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
派往上海准备重整旗鼓、整顿组织、营救同志的人还没出发，中革军委总参谋部无线电大队的电台就收到了来自国民党方面的广播消息。也就是以上5人的“脱党脱声明”。
其实应该叫做“背叛声明”。
这是国民党常用的手段之一。
凡是在报纸上发过《脱党声明》的，几乎无一例外都会死心塌地为国党服务、至少以后也绝不会再加入共党。在共党草创期间，这一招几乎百试百灵。
曾经就有共党干部被捕后，敌人以他的名义在报纸上乱说，导致共党以为对方叛变而进行追杀、最后使得对方真的叛变了。不过，玩多了甚至玩出岔子（比如说错名字和职务）之后，就渐渐没人那么轻信了。
所以，现在看到这种"脱党声明"，中共组织一般是先进行多方验证，然后才会判断是救人、杀人还是不理睬但是这一次...
“不可能是假的啊...”
伍豪看着一份份脱党声明，心中痛苦、痛恨又惋惜，轻叹出声:“没想到，这5个人...唉...”
姓名、职务、曾用名.….这些关键信息，哪怕有顾顺章那个大叛徒在，如果不是新的叛变者主动说，国党方面也是断然不可能知道得这么清楚的;更何况，那些被放在报纸上的中共高层机密，虽然没什么太大危害，但确实也不是非高层人员有资格了解的。
所以，加上之前那名同志冒死传回来的电报，完全可以肯定，中共中央政治局的9名成员的确全数被捕，其中5人已经确定叛变。换言之，还有4名同志正在遭受敌人的折磨...
其实，对于叛变、哪怕是高层领导人员的叛变，伍豪等人是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的;连向忠发和顾顺章都叛变了，其他人谁叛变都不足为奇。
然而，令人尴尬和愤怒的地方在于，这几个人叛变得....太!过!迅!速!了!
按照收到电报、报纸登报还有国民党广播的时间来计算，他们几乎是一被抓就叛变了!搞不好敌人压根儿都没对他们进行刑讯逼供!
饶是伍豪这种好脾气，此时都忍不住要发脾气了。
这就是你米夫和王明临走前千辛万苦强压着我们安排的中央政治局成员??9个叛变5个!
还是这么干脆利落的叛变!
但凡受点酷刑再叛变我都算你努力了!伍豪对于康生的叛变声明尤其愤怒。为什么呢?
因为，虽然5人都写了"脱党声明"，但只有这个家伙，从头到尾都是用“共匪"来称呼中共的!
而且，他还写了这么一段话:
....其实我从未加入过共匪，也不是共匪的正式成员，只是与之虚与委蛇，今天终于寻找到机会、投入了光明的怀抱.难怪康生这家伙之前说的入党介绍人的名字怎么查都查不出来是谁!
本来，大家都以为是资料丢失加之中共初期各种混乱导致的，谁也没有放在心上;
搞了半天，原来是我们收了个压根儿就没有认同过党和党的理念、甚至根本就没入党的假党员进来!看来，对于党员入党这一块的审核,还要更严格一些啊...
另外，国党的党务调查科果然是个很厉害的对手，对中央特科的要求还要更加严格一些，否则不足以对付敌人。伍豪并不知道自己的这两个想法对未来的党员入党和中共情报机构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他现在只头疼怎么处理这件事中央政治局全体高层被抓，5人叛变，4人生死未卜，所有电台都被毁掉，与共产国际彻底失去联系，我们...
等等，失去与中共中央、失去与共产国际的联系?
伍豪的眼睛眯了起来。
由于出了这样的大事，而且情报又得到了验证，自然是要通报全体苏区中央局委员、中革军委委员和中央执委委员的除了教员和正在前线指挥战斗的彭大元帅等人以外，任必时、王嘉祥、项因、朱总司令、顾作林、邓法...全数到齐。
“哈哈哈!好一个康生!好一个李竹声!好一个卢福坦!好一个...咳咳咳咳.."
听到伍豪通报的消息后，正在生病的顾作林实在是气坏了，一边骂一边咳嗽个不停。其他人也都是默然无语，不知道怎么该评价才好。
和伍豪被气到的原因一样――你们投降得是不是太快了一点??9个中央政治局常委，5个立刻投降!
另外4个还不好说呢!
要是带头那位博谷也最终屈服了，那中共可真是创造了历史上的一个“奇迹”∵接连两任"总书记"投降。(上一个是去年投降被杀的向忠发)
有人弱弱地问道:
“我们要不要先不要这么早下定论?或许是敌人的诡计，应该先派同志去查一查看，到底...”话还没说完，就被人打断了:
“有什么好查的?!这些情报难道还是其他人写的不成!嘿!没想到敌人比我还先知道咱中央这些机密呢!”显然，这是一句嘲讽和反驳。
既然伍豪同志验证了报纸上那些内容的真实性，那就说明，那五个人的叛变绝不可能有假!
真实姓名和职务都已经被公布在了报纸上，不是叛变是什么!
况且，报纸上说还有他们的亲笔信，这种事情，去上海稍微验证一下就知道了!被怼了一句的人脸色通红，却无力反驳，也不敢反驳。
有人又阴阳怪气地加了一句:
“我记得，除了卢福坦，那四个人都是都是去苏联留过学的吧?”
大家悚然—惊。
没人提的话，还没人注意到这一点;
现在有人提起来，一下子就...很容易让人联想:为啥投降的都是...去过莫斯科的呢?
“王嘉祥同志!你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想借机攻击党中央和共产国际!”
“少在这儿跟我扣帽子，任必时同志!我也是莫斯科回来的!我只是实话实说!现在这是事实!”
“你!”
见两人吵了起来，其他人纷纷去劝，结果没多一会儿，变成了互相帮腔;房间里的气氛变得相当恶劣，完全体现出了苏区中央此时的撕裂氛围。
事实上，从"国际十月来信""赣南会议"等几次事件之后，苏区中央就彻底陷入了永无止歇的内斗当中。你听王的，我听毛的;
你支持这一派、我支持那一派;
你指责我"左倾冒险"，我攻击你"右倾投降”...
这种分裂，甚至还导致了整个苏区的建设和红军作战都受到了巨大影响。
比如，历史上的1932年8月，红一方面军攻打江西东部重镇南城，教员发现那里已有敌人3个师17个团重兵把守，主张暂时不动、另寻机会;经过讨论，周、毛、朱、王四人意见一致，便如此回电后方，但后方的任、项、顾、邓四人却强烈反对，要求"寻找陈诚主力部队作战";没奈何，因为后方才是中央，红一方面军只能照做，然后在向宜黄一带移动时遭敌袭击，一个多团被歼灭;
闹出了这样的岔子，按道理，后方应该知道自己的水平有多次了吧?
不，完全没有。
到了一个月后的9月23日，类似的事情又发生了，前方四位反对鲁莽出兵攻击敌军6个师的援军，后方四位又要求"积极地出击敌军...
这一次，前方倒是硬气了，顶住压力坚决不进军，双方来来回回在电报里吵来吵去，一直争吵到12月底，临时中央干脆来电--"必须攻打南城!"底下的红军作战部队指战员们因此满脑子疑问，完全不知道应该听谁的，甚至因为害怕政治斗争而连仗都不敢打了;
红军好不容易建立起的无线电台，本来是为指挥作战提供快捷通讯、让作战变得更有效率的，但最终却反过来拖累了作战。其实说穿了，以上这些事儿，都是政治路线斗争。
如果听教员的，那就叫"右倾机会(投降)主义复活"!岂不是跟共产国际和上海中央的思想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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