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的目光，思考了好一会后也点了点头说道：“我也认为如此。不从英国人的统治下独立，印度人民就没法获得自由。

    为了自由，我们祈求过英国人，不过并没有得到什么回应，所以我们认为应该放弃祈求，和你们一样拿起武器战斗，直到英国人承认印度民族的自由为止。”

    林信义思考了片刻后便对着两人问道：“你们是想听我的支持言论，还是我真正的看法？”

    奥罗宾多奇怪的看着林信义说道：“我们当然是希望能够听到您真正的看法，毕竟在武装斗争方面，您已经取得了很多胜利。我们正是抱着向您学习的念头来到这里的，因为光凭我们自己的力量是不能战胜英国人的。”

    林信义见状便开口说道：“假如你们要听我真正的看法，那么我觉得可以把谈话推迟到明天，明天我会邀请你们进行一场正式的谈话，你们才会明白我的答案是什么…”

    从林信义的小楼离开返回两人下榻的温达美酒店，贾丁不由好奇的向奥罗宾多请教道：“到底什么样的回答需要明天才能让我们理解？”

    奥罗宾多一边沿着步道向前走去，顺便观望着大吉岭的风景，他是第一次来大吉岭，虽然八九十年代大吉岭已经成为印度有名的度假区，铁路完成后往来这里要比去西姆拉更方便，但他回国后就去了巴罗达（古吉拉特）工作，因此最常去的度假地反而是西姆拉。

    大吉岭是按照一万人的城镇规划的，经过了几十年的开发，特别是在铁路开通后二十五六年的建设，这个城镇其实已经接近规划的九成规模了。虽然这里的建筑没有西姆拉那么的宏伟，毕竟西姆拉是被英国人作为英属印度政府的夏都来建设的。但这里的街道显然更有生活的气息，毕竟更多的是普通英国人来度假的地方。

    虽然中国人占据了这里，但是他们并没有对这座城市做出什么破坏性的举动，虽然他们把一些房子分配给了本地人，但那些本地人也很爱惜分给自己的房间，且中国人继续了英国人留下的公共卫生清洁制度，并把这种制度扩大到了城市边缘的棚户区，以求令整个城市更加的整洁干净。

    奥罗宾多摇着头的回道：“我也不清楚明天能听到什么答案。不过看到大吉岭，我觉得英国人至少有一个对东方人的判断是错误的。”

    贾丁于是抬头问道：“什么判断是错误的？”

    奥罗宾多停下了脚步深深呼吸了一次，然后陶醉的说道：“英国人说，东方人不善管理城市，只有西方文明才能管理好一座城市，可是这里不正在中国人的管理下焕发着生机吗？”

    贾丁听了这话顿时抬头向着四周看去，看着几名工人正在街边种植着鲜花，街道上的石子路虽然有些湿润但却没有看到垃圾，街边房子内的女人们有的正晾晒着衣服，有的则在修建着家门前的树枝，这里的居民看不到为战争而忧愁的模样，比西里古里城内的居民看起来要幸福的多。

    第二天一早，两人就被敲门声给吵醒了，奥罗宾多拉开窗帘瞧了瞧外面还是一片漆黑，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但还是让贾丁打开了房门，一名士兵站在门口向着他们说道：“林委员在下面的餐厅等你们共进早餐，他请你们换上宽松一些的衣服和适合于爬山的靴子。”

    带着不解的两人还是按照这名士兵的吩咐洗漱穿戴后下了楼，在餐厅内他们很快就看到了穿着便服的林信义，就坐在一张靠着窗户的方桌前喝着茶。

    当两人走到他面前，林信义方才邀请两人坐下说道：“坐下吃个早餐，然后我们就赶紧出发，这样应当赶得上茶园的开采时间。”

    火车通车后，温达美酒店的食物供应已经恢复，因此这里的早餐还是很丰富的，流淌着糖心的太阳蛋配上去掉了吐司边的黄瓜三明治，再来一杯牛奶，奥罗宾多觉得自己吃的和家里一样好。

    享受完了丰盛的早餐后，两人就跟着林信义向着山谷内的茶园走去，其实大吉岭这座城镇就建筑在茶园之内，只要稍稍离开城市就能走进茶园里。只是两人还是不明白，林信义带着他们来茶园看采茶到底有什么意义。

    不过很快他们就发觉自己错了，林信义显然不是带着他们来看采茶的，他给两人分了一个背篓，然后对着他们说道：“茶叶必须在朝露蒸发后开始采摘，就是这个时间。给你们的竹棍是用来测量茶树高度的，只能采高于这一高度以上的茶叶，两叶一芽，不许一把抓，不能采摘三叶、四叶…”

    贾丁拿着背篓、竹棍还想问为什么，却见林信义已经背上了背篓拿起了竹棍走进了茶园，奥罗宾多拦住了他说道：“我们先跟着做，他迟早会告诉我们为什么的…”

    贾丁还想说话，但看奥罗宾多已经毫不介意的背起了背篓，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是个婆罗门的事，他思考了一会也终于默默的背上了背篓走进了茶树中间。

    贾丁虽然经常锻炼，萨米提本意就是健身，但强壮如他在不断重复的采茶动作中变得疲惫不堪了起来，特别是太阳升起之后，阳光的照射下他不仅汗流浃背，连头都有些昏了。也很快就疲惫了起来，幸好这种劳作在中午前还是结束了。

    林信义走过来向着他们说道：“大吉岭的茶叶走的是高端路线，所以过午不采，现在我们可以把茶叶送给茶园的管理者了。”

    在茶园管理者面前的秤前贾丁陡然发觉，那些采茶女工最少的也有十五六公斤，而最多的则能到23公斤有多，但是他们三人中采的最多的是奥罗宾多足足有9公斤多，次一等则是林信义7公斤多，而他才6公斤出头。

    这一发现让他在回去的路上有些垂头丧气，他第一次发觉自己似乎没有看起来那么的出色，毕竟奥罗宾多和他一样也是第一次干这种劳作。不过他的心神很快又被林信义的话语给吸引了，在路上林信义回答了他们昨天提出的问题，“今天在茶园工作的时候，你们还考虑过自由的问题吗？”

    奥罗宾多似乎有些明白今天对方邀请他来茶园参加劳作的目的了，但他还是有些不解的问道：“您是想告诉我们，底层的人民无暇思考自由吗？”

    林信义沉默了数秒后回道:“说的更确切一些，我认为谈论自由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在没有解决温饱问题之前，人民没法去考虑这个问题。但我认为自由的目标还是高于温饱这个目标的，只是我们必须解决人民讨论自由问题前的物质条件，即保证人民的温饱后，才能确定这个自由是人民真正需要的自由…”

    第274章 宣战

    在没有经历过今天的劳动的话，那么奥罗宾多和贾丁未必会认同林信义的话，因为他们从来没有为衣食发愁过，他们感受最深的乃是英国人对于印度人的欺凌。他们真诚的相信，农民活不下去，不是地主拿走的太多，而是英国人的税太重。

    在1885年国大党成立之前，为了获取英国人给与印度人更多职位，这些印度精英们也终于不再研究宗教教义，转而把精力放在了国家的经营上，他们对于农民生活的关注，正是国大党成立的契机。虽然他们的主要目标是为了获得包税地主和永佃户的支持，但却也不得不通过对于印度农民的悲惨生活的描述来求取英国人的同情。

    国大党成立之后，更是把这种个人研究行为转为了一种集会呼吁，每年国大党年会的报告，本质上就是一场对印度社会现状的报告，虽然国大党只研究社会问题不提出解决办法，或者说他们的解决办法就是希望英国人把更多的政府职位交给印度人，因为印度人更加的了解本国的国情。

    而国大党在描述印度农民的贫困时，常常以最底层的佃户为代表，1900年之后他们最常提及的一件事就是，19世纪最后25年印度三次大饥荒饿死了1500万农民，这就是英国对于印度剥削太甚的结果。但是他们请求英国人改善的，不是重新分配土地，而是主张减少向地主征收的田赋，毕竟在莫卧儿王朝时期，地主要交的田赋只有5-20%。

    但是在英国人手中，田赋一度达到了地租的八九成，这也是1860年之前印度地主不断反叛东印度公司的原因。印度民族大起义之后，东印度公司把统治印度的权力交给了国家，伦敦开始对印度实施了近代化改造，提升了粮食产量，降低了运输费用，并采取了30年一议的田赋固定制度，才算是恢复了地主对于土地的改良投入。

    通过这一系列的对比，印度的精英们认为，印度农民的贫困就是英国人向地主们征收的田赋过多，从印度收取的税款用在印度的太少，使得地主没有动力去投资印度的农业。假如英国愿意减少田赋，并把印度的税款用在印度人身上，那么印度就会繁荣起来，农民也就不必这样大批大批的饿死了。

    这些印度精英们大多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有的从小就被送往英国留学，在伦敦最好的寄宿学校学习，最后在英国最好的大学学习法律，可以说他们接受的教育甚至还要好于英国的布尔乔亚们。这些人提出的理念自然是相当符合逻辑的，只要劳动者不去思考，思考者不去劳动，他们都会觉得这是印度民族的自我拯救之道。

    只不过，在如何达成印度民族的自由上，国大党的温和派认为应当祈求英国人，而极端派则认为需要通过斗争，甚至不惜发展到武装斗争的阶段。奥罗宾多和贾丁是接受过良好教育的极端派，他们和温和派之间的争议是如何争取印度民族的自由，而不是解决印度当前问题的关键是否是争取印度民族的自由。

    但是和林信义一起劳动了一个上午之后，两人都不约而同的发现，对于底层的民众来说，一边进行繁重的体力劳动，一边讨论自由，这显然是不适合的，因为以这些底层民众的劳动量，他们根本不会去思考什么自由问题，想的只会是两件事：休息和吃饭。

    因此他们不得不认同了林信义的观点，想要底层民众去思考自由的价值，至少应当先保证民众衣食无缺并能接受必要的教育，而这显然不是英国人减少田赋或把税款留在印度修建水利设施和道路设施就能解决的问题，这些政策的受益者实质上都是包税地主和永佃户，因为只有他们才有土地和有剩余的农产品需要外运。

    而经过了上午的劳动之后，两人也同样接受了林信义这样的观点，地主或资本家把劳动者的大半劳动成果掠夺走显然是不对的，这才是劳动者没法养活自己的真相。有了这样的共同认识之后，他们对于林信义提出的一系列维护劳动者利益的理念就能接受了。

    在革命方向达成了统一之后，林信义这才对着两人谈及了武装斗争的问题，他坦诚的对着两人说道：“英属印度政府是一个组织，所以想要打倒这个组织，你们需要的不是武装斗争，而是要建立一个代表印度人民的组织，和英属印度政府争夺对于印度人民的管治权力。武装斗争的目的，不是为了消灭或赶走英国人，而是捍卫印度人民自治的权利。”

    听到林信义提及这个话题，贾丁的精神明显一振，之前讨论的话题对于他来说其实是比较痛苦的，因为林信义正在否定他过去的价值观，假如他不是一个坚定的革命派，那么恐怕就要打退堂鼓了，因为林信义给他们指出的印度人民的斗争目标显然不是英国人，而是在印度人民身边压迫他们最深的地主阶级。

    虽然贾丁和奥罗宾多的父辈已经脱离了乡村，成为了城市中商人、医生和律师等职业中的精英，但是他们的家族依然是印度地主阶级的一部分，因为印度人和中国人一样，都认为有钱之后购买土地才是最为保值的手段。所以，他们的家族依旧扎根于乡村，正是林信义所指出的印度人民的斗争目标。

    反倒是奥罗宾多对林信义阐述的革命理念兴趣颇大，颇有意犹未尽之感。但是他还是很好的控制了自己的求知欲望，转而认真的倾听起了关于武装斗争的讲解。虽然林信义口上说是和两人讨论武装斗争的问题，但基本上都是他在说，两人只有认真倾听和请教。

    奥罗宾多和贾丁听完了之后，才发觉他们过去对于和英国人进行武装斗争的想法确实肤浅了，他们只考虑着真刀真枪的和英国人干，完全没有想过如何战胜英国人，而林信义所提出的武装斗争，则一切都是围绕如何战胜英国人展开的。

    “…事实上，我认为巴尔·甘格达尔·提拉克所推动的西瓦吉运动，就是一个组织的雏形。它有一种吸引群众的理念，有领导者，有组织者，有宣传者，它所缺乏的是一个能够维持长期运作的体制…

    一个成熟的组织必然是代表着某一阶层或阶级的根本利益，因此才能获得这一阶层或阶级的衷心支持。除此之外，它还需要一个大脑，领导组织不断的前进并完成阶段性的目标…”

    林信义主张领导武装斗争的组织必须把自己的职能分散给各个部门，以求职业化和专业化，并建立严格的组织纪律，严禁各个部门之间的私下交流，“…假如不这么做，那么英国人只要找到一个组织的叛徒，那么整个组织就会毁于一旦。而严格的分离措施，不仅让组织无法被破坏，即便破坏了也能迅速重建，重要的是可以让一部分人在合法的情况下为组织工作。

    我们主张和殖民者的斗争可以使用任何手段，这同样也包括合法的手段去斗争，或者说应当尽可能的利用合法的手段去公开的和殖民者进行斗争，这种合法斗争的方式不仅仅在于宣传，还在于为组织提供后勤保障及培养后备人才…”

    接下来的一周内，奥罗宾多和贾丁几乎每天都会去和林信义进行请教，他们大多在下午前往林信义的办公室，然后讨论到下午茶时间。上午他们会抽出时间来去参观军政委员会的各个部门，晚上则对一天的活动进行总结。

    贾丁对奥罗宾多这样说道：“这大约是我这辈子距离真理最近的日子，我现在就担心一件事，我是否能把这些真理如实的传达给其他革命同志。”

    奥罗宾多也认同了贾丁的看法，和山南军政委员会的革命道路相比，国大党就像是一个政治俱乐部，而萨米提则是在过家家，他诚恳的说道：“我们过去对于反抗英国人说的太多，对如何去反抗英国人则思考的太少，这是我们印度人最大的问题。

    我觉得我们应当老实的向中国人学习，对萨米提进行全面的整改，使之真正的成为一个政治组织而不是青年俱乐部，我们需要让每个人都参与到印度独立的工作中来，并分配给他们合适的工作，而不是让一部分人去战斗，其他人只是在边上围观喊口号…”

    在印度这边取得暂时的和平时，中国的北方则开始逐步走向了战争。1905年3月1日，彼得堡正式向北京提交了宣战文书，彼得堡认为湖广地方政府没收了俄国政府及商人的财产并向俄国宣战是一种战争行为，北京既然不能制止湖广地方政府的不法之举，又不肯和俄国签署两国边境的划分协议，俄国只好回应中国的战争行为。

    俄国人随即派出骑兵部队向乌里雅苏台、科布多进军，并在满洲地区驱逐中国官吏，这一举动极大的震撼了北京，同时也彻底破坏了东亚秩序。

    日本人的看法是，战争终于爆发了，整个国家开始进入到了备战状态。法国和德国对俄国的行动表示遗憾，但又声称能够理解俄国的行为，但是两国不约而同的表示对中俄战争采取中立立场，法国宣布向中国禁运武器，德国表示在中俄进一步行动之前，德国暂时不会公布禁运武器。

    美国总统罗斯福则对自己的国务卿说道：“终于打起来了，必须要让日本也加入到这场战争中去，让那些银行家去支持日本人和中国人，确保他们和俄国人打的激烈一些。然后我们要给那些狗娘养的哥伦比亚人一个教训，让他们知道违背了商业合同是什么下场…”

    第275章 混乱而又向上的二月

    1905年2月，武汉工农兵委员会最关注的一件事不是恢复生产维持市面上的物价，也不是同列强和朝廷进行谈判，而是镇压南阳、襄阳一带地主武装的叛乱。

    在卢汉铁路没有修筑之前，河南是一个相当封闭的内陆省份，但因为南阳是通往汉水的交通枢纽，因此南阳地区反而要比河南其他地区开放一些，也比河南其他地区富裕一些。

    不过也因此在甲午战争、庚子国难之后，摊派到南阳府的赔款也格外的重，年约15万两以上，差不多是南阳府整个田赋收入的一半。而为了推行新政和建立新军，河南又对地方上大加搜刮，因此该地区的绅商都已经对朝廷极为不满了。

    当武汉工农兵委员会打起拨乱反正的旗帜，并击败了南下的毅军后，南阳的绅商很快就倒向了工农兵委员会，堵住了进攻襄阳的河南军队的后路。应该来说，这个时候南阳绅商和工农兵委员会之间的关系还是比较友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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