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委员长早就说过，民主主义之政治理论，无论苏式民主还是西式民主，皆不适应中国的落后情形及中国固有道德。就像现在粤匪的伪国务会议，高唱自由，各据议席，使群疑满腹，众难塞胸。”

    “我就把话放这儿，粤匪去年不战，今岁也不会征，明岁也不会战，这是一定的。当今之中国，唯有法西斯之政治理论，唯有以蒋委员长为首的铁与血的领袖和组织，能保证最有效之统治！”

    “还有人说什么现在粤匪势大，证明粤匪有什么制度优势，这也是歪理邪说。粤匪无非是这几年，借双方和平协议之机，对我民国统治区域进行经济掠夺，掠走我方上亿银元，才导致的如此局面。党国现在正努力克服这些困难，对抗粤匪的经济掠夺。以坚决的团结抵抗敌人，这便是党国发起反制的第一步。”

    “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上个月江苏上海的经济不就有好转势头了嘛！”

    陈立夫从政治纪律说到经济，宋子文也在主席台，此时他接过话题：“财政部经研究决定，自下个月起，党争公务系统的薪水加法‘团结薪’，普涨百分之三十。”

    宋子文的这话，在会上上并没有引起太热烈的反响，宋子文有点疑惑，但还是继续说道：“希望诸位团结一致，忠党爱国，共克时艰。”

    “宋财长，英美法的贷款还没有到位，政府就如此大笔加薪，能支持得下来吗？！”

    外交部长孙科在散会后私下问宋子文。

    “我知道。这当然是有危险的，但应该能撑过去。”

    宋子文知道这事，这本来就是南京外交部与财政部一起去沟通谈判的，目的是从西方获得一些外币贷款，增加法币的稳定性。但沟通是沟通了，英美法，以及瑞士德国意大利等国家的银行几乎没有向南京投钱。

    这些国家的银行业拒绝宋子文的时候，广州联合政府还没发起“第二次北伐”议案呢。这纯就是因为南京政府现在的经济萧条加上法币制度有大坑大雷。

    在没有得到西方贷款的前提下，宋子文还是加速发钱，因为陈立夫奉蒋介石的意思，要整肃南京民国的内部纪律，强化保甲连坐制度以准备大规模征兵，这些都需要加钱才能行得通。

    保甲连坐制度在南京政府区域一直存在，10户为一甲，10甲为一保，实际操作中不一定是十进制的关系，最后大概保长就是村长，下辖10个左右的村网格员。

    现在为了杜绝广州方面的渗透引起社会动荡，要强化连坐制度，各户如发现有其他户为匪、或通匪、窝匪等情况，应立即报告，如隐匿不报，便以庇护罪或纵匪罪论处。但这制度以前又不是没有，条文一直都存在，具体实施嘛，随缘。

    如果要把连坐制度落到实处，就得——加钱。

    孙科：“我发现了，陈立夫局长在会上给大家吃定心丸说广州一定不会起兵北伐，然而实际上，党国高层一直是当真的，各部门全在暗中为应对广州北伐做准备。”

    陈立夫：“陈局长不这么说，又能怎么说呢？对党内同志的宣传嘛，是一定得这么说的。你得知道，虽然邓演达那家伙代了广州的总理，代几个月，但是国革恐怕比共产党更想除掉我们呀……”

    第199章，逐客令

    “705u.com-读书会首发”

    挪威。赫鲁姆。

    列夫·托洛茨基注视着来到他的小屋的不到10名志同道合者，缓缓地、沉重地说道：

    “同志们，挪威的平稳生活即将结束，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在这里开会了。”

    被从苏联驱逐出境后，托洛茨基从海参崴上船，在上海和香港短暂停留过，之后获得了土耳其政府的庇护，在土耳其生活了较长一段时间。在土耳其被迫驱逐托洛茨基党人后，他先后在意大利、法国、丹麦停留，1935年辗转到挪威。

    幸运的是此时的挪威工党热情欢迎托洛茨基，他在挪威获得了稳定的居所——工党党员&挪威议员康拉德·克努德森的家中。在这里他完成了《被背叛的革命》一书以及几篇理论文章。

    安稳的日子一直持续到1936年底。此时苏联向挪威施加压力，挪威不能再庇护托洛茨基了。只是由于还没找到愿意接纳他的国家，托洛茨基才暂时继续住在赫鲁姆，但不许随意外出。

    在场的托洛茨基的追随者中，顾顺章依然在列。

    几年前在香港一场莫名其妙的枪战中，顾顺章的一只耳朵被流弹打掉。1933年在法国，又是一群来历不明的枪手向托洛茨基的住宅射击和投掷手榴弹，顾顺章拼死掩护托洛茨基脱离危险，代价是他的左臂截肢了。

    “苏联是一个处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的社会。”

    “十月革命以来俄国生产力有了新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却迅速地生产出特权阶层。”

    “官僚利用旧有的革命理念和战斗口号作为掩护，巧妙地隐藏自己已成为社会主义毫不兼容的专制和特权阶层的事实，隐藏自己已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新阶级的事实。”

    在听闻“莫斯科审判”枪毙了一大批苏共高层，用的还是“托洛茨基主义余孽”的名义，托洛茨基对苏联和斯大林的评价愈发尖锐。

    “我们在这里不仅可以批判和反对官僚专政，甚至可以批判斯大林的个人独裁。但苏联历史必然的结局是：官僚利用社会矛盾的压力从群众手里攫取政权和巩固政权，而最后，苏维埃由于社会矛盾的压力而炸毁了。”

    “要避免这种历史必然的结局，苏联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必须推须翻官僚政府。必须同时在国内和国际的舞台上，通过有活力的社会力量的斗争来解决。”

    克莱门特：“托洛茨基同志，我们该如何看待现在正发生的西班牙内战？”

    “一场西班牙的国内革命战争。国际革命力量的加入是最大的不同，它会使西班牙革命向着不同于俄国的道路发展，或许能纠正和避免俄国革命道路中的一部分教训。”

    刘仁静：“托洛茨基同志，那么中国的内战和中日战争呢？”

    “中国的内战与中日战争是两个事件，不应混为一谈。”托洛茨基低头沉吟，又抬起头说道：“中国革命者的错误就在于，他们选择了与日本交战，这已导致中国革命的进程因此而中断了。”

    刘仁静：“就是说，中国不该与日本作战？”

    “是的，中国的革命者不应该将从日本手中收回满洲放在比任何事情都重要的程度，这将必然导致广州联合政府变成一个民族主义政府。树立一个外敌，将它的威胁夸大到压倒阶级矛盾的程度，从而使国内的各路势力走向阶级调和，这在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发生了，很遗憾的是，在现在的中国，率先树立起外敌的是革命者而不是他们的对立面。”

    刘仁静：“……”

    ……

    软禁中的托洛茨基和他的小组消息比较闭塞，十几天之后中国的最新新闻才传到挪威。托洛茨基拿着报纸，想找他的小组讨论中国的最新局势时，却发现刘仁静已经不辞而别了。

    “顾，这么多年，只有你一直追随着我。”

    托洛茨基看着独臂+一只耳的顾顺章，感慨道：“有时候，思维简单一些，反而活得更容易。”

    广州。

    “我先说说我自己。我是共产党，1927年就是，那一年我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张太雷发言。

    “27年清共，蒋介石点名要杀我，名单还没传到广州，李济深早就已经把我列入了抓捕名单，我换衣服假扮成掏粪工，过了三道盘查，才侥幸逃到广州城外。出城的那一路上我看见的粤军枪毙共产党和进步分子的场面就不下五次。”

    “要说与蒋介石和他的反动政府的仇，我绝对是最深的那一批人。但是现在，作为代表粤北的委员，我不得不在这里表示：第二次北伐，现在急了些，如果推迟到明年这个时候会更好。”

    “雷子，”蔡和森摇头道：“你这几年怎么变这样了？”

    “你知道粤北以前过的是什么日子吗？大家都知道广东富粤北穷，实际上过去的粤北除了商道沿途的镇子，其他地方，比湘南还穷，就是个大洼地。”

    “粤北开始搞上来是因为联合政府的粤汉铁路，要打通大瑶山。那两年多的时间，韶关附近几个县的人去工地做工，死伤残废了不少人，可是挣着了钱。不但挣着了钱，还学会了手艺，所以后来粤汉铁路修通了，粤北的工程队还是四下里去找活干。”

    “好在过去几年，联合政府一直都有很多公路铁路建设工程，做工挣钱，而且做工的机会越来越多，到外面修路的，只要没死，每年回老家，正月过后总能多带几个人出来修路。”

    “粤北的煤矿，也是联合政府成立之后开采的。韶关的工厂，是联合政府投资，砸钱进去，有建设就有成果，这是说的国家，对于老百姓，那就是有建设才有钱。”

    李福林发言。这位绿林出身的前粤军军头对张太雷说道：“你刚才也说了，我们迟早要和蒋介石干一仗，就是第二次北伐，对不对？”

    张太雷：“对，最终是要干一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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