒也不乏将才，以至于他们都不能等着北洋军自己钻入包围圈里来了。

    10月25日时，中原方面军已经把各部队调动到位，新郑方面四个团作为围歼卢永祥部的主力，洛阳方向两团进攻郑县以切断其后路，中牟一个团阻止郑县救援卢永祥部。所以在10月27日，中原方面军的第二、四团离开了新郑北面的防御阵地，对着吴佩孚部主动发起了进攻。

    在对俄战争中，红军的作战体系实际上主要围绕防御作战展开的，也因此让北洋极度重视南军的防线，就连吴佩孚也认为，红军的主力必然在某条固定的防线上等着自己，这也是他越来越谨慎行军的原因。

    此时的吴佩孚已经被视为第三师最会练兵的团长，至于能不能打还有待证明，不过吴在战前对南军的分析倒是为第三师高层所认同，就是南军的战术都建立在用防御挫敌锐气，然后展开大举反攻，从而奠定胜利。

    面对这种战术，吴主张应当以防御对防御，毕竟当前的防御战术要比进攻战术更多样化，且杀伤效果惊人。至少没有重炮的北洋军是没法攻破南军设施完善的壕沟防御体系的，除非用大量的人命去填补，毕竟俄国人都没攻破过南军的壕沟体系。

    所以吴佩孚行军时前轻后重，一旦发现了南军的防线就立刻转入防御，建立了一个稳固的出发阵地后，再试图绕道侧后攻击。在吴佩孚看来，这场南北之战的重点，实际上是夺取京汉铁路的控制权，谁控制了京汉铁路，谁也就对周边地区形成了优势，依托铁路进行高速移动的军队，将能用较少的兵力牵制大量的敌人，从而找到围歼敌军一部的机会。

    吴佩孚的军事理念也不能说是错误的，在铁路出现之后，这就是大陆国家陆军的常规战术，任你再怎么计谋惊人，也弥补不了铁路交通带来的巨大物资优势，最后都会变成弱势的一方破坏交通线，从而把双方的交通差距拉平，战争才能进行的下去。

    只是在汽车出现后，依托铁路线路的阵地战开始让位给了更加灵活的运动战，红军在越过外蒙古戈壁滩切断了西伯利亚铁路线后，迫使俄国人放弃了继续战争，军事委员会也开始把精力放在了高速机动的运动战上，其目的就是为了避开敌军设置的防御阵地，打击敌军的后方，从而令敌军失去坚守的意志。

    简单来说，就是军事委员会对于自己所建立起来的防御作战体系也深感头疼，他们认为如果敌军用这种防御体系来对付自己，那么红军也会陷入为难的状态。德国人的思路是，利用重炮摧毁防御体系，然后用步兵夺取阵地。

    但是这种想法被林信义否定了，他认为防御体系可以进一步发展，比如设置多条防线以躲避重炮的轰击，并通过多个机枪火力点来减少防御步兵的数量，从而把阵地争夺战变成人员杀伤战术。德国人认为东方人不了解重炮的威力，所以才会想出这样无用的防御理念。

    毕竟武汉视为珍宝的重炮师，在德国人眼中也只是一个军级单位的火炮配置，而欧洲战争动员起来的力量，绝不可能是一两个军就能结束战争的。中国人认为多层壕沟防御体系可以抵达重炮的轰击，德国人觉得这是火炮投放的密度不够，德国军队是不用担心这个的。

    不过军事委员会终究还是倾向了林信义的运动战争理念，在高速机动下打击敌军阵地后侧，从而破坏敌军的指挥和防御体系，从而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主力部队。毕竟东亚大陆的地形实际上更适合大兵团的运动作战，因为大陆的面积够大，有着足够的迂回空间。

    对部队的骡马化，正是为了适应这种运动战的理念。而此次作战开始时，中原方面军的无线电通讯设备就从师布置到了团级单位，确保了各团在移动中能够接到方面军司令部的命令，从而适应运动作战的快速调整目标和路线。

    卢永祥部于是就成为了红军试验运动战理念的实践目标。

    吴佩孚治军甚严，因此在发现红军向自己进攻时立刻收缩部队，建立起了一个防御阵地，这种由进军转为防御状态的转换速度，使得路过的红军将领都表示了钦佩，但也只是如此而已。

    这些路过的红军将领，实际上就是越过吴佩孚部向其后方纵深进军的红军部队，毕竟这不是吴佩孚一部和红军一部的单挑，而是北洋军和红军的全面对抗，吴佩孚部能做到的就地防御转换，不代表卢永祥带领的后卫部队能做到，更不代表更后面的辎重部队也能办到。

    于是吴佩孚只能站在防御阵地中看着红军从自己的侧翼绕过进攻后方部队去了，这一场面顿时把原本士气甚高的吴部官兵给泼了一盆凉水，如果后路没了，他们守在这里还有什么意义？吴佩孚也不能做出什么拦截的举动，因为红军就等着他放弃阵地，一旦他离开阵地去拦截，就必然会被留下监视的红军所攻击，到时周边红军再回头攻击，他们就得先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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