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尾寿造：“它比汤姆森和施迈瑟都要轻得多。前线部队报告广州军大量装备了这种枪？”
“是的，广州军的步兵中，冲锋枪的配备数量比轻机枪还多，有人粗略数过，大约是1：2的关系，每有一挺轻机枪，便会有两支冲锋枪。”
西尾寿造：“那他们的弹药消耗岂不是高得出奇？”
“我想应该是吧。但是司令官，他们这种倾泻弹药的武器配置和泼洒弹药的战术，确实让我军在战场上吃亏不小。”
西尾寿造捏着自己的下巴，长久思考。
多年前，日军试用汤姆森的时候，他也是反对装备冲锋枪的日军将领之一……
不，不能让帝国的军队用这种豪奢的战术，日本的军队打胜仗，靠的是精神而不是物质。
不，不能让帝国的军队在战场上反而被低劣的支那军队手中的武器压制，这绝对是耻辱。
那么……
“德国陆军一直认为冲锋枪会是将来步兵的主要武器之一？”西尾寿造问身边这位跟了他多年的参谋。
“是的，司令官。德国陆军还向施迈瑟授予合同，让他们研制比MP28II更好的冲锋枪。”
“嗯……”
西尾寿造又开始捏着下巴思考。
……
西班牙。
国民军、秃鹰军团指挥部。
“这种枪是共和军从中国人那里进口的？你确定？”
“真的不是苏联货？”
秃鹰军团指挥官鲁道夫·戴姆，手中也是一支36式冲锋枪，这不是从“中国营”缴获的，是在和国民军的一次战斗中缴获的。
他也和西尾寿造一样，拿着36式冲锋枪反复把玩，就像个大男孩在玩刚买回家的玩具。
“给我子弹。”鲁道夫·戴姆拿过一盒9mm子弹，给36式冲锋枪的弹匣压满，观察了一下枪身，各部件都符合这个时代武器的设计逻辑，他哗啦，拉了一下拉机柄，子弹上膛。
“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半个弹匣的子弹泼了出去，在指挥部旁边100多米的突破上打出一团经久不散的尘土。
鲁道夫·戴姆：“射速明显快于施迈瑟，连发时的弹着点密集度却明显好于施迈瑟。”
“这确实是中国人造的，你看这上面的中文，36式冲锋枪，广东第二兵工厂。”秃鹰军团的空军指挥官雨果·斯佩勒说道，“喂，你打完了没有，给我玩……给我试试。”
鲁道夫·戴姆把36式冲锋枪递给雨果·斯佩勒：“这是一支好枪。”
雨果·斯佩勒：“我都不记得日本人有什么令我眼前一亮的武器。黄种人里面第一个给我惊喜的竟然是中国人。”
“用‘惊喜’这个词是不恰当的，斯佩勒上校，”作为陆军指挥官，鲁道夫·戴姆马上批驳：“在西班牙的中国营杀了我们很多人。你不是陆军指挥官，所以你不在意。”
……
在已持续一年多西班牙内战中，隶属于杜鲁蒂纵队的“中国营”名声很响。
在各国前来援助共和政府的国际志愿军各个营头中，中国营战斗力是断崖式的第一名。当然这很正常，其他的国际纵队人员在来西班牙之前都是普通的左翼人士，文艺青年多，政治人多，当过兵的少，有军官经历的更少。但中国营是整建制前往西班牙作战的，并使用自己独立的装备和后勤系统。
除了中国营之外，整建制前往西班牙作战的还有……还有就是秃鹰军团，在共和政府的敌对面。
中国营除了战斗力强，另一件让大家开眼界的事是中国营还努力地训练和教导杜鲁蒂纵队。
这可是安那其主义者的援西纵队，无政府主义大本营。现在大半年过去，这群原先谁都不吊我行我素的“安人”竟然也开始遵守作战条令和战场纪律，有模有样地打攻防战了。
但现在最让共和政府遗憾的是，中国营要回国了。
“非常抱歉。我们的国家遭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入侵，整个中国都投入到了抗日救亡的洪流中，革命军需要我们。”
现在中国营的轮换指挥官是刘亚楼。即将回国，中国营的主要指挥官与杜鲁蒂纵队现任指挥官刘易斯·贝尔托米厄道别。
杜鲁蒂纵队的创始人和第一任指挥官杜鲁蒂已于6月份阵亡。
“你们是我们永远的朋友，”贝尔托米厄说，“西班牙与中国都面临着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进攻，我理解你们为什么回国。实际上，我也希望能参与到中国人民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战争中。只是，西班牙这边还是需要我们。”
“我的想法与您不太一样，我现在就想跟着中国营到中国去。”
在两人身后，野战医院的诺尔曼·白求恩说了一句。
第十一章，霹雳霹雳，我是闪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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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诺尔曼·白求恩，加拿大外科医生，1935年加入加拿大共产党。
白求恩不是那种在小诊所里谋职的普通医生，他毕业于多伦多大学医学院，是蒙特利尔圣心医院的主任医师、美国胸外科学会会员，并担任学会五人理事会理事。“白求恩肋骨剪”直到现在还广为使用（只是现在大部分胸腹手术改成微创了，开胸手术很少见了）。
1936年，白求恩率领一支加拿大医疗队赶赴西班牙战场，在西班牙期间他创办了一个移动的伤员急救系统，还发明了世界上第一种运输和短期保存血液的设备。
但在西班牙，白求恩的工作并不那么顺利，或者说很压抑。作为国际总队的野战医疗队长，他绘制了从野战医院到前线的实际路程距离图，结果被当作间谍审查。之后又因为有过一名前男友是法西斯分子的瑞典女友被共和军高层调查，差点被肃反掉。
一边是西班牙人民和西班牙的革命事业，一边是共和政府、共和军高层的互相猜疑、内讧，这让白求恩对“我到底在做什么”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产生这样的怀疑的国际主义战士不止白求恩一个人。
1937年6月，国联以及十几个国家达成一致，西班牙内战双方不得再使用境外武装人员。
德国和意大利表面上遵守承诺，实际上秃鹰军团磨磨唧唧不肯撤，还让大批秃鹰军团成员火速领取西班牙国籍蒙混过关。但苏联比较“老实”，苏联顾问顾团从7月份开始就不增派人员或轮换了，到9月份人数已比高峰期少了40%，这是真打算逐渐撤出西班牙战场。
国际援军的另一支，人数虽然不多但比较有名的队伍，中国营，则因为中国遭到日本全面入侵，也在10月初表示要撤回国内。
“我想去中国。”
“中国正在抗击日本侵略者，正在发生着大规模的残酷的战斗，他们也需要野战医疗力量的帮助。有谁愿意和我一起去的吗？”
白求恩问他带来西班牙的医疗队成员。
“我倒是想继续为进步力量做贡献，可我对中国一点都不熟。”另一名成员说自己的疑虑。
“诺尔曼，经过西班牙之旅，我已经对军队与战争不抱什么希望了。”一名成员打退堂鼓。“我已不再是曾经的那个热血小子了，我身上的血已经变冷了。”
“盖尔勒，我还记得在塞戈维亚，你和我的那22台手术。”白求恩对打退堂鼓的那位迈阿密说，“我们把手术台搬到前线，我与你连续工作了三十个小时，只为让更多战士能够生还。你说你的血变冷了，想想被我们挽救的那22名战士。我必须帮助他们，因为这是正义所在。”
“那我现在热够了，我还是回我迈阿密的诊所吧。”
白求恩：“我明白你现在的失落心情，盖尔勒。我们不是圣人，都是活生生的人，有个性，有愤怒，会失望，但也有执着。盖尔勒，当你回到迈阿密的诊所，有空的时候，你或许会想，自己从医这十五年做过的最有意义的事是什么？答案应该不是每天在诊所里给三百磅的胖子割痔疮，而是在火热的西班牙，在枪林弹雨中挽救一个又一个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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