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目乐观!”“噢?盲目?乐观?”

    何畏的脾气改了一些、至少没有马上搀起袖子、试图用拳头解决问题，但还是抱着双臂，一副看不起人的样子:

    “那你说说看，我哪里盲目乐观了?是我们没有重炮,还是榆林机场没有修?是我们人数太少，还是草原不适合骑兵和汽车机动?”

    “是现在全国的报纸上没有长篇大论地指责我们只会抢地盘不会抗日,还是杨虎城那些人不是为了保地盘?”

    “我们红军北上就是为了抗日，不去打日本人，天天跟国民党和地方军阀势力较劲算怎么回事!这还能体现我们在抗日当中本应当发挥的巨大作用和我们的正当性吗!”

    辩驳者还没来得及讲出自己的理由就被压住了，而有不少人不说话，只是默默鼓掌表示支持何畏的观点。

    这是“兵团大学”的规矩。

    在这个大学里,没有职务之别，一律称“XX同志”，可以畅所欲言，说错了也不要紧,其他人不得打断或扣帽子，支持就鼓掌,不同意就安静,有意见就说。

    氛围可谓是相当的自由,自由到甚至有不少像是何畏这样公开批评李德胜的某些政策的。

    更何况,何畏的观点,其实是这几个月以来党内军内相当一部分干部的看法，怎么可能没人鼓掌呢?

    徐向前看了李德胜一眼,又看了马诗舞一眼,见他们俩都不说话,自己也就不说话了。

    争论还在继续。续

    “我反对何畏同志的观点。”

    一个年轻干部站起身，开始冷静地逐条批判:

    “首先,我们虽然已经通过击败国民党等方式获得了大炮汽车等装备，但数量依旧相对很少，备用弹药和维护后勤维护力量也严重不足,更没有建立足够的工厂;”

    “现在不开战或者只是进行低烈度战争还好，一旦跟日本人发生全面战争，这点弹药预计会在10-20天内迅速打光，根本不足以支撑之后的军事行动;”

    “即便靠着缴获和战士们的坚定意志可以继续打下去，伤亡一定会很大，马诗舞同志已经无数次强调过了，能用弹药解决的问题就不要用人命!”

    “每个战士、每个军事和政治干部都是党和人民花费无数心血培养起来，可以牺牲，但不可以为了刻意展现英勇而牺牲!”

    “其次，现在的确有很多报纸在批评我们红军，我也看到了，但我认为这只是反动派的一时着急跳脚,根本无须在意!”

    “我们红军北上抗日是正义的，是符合全国人民期望的，按照国共合作抗日达成的协议，我们本来有权从中国任何一片土地上经过和逗留!”

    “既然如此，井岳秀之流凭什么攻击我们?既然他们攻击了我们，我们又凭什么不反击?反击了又凭什么被污蔑?”

    “在我看来,面对那些跳脚批评我们的，我们非但不应该退让，反而应该以事实为依据,让舆论宣传部门狠狠地反击回去!狠狠地打他们的脸!”

    “再次，即便我们占了一些地盘,那又怎么样?谁都清楚反动派亡我之心不死,为了中国革命的未来,我们必须有根据地作为大后方，支援前方的抗日斗争!”

    “否则，一支孤悬在外、没有后方支持的军队,即便一时再强大，灭亡也只是个时间问题!难不成我们要把后勤交到国民党手里?在座的各位,谁敢?”

    干部的话还没说完，现场就响起了比刚才要热烈许多的掌声。

    不一定是表达支持，但绝对是为此人清晰的逻辑表达而赞赏。

    就连李德胜都低低地发出了一声欣喜的惊叹:“是湘仔子呀...”

    湘仍子，陈树湘，湖南长沙县人，1921年便已结识李德胜，25年入党,参加过北伐、秋收起义、井冈山会师等重大事件,现主动申请北上到鄂豫皖根据地工作;

    历史上的1934年,他担任红34师师长、渡过湘江时,率领全师6000人为红军主力和党中央断后，活者不足1000人;

    后率军退入地方游击,遭国军包围,他和警卫员断后掩护撤退,重伤被俘,趁敌不备，自己把肠子扯出来绞断自杀身亡，后脑袋被国军割下，挂在其母家门前示众。

    (草他妈的，这就不是人能干得出来的事儿)

    陈树湘并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发生了重大改变,也不知道世革党的存在和李德胜现在就在后面，他只是根据自己知道的事情在分析:

    “最后，你说我们北上速度太慢，无法发挥在抗日战争中应有的作用,无法带动杨虎城等国军地方势力抗日，我认为恰恰相反!”

    “我们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才能建立后方稳固的根据,我们才能变得愈发强大!”

    “我们变得愈发强大，杨虎城这些地方军阀才愈发不敢有异心!蒋介石反动派团体才愈发不敢轻易跟我们发生摩擦甚至开战!”

    “这样一来，我们才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积蓄更大的力量，对抗强大的日本侵略者!打赢这场艰难的抗日战争!解放全中国!”

    “综上所述,我认为,我们应该继续按照既有计划去行动,不必急于一时,稳扎稳打,准备跟日本侵略者做长期斗争，而不是寄希望毕其功于一役。”

    “我的发言完毕。”

    陈树湘说完后,现场再一次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就连何畏也一时想不出怎么反驳这些观点，只能沉默着坐了回去。

    他倒不是服气,也不是真想不出来反驳的话语，只是那些话语，在“兵团大学”里，是被严格禁止的。

    比如，“悲观主义”、“逃跑主义”、“游击主义”、“民族失败主义”之类的。

    建校之初，在李德胜邀请马诗舞同志发表演讲时,后者就丢下过一句很重的话:

    “少谈些主义，多看看实际，少扣些帽子，多聊聊数据”。

    这话无疑是针对她出现之前,中共内部那些遗毒后世的互相扣帽子、搞无意义的人身攻击的恶习。

    而李德胜的话是:

    “—切要实事求是。”

    至此，中央那边怎么样不知道,北上兵团在平时里也不敢说完全避免,但至少在兵团大学内部,没人敢这么干。

    你想把人驳倒?可以!

    拿理由!

    拿数据!

    否则免开尊口!

    所以,在这种自由又限制的氛围下，尽管陈树湘的表现非常优秀，依旧有人不同意他的观点:

    “陈树湘同志，何畏同志是有点太低估了日本侵略者的力量，你是否也有点太过于高估他们了?”

    “马诗舞同志帮我们分析过‘918事变’的全过程,事实上，我认为，只要敢抵抗，战胜他们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

    大家一看，是一名叫做钟伟的年轻干部,素来性格刚烈，敢作敢为，就是有点太爱玩了，只想管军事,不想搞政治,属于被强行“抓”到兵团大学里来的;

    上级恶狠狠地警告他,不把文化政治课学好,不学到点除了打仗以外的真本事，不在学校里积极表现，那就别回来了!

    陈树湘点点头:

    “诚然,你说得对，918事变确实有很大的侥幸因素，如果东北军敢于抵抗,当时人数和武备都严重不足的关东军是很难成功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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