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云这一个孤例?

    他素质低是因为他职位低没有那个政治意识?

    不不不，哪怕是现在职位较高的倪志亮和陈昌浩也没好哪儿去。

    陈昌浩在电话里听倪志亮关于前线的汇报，因为有杂音，听不清楚，就让对方再说一遍，倪竟大骂"草泥马你是不是耳朵聋";然后，陈昌浩也不听汇报了，丢下作战任务就亲自骑着马赶赴前线，一言不发用马鞭当众狠狠地抽了倪志亮一顿...

    就连后来调去红四方面军的何世富〈何畏）也在这种氛围的熏陶中变得愈发狂傲不羁，竟开枪意图打死/吓唬跟自己合作无间的作战科长周希汉..(因为何畏是广东人，方言桀骜难懂，只有周希汉能完全听得懂他在说啥、跟上他的节奏。)

    要知道，何畏在红一方面军工作的时候，只是仗着自己是大学生和老前辈，性子比较狂傲而已，还没这么匪里匪气的;由此可见，红四方面军的"本土派”的真实作风到底是个什么鸟样。

    在张国焘的刻意放纵下，这种土匪作风在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师的时候达到了巅峰。因为根本作风完全不同，双方甫一接触就互相看对方不爽;

    所以，红一方面军称呼红四方面为"土匪习气"、“军阀作风"，实在是一点都不夸张。

    (当然，红四这群人称呼红一则是，“臭知识分子"、“老机会主义"、“不敢打硬仗的软骨头")

    (这里必须又diss一下张国焘这个混蛋，他在红四各种杀人，确实让一部分人害怕而收敛，但后来为了拢权而加倍放纵，反而让军纪问题更加严重)现在，这群土匪面对自己随意打骂士兵的权力被彻底剥夺这件事，他们还敢说什么吗?

    不敢。

    一个个全都低着头坐在那里，一言不发。

    这倒不完全是因为他们害怕李德胜或者UMP45，主要还是因为，这段时间以来，在鄂豫皖根据地各处接连举行的"诉苦大会”，着实把他们吓到了。士兵们虽然哭得双眼流血、看似狼狈不堪，但他们爆发出来的那种力量，却让任何心里有鬼的人看了都震惊和害怕不已

    尤其是几个罪行极大、在士兵当中怨气极重的军官被审判后明正典刑，更是让他们这些素来爱打骂士兵的军官们个个背后发寒。像余天云这种极度蔑视政工干部、极度厌恶政治工作的人都回去以后都私底下跟人说:

    ..这政治工作做好了真可怕...一个个都跟疯了一样...感觉叫他们（士兵）背炸药包去炸城墙都会去...”

    (有一次战斗受阻，这个货不但不想办法，还对想办法的李先念等干部开嘲讽―-"你去给敌人上上政治课，这个山头就能攻下来”)

    所以，参加过几次士兵诉苦大会后，红四方面军的军官们打骂士兵的现象大为减少，即便依旧还敢打骂的，力度也像是"挠痒痒"和"开玩笑"。

    至于一些同样出身贫苦、在士兵们的带动下也上台"诉苦"的军官们，则很快与部下取得了共鸣并承认了自己之前的错误，真正融入到了团队当中。诉苦大会，实在是个过于好用的工具，即便不能改造每一个人，也能在大环境的作用下，迫使那些没被彻底改造的人收敛起来。

    这就是李德胜敢把"士兵委员会"、“支部建在连上"之类的利器从红一方面军直接搬到红四方面军的底气所在。

    是的，想不到吧?

    红四方面军从始至终就没有"士兵委员会"之类的东西存在;

    至于"支部建在连上"，有倒是有，但与其说是"实现党对军队的领导"，倒不如说是"通过党基层组织来加强张国焘的个人权威"。想想也对。

    无论是之前的"土匪型队伍时代"，还是之后的“张国焘时代"，怎么看都不像是需要这种架构的样子。然而，现在，是"教员时代”。

    所有的一切,必须回归到正轨上来!

    176士兵委员会的极端化错误与重建

    “..这就是关于军人委员会成立前，我要说在最前头的话。”

    一篇非常长、但是士兵代表们都听得津津有味、生怕漏下一个字的讲话结束后，李德胜喝了口水，将话筒（国军自愿捐献版）递给了徐向千;后者拿起一份稿子，认真地读了起来:

    “现在，由我来具体宣读军人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和基本纲领...”

    “其一、参加军队管理。任何士兵都有权监督连长、营长、团长...并有权通过军人委员会向政治部等部门反映问题.…."

    “其二、维持军队纪律。任何士兵均须在士兵委员会的约束下，严格遵守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规定等..."

    “其三、监督军队经济活动...”

    军人委员会，即，在井冈山时期发挥了重大作用的“士兵委员会"。

    这是李德胜来到红四方面军、脱离共产国际和中央的"压制"后一次重新尝试。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个在后世互联网上被一些人吹得神乎其神、被视为"毛时代才特有的民主典范*、并有一些人借它的被取消攻击后来的党和解放军"不民主的制度，其实早在前两年就已经开始被“逐步"撤销了。

    1930年7月29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红军建军设和游击运动问题给中共中央发来指示信:

    ...在中国组建红军的情况下，士兵委员会...隐藏着最坏意义上的委员会至上'的因素，潜伏着士兵委员会对抗党组织的风险...”“党的任务不是要与群众融为一体，而是要在保持组织上的明确性和独立性的同时，领导这些群众..."

    ...但必须使士兵委员会接受党的影响，在政治上不起领导作用...以后党的任务是彻底撤销士兵委员会.."

    在共产国际的眼里，党组织与士兵委员是对立的，认为两者不能同时存在，甚至认为后者对前者的领导有害;

    他们觉得，即使建立士兵委员会，也仅是共产党用来掌握军队的权宜之计和手段，并没有认识到其对于建立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深远意义。于是，在共产国际的巨大压力下，中共中央发布命令，士兵委员会这个曾经一度发挥了巨大作用的组织，在中共军队里消失了整整16年;直到1948年，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发布《关于在部队建立士兵委员会的通知》时，才重建了士兵委员会;

    但那时的士兵委员会事事都是需要长官批准的，与井冈山时期不可同日而语，53年还再次遭到取消，60年又"死灰复燃"那这是不是意味着，井冈山时期的士兵委员会就完美无缺呢?

    其实并不是。

    否则的话，它被这样一纸公文直接干掉，李德胜也不至于完全没有什么太大反应了。

    正是因为这个制度搞出了大问题，所以不管是共产国际，还是中共内部，都颇有微词。

    从表面上看，"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表达观点的自由、士兵可以监督乃至惩罚军官"确实非常民主，非常"走群众路线";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呢?

    首先，必须承认的是，士兵委员会在维持红军军纪和士气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井冈山时期比中央苏区时期还要艰难艰苦，但红军依旧维持着国军绝不可能有的团结和战斗力。

    用李德胜的话讲就是，"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又如此苦战不息，仍能维持不疲者，党的作用之外，就是澈底的民权主义之实行";用粟裕的话说就是，"唤醒了被压迫者长期被压抑着的人的尊严...成为大家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牺牲的强大力量";

    毫不夸张地讲，这个制度的存在，区分了红军和旧军阀军队乃至这个世界上的绝大部分军队。

    哪怕是士兵委员会的"发源地"—―苏联红军，在这一点上也无法与中国红军相提并论。

    但是，该制度存在的问题也很大。

    “官兵待遇平等"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平均主义"在军队里的泛滥，出现了“做好做坏一个样"的倾向;

    士兵有表达观点的自由，却导致了红四军时期军队思想的大混乱，使得不少士兵认为"不要长官，由士兵委员会决定一切

    反对党的领导";

    有一部分思想更极端的士兵甚至认为，“只要长官下达命令就是'大家长主义""，把矛头直指朱毛，要求这两位指挥官滚蛋;

    极端民主化与军中本有的流寇主义思想合流一起，造成"党和红军组织涣散无力，工作被动应付，政策上屡屡出现错误，士兵逃跑逐日增多"。

    至于"士兵可以监督乃至惩罚军官"什么的，造成的问题那就更大了。这一点，在士兵委员会建立初期体现得尤为明显。

    由于经验不足，士兵委员会一度拥有非常庞大的权力，不仅可以处罚包括军官在内的违纪人员，甚至有权讨论决定部队行动等重大问题;这样一来，缺少必要制约的士兵委员会开始鼓动士兵不服从军官乃至党的指挥，出现了众多自行其是的不良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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