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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汉奸不一样，他们没有国家，没有民族，没有信仰，没有立场，没有态度，没有三观;”

    “他们前一秒可能跪下你脚下装出恭敬的样子高呼主上万岁，下一秒就可能站起来捅你一刀;”

    “他们不知道理想是什么，也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更是对你提出的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走过一天是一天，糊弄—刻是—刻;”

    “把这种人招进来，非但不会对我们的事业产生任何裨益，反而千扰一切正常工作的运行;”

    “所以，殿下不需要汉奸，相反，他还要将这些废物都干掉，不然根本就没办法建立满洲大乐园和大东亚共荣圈。”

    藤原兼实的这些话离谱吗?

    离谱，也不离谱。

    因为，这就是历史上日本人对于汉奸的评价。

    事实上,日本人不仅瞧不起汉奸,也不认为他们能成事、能帮助日本统治中国;

    尤其是土肥原贤二等一帮子“中国通”。他们早早地就提出:

    “华北治安战的对象主要是共军,蒋之势力号称代表国民政府,但实际上各自为政，—盘散沙，不足为虑;”

    “而共军所到之处，做了三项工作，一曰官兵一致，二曰军民一致，三曰对敌宣传和优待俘虏，情报人员需加以重视...”

    “...(皇军)必须(与中共)争夺民心，使民众心悦诚服，倡导共存共荣的大义，清除弱肉强食的肤浅理论...”

    “严禁放火、强奸、掠夺...皇军须秋毫无犯，纪律严明与皇军威武，需表里一致，应以恩威并用，成为指导圣战的根本观念...”

    除此以外，日本人还几乎完整照抄了中共的群众路线和群众政策，试图通过“解救贫民”等方式来获得中国民众的民心。

    是不是和藤原兼实现在做的事情很相似?抄嘛!

    谁抄谁都不寒醦。

    当然，以鬼子军队那在全世界各路畜生里都算变态的做派以及日本国内的贪婪，自然是毫不意外地全部失败了。

    顺带一提，倒也不能说“完全失败了”。

    毕竟，1943年河南人给日军带路以及打国军的事情是真的。

    (不要管到底是河南农民还是河南地方武装动手，也不要管是因为日本人更好还是因为国军太烂,更不要管他们的出发点是不是帮日军，不然就成了“在两坨屎之间选择不那么臭的一坨”)

    总之，当年的日本人和现在的藤原兼实提出的东西从表面上来看是非常相似的，一点都不稀奇。

    现场沉默了几秒后，杨永信开口问道:

    “那殿下认为，什么才是人才，什么才不是汉奸呢?”这对他很重要。

    杨永信不认为自己是汉奸，他认为只是自己“各为其主”，就像范文程服务黄台吉一样;

    但是,他需要来自藤原兼实的肯定，这才能让他更加心安理得地在对方手下做事。

    “不是骂几句中国就是汉奸，而是全心全意把他国和他民族利益置于自己和自己所在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之上，这才叫汉奸;”

    “不管这个他国和他民族，是日本、美国、英国、法国或者大和民族、昂撒民族或者高卢民族;”

    “站在殿下的立场上，有助于实现他的理想的人，就是人才，反之，哪怕再有才华，也是汉奸，至少是废物:”

    “殿下不在乎你是哪国人，只要你能帮助殿下实现殿下的理想!”

    好霸道的想法!

    但是我喜欢。

    这才是唯我独尊的上位者应有的样子嘛!口含天宪，朕既国家!

    胸怀远大，皇者风范!

    杨永信满意地点了点头，顾维钧也若有所思，赵子琪和陈康偷愉对视一眼。

    只有王亚樵继续冷笑:

    “有文化有信仰?那我招一些信仰共产主义的文化人行不行啊?”

    听了这话，赵子琪、陈离和尾崎秀实三人恨不得一起抄起屁股底下的椅子，给这厮的脑袋开个大眼!

    你他妈的!!

    这种事情是能直接说的吗!

    除了对中文半懂不懂的崇仁，顾维钧和杨永信都露出了惊愕的表情，只有土肥原贤二依旧脸色如常:

    “可以。”

    “哼，我就知道你们不同...哎?你说什么?可以???”不是?

    可以?你他妈?

    我他妈??

    王亚樵呆愣住了。“可以。”

    土肥原贤二重复了自己的回答:

    “殿下说过，可以，只要能帮助他实现理想，他不在乎你信仰什么主义，他甚至不在乎你是否忠诚于他，只要忠诚于大东亚共荣圈的理想就行。”

    现场再次陷入了沉默，就连提问的王亚樵都张口结舌，彻底说不出什么了。

    看着这一幕，土肥原贤二、杨永信和顾维钧三人忍不住在心中高呼或叹息:

    殿下果然胸怀天下!

    这三人，都属于那种骨子里非常传统的知识分子。杨永信就不说了，一生都在寻求明主，一生都在投机;土肥原贤二比杨永信强一些，他孜孜不倦的理想，就是“彻彻底底化中国为日本”，超越“满清故事”;

    至于顾维钧?

    毫无疑问这是个没得洗的混蛋，但他也是个有自己的“理想”的混蛋，一辈子都在“正统”和“非正统”之间纠结不清;

    到了晚年写回忆录时，他还在疑惑为什么国民党会败给“危及政府”的共产党，为什么“正统”会败给“非正统”。

    (“在我们完成抗战大业后，为什么下坡路走得如此快，以致危及政府的继续存在，和为什么共产党会得胜?直到目前我还不大能理解这一点”)

    正是因为这种思想的存在,历史上的他才会在巴黎和会上拼命维护中国利益、抗日战争期间深入东北揭露日军侵华，却在解放战争时期主持签订了那么多对美的卖国协议。

    因为他搞不清楚什么叫“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也搞不清楚“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辩证统一。

    反正,谁是所谓的“正统”、谁是所谓的“合法政府”，谁就是他拼命支持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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