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没法领导革命的，他们只会把革命果实变成个人的财产。
我们只要看看北洋的那些将领就知道了。这些北洋将领大多数都是中农、贫农出身，但是他们掌握权力之后不是试图解放农民，而是转身投入了地主阶级的怀抱，让自己成为了大地主。
所以，没有一个强大的工人阶级作为工农联盟的核心领导力量，那么就算我们打败了北洋和山东的地主阶级，革命果实也不会落在无产阶级手中。
但是我们也正确的认识客观环境，在山东这个几乎没什么现代工业的地区，农业人口占据了八成以上。也就是说，农民倒向反革命的一方，那么革命就会失败，而农民若是支持革命，则革命就必然胜利。决定农民立场的只有土地所有权，谁能给农民以土地，谁就能够得到他们的认同…”
和山东局的一些委员有着极大不同的，就是林信义认为武力解决反革命力量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土地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强革命的力量，而不是试图同地主阶级和解。
这种主张其实和山东进步知识分子之间有着极大的差异，山东省主席彭占元、高等法院院长丁惟汾、议长徐镜心、教育厅长宋绍唐，他们都是主张温和的土地改革路线的。他们对于教育和实业上抱有很大的期望，认为只要提高教育水平和壮大工业力量就能解决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
劳工党山东局和山东省政府围绕着土地改革的政策进行了多次讨论，作为联合舰队代表的林信义也参加了几次相关的会议，毕竟海军基地的扩建就涉及到土地的征用问题。
这种争论正逐渐有利于劳工党山东局，因为这些山东的进步知识分子发现，除了武汉控制的胶澳地区及周边，其他地方的土地改革几乎就没有什么进展，以至于连农民都不大愿意相信他们了。
毕竟，地主阶级是不可能在没有武力威胁下交出土地的，还有什么生意比旱涝保收的收租更好？意识到好好说话改变不了农村，这些人也就开始倾向于劳工党的强制性方案了。
本章完
第783章
当劳工党以青岛为根据地向山东扩张势力的同时，北洋一系在山东的力量也遭到了极大的挑战。督军周自齐出身官宦世家，在北洋上层有着深厚的人脉，但现在是民国了，有枪杆子的人说话才算数。
在北洋的军头眼中，武汉的崛起靠的可不是什么仁义道德和革命精神，而是实打实的用大炮和刺刀冲杀出来的威名，不管是国内的满清支持者、地主乡绅，还是列强联军、俄国入侵者，武汉都用武力维护了自己的权力。
因此北洋上下才会支持袁世凯联合武汉逼迫满清退位，不是这些北洋将领没有效忠清室的意愿，而是他们知道自己打不过武汉领导的革命势力，继续让满清站在台上，那么他们就可能和满清一起被革命军埋葬了。
在光绪退位之后，北洋上层对于这位皇帝一直都是礼遇有加，除了袁世凯知道自己不会被光绪待见没敢去拜见外，其他北洋重臣逢年过节都会给光绪送礼问候，以表示他们虽然做着民国的官，但并没有忘记大清的恩典。
当然，这些北洋将领的做派只是在演戏，好让部下和老百姓看到他们的忠义，以示自己和那些南方乱党的根本区别。为什么他们需要忠义，因为除了旧时代的道德水准外，这些北洋将领压根就拿不出有号召能力的政治理念。
即便是袁世凯也只能喊一喊保家卫国，但是在辛丑事变中，袁世凯已经丢掉了这个北洋创建时的精神旗帜，只剩下了拿饷卖命的淮军传统。于是在辛丑事变后，北洋就彻底失去了朝气，开始变得暮气沉沉，袁世凯当初在小站练兵时大言不惭的说，练兵是为了日后报甲午之仇，这个话语也随着辛丑事变中的局外中立而破产。
当袁世凯和武汉联手迫使清帝退位，北洋军实际上连拿饷卖命这一条都靠不住了，因为拿了大清军饷的北洋军出卖了清室，以此类推，那么拿了袁大人饷的士兵还有没有必要为袁大人卖命呢？北洋军的内部共识已经完全分裂，大家都很清楚，自己效忠袁世凯就是为了钱和权，其他都是狗屁。
不过越是如此，这些北洋将领越是担心下面的人也是这么看待自己的，因此他们就不得不在道德层面上和袁世凯划了一条线，把精神上的效忠对象放在了退位的光绪帝身上，虽然过去他们就没有为光绪帝的自由出过一点力，但并不妨碍他们现在表现对光绪帝的敬爱之心。
袁世凯对于这个情况也是持默认的，他压根不担心光绪帝身边的人会煽动自己这些部下搞什么复辟，因为有着武汉这个最大的敌人在边上看着，北洋就没有人敢自己找死的，现在武汉之所以不搞北伐不是实力不足，而是没有出兵的理由，满清复辟的话，那么武汉就没有什么顾忌了。
说起来，袁世凯也是觉得委屈，明明武汉和北洋一样，都是靠着清政府的新军起家的，可是天下人都说他袁世凯是背主之人，而对武汉逼迫清帝退位的行为却表示了谅解，就算是那些在土地改革中利益受损的乡绅地主，咒骂武汉时也多以泥腿子当国不上台面云云，倒是没人拿吃里扒外来攻击武汉劳工党的。
这两种不同的待遇就造成了两边政府做事遇到的阻力差别极大，武汉为了土地改革政策镇压乡绅地主，那些乡绅地主只能跑路，而北洋稍稍想要做些改良工作，北洋团体内的人就开始为乡绅地主叫屈了，最终这些土地改良政策只能不了了之。
袁世凯原本以为，清帝退位后，国内各方势力是群雄逐鹿，北洋是较为强壮的一支势力，但现在则发觉大家压根不觉得他有资格争夺那只鹿，而是把他当成了维持局势的过渡者，等待真命天子出。如果真命天子不出，那么就算武汉都比他有资格掌握这个国家，因为武汉至少能够保全国家。
所以，袁世凯虽然当了五年的国家元首，但是发觉自己能够管得到的地方也就北京城而已，离开北京之后的地方就没人听他的了，权力并不比百日维新前的光绪帝大多少，到处都是抓着他胳膊和腿脚的无形绳索，让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不过就办成了一两件细微之事。
作为北洋领袖的袁世凯尚且觉得做事艰难，作为山东督军的周自齐也同样快干不下去了。鸦片战争后山东烟台是最先开发的一批口岸，因此现代工业进入山东的时间不能算晚，不过欧洲人在烟台搞的都是农产品加工厂，所以对提升山东的工业水平几乎没啥贡献。
洋务运动开始，山东巡抚丁宝桢奏请批准，在省城创设了一个中型的军事工业—山东机器局。接着又在
峄县设立山东中兴矿局，在淄川开发铅矿、煤矿，算是真正开启了山东的工业建设，不过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前，山东的产业工人也就五千人上下，且因为经营不善都在亏本中。
德国人强租胶澳，开办潍县坊子煤矿，一次雇用华工三千人。接着，又在张店驿车站附近建黉山煤矿，雇用华工三千五百人。在青岛的四方和济南的大槐树建立起规模较大的铁路机车工厂，职工都在千人以上。之后创办的一系列电灯及现代企业，总算是为山东打下了一个工业体系的基本框架。在不到十年里为山东增加了一万两千多产业工人。
北洋地盘下，最适合于建立一个类似于武汉工业基地的地方就在山东，因为这里资源丰富且人口众多，还有着一定的工业基础。所以周自齐作为一个留学归来的前清官僚，他一开始也是希望能够效仿美国在山东建立起北洋的工业体系的。
只不过让他没有想到的是，阻碍他发展山东实业的不是德国人和武汉劳工党，反而是山东本地的乡绅和买办商人。本地的乡绅之所以支持北洋，就是希望利用北洋的力量组织德国人的力量进入自己的地盘，德国的工业确实带给了山东民众不少便利，但是德国的殖民体系不仅压迫了普通民众，还侵犯了地主们的权力。
面对有可能失去对于土地的控制，山东乡绅们自然反对一切现代化的工业建设，铁路、电线和工厂都打破了乡绅地主在乡村的权威唯一性，自然是败坏了人心的西洋巫术。义和团的发源地，其实就是在山东，只不过被袁世凯军队驱赶到了河北，才掀起了华北地区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
不过袁世凯之所以反对义和团，不是因为他知道义和团愚昧无知，而是认为不能因为义和团激怒列强，毕竟国家压根打不过列强中的前几位，更别提是把所有列强都视为敌人。
在这种功利主义的驱使下，当袁世凯需要获得山东乡绅地主支持的时候，自然又会站在维护地方乡绅的立场上反对德国在山东的工业建设。光是胶济铁路的建设，双方就斗了几个回合。
只是，袁世凯自己可以反复横跳，在工业化和反工业化的问题上不断改变立场，但是他下面的那些水平不高的将领们就没有这个能力了，这些人在家乡购置了大量的土地后本身利益就和乡绅趋同，而为了获得乡绅对自己的支持，他们都积极的反对任何新思想和新事物，其实就是学袁世凯发家的初始阶段。
这样一来，北洋团体内的洋务派官僚和守旧派军头就出现了分歧，前者主张的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后者则主张道德至上，宁可让百姓刀耕火种，也不能让百姓被西洋玩意坏了人心。
周自齐和靳云鹏之间的冲突就在于，周自齐主张可以和劳工党方面合作推动山东工业的建设，甚至在土地改革问题上也可以妥协，而靳云鹏对此坚决反对，他认为武汉劳工党就是北洋的敌人，他们怎么能够和北洋的敌人合作，且土地改革得罪乡绅，也会令北洋失去山东地方的支持。
北洋在山东的势力主要在济南、青州，也就是山东半岛的北部地区，而劳工党则接收了原德国人在山东的势力范围，及山东半岛南部。不过和德国人不同，劳工党的陇海铁路建设，使得青岛地区获得了来自河南内陆的支援，徐州-峄县-日照-青岛一线，被劳工党打通，北洋和东南地区的联系其实已经相当薄弱了，只是依赖于新建立的津浦铁路维持而已。
而这一格局的形成，就在于1910年的安徽大水，北洋没有能力救援淮河下游的民众，结果被武汉以救灾的名义掌握了淮河中下游两岸，顺手把徐州也纳入了控制。在德国人交还胶澳租借地时，武汉又进一步深入鲁西南地区，最终和胶澳地区、淮河下游联成了一片。
武汉的扩张如此之迅猛，但北洋偏偏无可奈何，因为武汉的扩张是以经济建设为先导，其次再推动社会治安改良，然后再转而控制当地行政，最终迫使北洋驻军在当地变成孤子。
北洋和武汉的斗争，都是现在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治安上遭遇失败，然后就失去了地方行政、司法和财政权力，虽然北洋军的力量还在，但已经没法发挥镇压地方的作用了，因为北洋没有借口动用武力，真的引发内战，北洋也必定会失败。
这也是袁世凯积极向四国银行团借款的原因，就算不能用来扩军，拿来建设地方至少可以延缓武汉对地方侵蚀的速度。当然，北洋并不是没钱搞建设，只不过北洋的钱都落入了各级官员手中，靳云鹏加入北洋之前不过是个两手空空的染布匠人，但是当上了第五师师长后，在家乡就成了大地主，个人家产已经突破百万大洋。
靳云鹏这样贫寒出身的北洋将领不在少数，但就算是北洋军中最清廉的段祺瑞，其人以不蓄家私而闻名，即便如此也有十几万大洋的家产，所谓不蓄家私指的就是不在地方上购置土地。而北京巡警的月薪只有八元，这就意味着北洋的财政收入大多用来喂养这些高官了。
周自齐和靳云鹏之所以会斗起来，就因为后者的主要投资方向在土地上，而前者已经从土地投资转向了现代企业，所以周自齐觉得可以和劳工党合作，毕竟在劳工党的强势下，继续当地主显然是没啥前途的，倒不如早点转型现代工业。
可是没有出国留学经验的靳云鹏玩不来现代工业，他只知道投资土地才是一本万利的买卖，所以自然不肯和劳工党合作，而是要坚决对抗下去。
周自齐和靳云鹏之间的对抗并不是孤例，事实上在四国银行团贷款下来之后，北洋内部的文官和军头已经开始撕破脸了。
文官们试图把钱放在建设上，从而建立起一个基本的工业体系，以对抗武汉的工业扩张，顺便和列强的工业体系配合起来，让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列强的工业体系内，从而获得列强的保护。军头们则试图把这些钱用来扩军，实际上是为了掌握这些金钱的支配方式，虽然段、冯等军头表示扩军后要和武汉决一胜负，但下面的军官们大多没这样的想法，因为他们觉得打不过。
张绍曾就曾经向上司曹锟吐槽，“段总长说要练兵和武汉决一胜负，但是段总长总说我们北洋和日军差距甚远，能够达到日军一半的战力就算优等部队了。可日本顾问却认为，武汉军队和日军大致五五分，在满洲地区日军或者占有优势，在中原地区则武汉军队占有优势。段总长对日本人不敢轻视，却觉得北洋能够胜过武汉，这不是自欺欺人么？”
张绍曾的看法代表了一大批北洋中坚军官的立场，他们不主张和武汉搞什么决战，而主张维护共和体制，大家在国会里决定中国的前途。试图和武汉搞决战的，大多是北洋上层，他们都有着大量的土地，所以不甘心向武汉认输。
这些北洋团体内的大地主的利益代表，自然就引发了代表工商者利益的文官们的反感，他们同四国银行团谈下这样大数额的贷款，目的是为了加强文官政府的力量，而这种力量体现在对贷款的支配上，现在军头们要拿走贷款的支配权，他们自然是不乐意的。
周自齐在劳工党和山东省政府联合提出了山东电力网、公路网建设及山东土地改革办法后，终于还是和靳云鹏摊牌了。在督军府内，周自齐向靳云鹏坦诚的说道：“从山东各界对山东省政府公布的国民经济建设规划的反应来看，我们不支持山东的土地改革和经济建设路线，显然是要失去山东的民心的…”
但是靳云鹏依然顽固的表示，“南方人都是无君无父的禽兽，我们退一步，他们只会进两步。我山东乃是孔孟之乡，父老们怎么会跟着这些南方人瞎胡闹。什么土地改革，不就是强抢么？良善乡绅的家产也是辛苦所得，不能他们一句话就被夺了去。
所谓分地给穷苦人，这种鬼话我是不信的，湖北、河南那边，分出的土地最后不是又被公社收了回去。就连南方的民党都说，武汉的土地改革是把百姓变成了国家的奴隶，然后让国家变成了劳工党的私产，压根就没有民主可言。
我是绝不会和这些禽兽妥协的，而且山东的父老们也不会毫无廉耻的投向这些南方人。办工厂不是不行，但不能和南方人合办，更不能赞成什么土地改革的乱政，否则山东才会真正动乱。我们现在要严防死守劳工党越界，要求省政府迁回济南来…”
周自齐难以说服靳云鹏，而没有北洋军队的支持，下面的乡绅也不会鸟他这个督军，他自觉的向北京提出了辞呈，表示自己才疏德薄，无力担任山东督军一职。
袁世凯虽然知道这不是周自齐的问题，但是面对军队给与自己的压力，他也不得不把周自齐调动到北京来，而委任了靳云鹏为山东督军。
靳云鹏担任山东督军一职，代表着北洋内部的和平派开始失势，武力派开始逐渐掌握北洋团体的领导权，袁世凯对于北洋这条船也有些失去控制力了。而劳工党在林信义的推动下，也从和平竞争转向了武力保卫土地改革的路线。
本章完
第784章
城市建设的发展必然会带来交通方式的变革需要，19世纪最伟大的短途交通工具的发明自然非自行车莫属。自1890年自行车完成真正实用化和工业化制造后，自行车就从上流社会的玩物变成了工薪阶层的出行工具。
1904年英国一辆普通自行车价值4.5英镑，出口到上海则售价为150大洋，差不多等于15英镑，也就是300%的利润。汉口自行车厂是1904年从德国引入的技术成立的，虽然当时大部分零部件是从德国进口，汉口只是一个装配厂而已，但是廉价的人工和流水线的发明，使得德国人开始把汉口产的自行车整车向亚洲地区销售，甚至还运回了欧洲。
1911年汉口自行车厂已经达到了年产100万辆，零部件完全国产化，只是进口了部分钢材，整车的成本被压缩到了25大洋，在欧洲市场上中国自行车的价格不超过70马克，而欧洲自行车的普遍价格是80-90马克。
自行车的成功是德国资本看好中德贸易的一大范例，过去欧洲人把东方国家视为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贸易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贵金属，这一点在英法美等国的对外贸易上最为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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