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突然对里宾特洛甫说起了日本的事。

    “元首，你是说，让日本与中国的冲突降温？”

    希特勒：“在历史上，1905年日本击败过俄国海军，这是日本的价值所在。但日本如果卷入与中国的旷日持久的冲突，他们的力量就会被中国深深地牵制，甚至为了与中国的战争而不得不暂缓对苏联的进攻。只有让日本与中国在某种程度上降低敌意，停止战斗，这个国家才能成为我们合适的盟友。”

    里宾特洛甫：“日本与中国矛盾的根源是满洲和上海。在上海的冲突尚有解决的希望，围绕满洲而产生的矛盾是一道死结。只要日本还侵占着满洲，中国便不可能与日本真正和解；而日本如果退出了满洲，那日本就很难对苏联构成大的威胁了。”

    “告诉中国人，我们不会支持中国在短时期内收复满洲，理由如你刚才所说，说你可以直率地告诉他们。但是，德国对中国提出的加入反共产国际的体系的请求，持开放态度。”希特勒挥挥手，“就这样告诉中国的秘密使节，让他们自己考虑吧。”

    ……

    蒋介石派遣孔祥熙作为私人特使访问德国、探询与德国共同反共产国际的可能性，目的是找外援。

    南京政府不是与美国关系很好吗？……关系好是好，可美国不肯援助。

    美国与南京政府当然有频繁的经贸往来，正如美国与广州政府、与日本的经贸往来一样。包括军火，美国也可以出口武器弹药给南京。

    但是蒋介石想要的是：

    “这些枪炮能不能送给我？我是说，不花钱的那种。”

    美国：“滚。”

    与这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广州联合政府。

    在1927年共产国际风波之后，广州联合政府一直没有拿过苏联的无偿援助，只有军贸。然而在1935年，时隔8年之后，事情发生变化了。

    苏联以折价的方式向抗联四军提供了武器和军用物资。

    主要是高射炮，整整一个团的76.2毫米口径高炮，把热河省首府承德的要地防空网给撑起来了。

    除此之外，苏联提供给广州联合政府的图波列夫SB轰炸机和152毫米重炮，在苏联决策的时候，考虑“如何对抗日本威慑”的因素也不能忽略。

    抗联四军的步机枪、山炮迫击炮由广州和张学良联合提供，但中口径高炮在1935年产量还没提上来，所以拿苏式高炮来武装热河防空部队是急需的。

    除了高射炮和炮弹，苏联还提供了300辆汽车、几千吨燃油给抗联四军以及所有在华北的且与抗联四军关系较好的部队。

    这就是现在南京政府的尴尬之处：

    原历史线，热河抗战之后南京政府就与苏联恢复外交关系，然后苏联很快送来了军援；1937年77事变之后苏联的军援变成大规模，包办了国府从1937年到1941年的几乎所有重武器和空军飞机（甚至还搭飞行员一起给的，苏联援华航空队）。

    本历史线……苏联感到远东受威胁了，开始提供军援遏制日本了。但由于广州联合政府的存在，苏联的军援给广州啦。

    蒋介石也想要这种免费或者折价的军火，可与南京邦交的国家没有愿意给的啊。这些国家也只是和南京有“正式外交关系”，的确没有签署什么同盟协定。

    如果能和德国签订一个同盟条约，那或许也能拿到军援，总之蒋介石是这样想的。

    ……

    广州。

    “崔可夫同志。现在我方向你方通报热河-察东平叛作战的结果。”

    陈天衡与驻华武官崔可夫见面，主要是向苏联方面通报热河-察东“王公叛乱”的作战情况。

    毕竟华北军队拿了不少苏联援助，热河、察哈尔东部的蒙古王公叛乱也与苏联的安全有关。

    “王公叛乱”是指内蒙古的两个前清王族：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和云王云端旺楚克。这两个前清王族受日本收买，获得了日本人的武器、金钱和军事顾问后，在察哈尔发动叛乱。

    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是典型的“满遗”，好吧他是蒙古族，那就是他对满蒙合体的清朝念念不忘。1924年溥仪被逐出故宫，在天津租界安身，22岁的德王听后大哭一场，并向溥仪进贡了1万银元。1933年溥仪秘密北上在东北创建伪满洲国，德王也是第一时间道贺的。

    长城-热河抗战中，背刺孙殿英，使得孙殿英117师损失惨重的也是他。热河战事结束后，德王怕被华北部队清算，遁入大草原避风头，现在又和云王一起起兵造反。

    陈天衡：“5月10日，云王在乌兰察布发动叛乱，短时间占领了乌兰察布，随后叛军16000余人又撤离乌兰察布。与此同时，德王在锡林郭勒盟发动叛乱。”

    “云王的部队向东移动，试图于锡林郭勒盟与德王的叛军会师。革命军及国军华北战区随即调遣部队，抗联四军第一师、第二师从承德出发，一路经隆化、围场，一路经丰宁，在7日内赶到了多伦，正好截住云王东移的部队，给予其迎面一击。”

    “晋绥军傅作义部35军的一个师在云王东移后，一直尾随云王的部队，对其追击、骚扰。当云王叛军在多伦城下被阻挡时，傅作义部发起猛攻，和抗联四军两面夹击，云王的部队在两天之内溃散，云王本人被击毙于乱军中。”

    “多伦战役后，5月24日，抗联四军和晋绥军将物资和运力集中用于保障抗联四军第一师的供给，第一师孤军深入锡林郭勒大草原追歼德王叛军。昨天也就是5月30日，抗联四军第一师攻占锡林浩特，消灭德王叛军5000余人，德王本人携千余残兵向北遁走。”

    “叛军在锡林浩特囤积的大批粮食、物资、武器弹药为我军所缴获。此战后，德王叛军部队虽在锡林郭勒还有万余人，但已掀不起什么风浪。”

    两人像下盲棋一样，一个说，一个听。陈天衡直接口头叙述，没有地图，但崔可夫也不需要地图，听完之后也就大致搞清楚了战斗过程。

    “你方的行动速度很快，”崔可夫说，“如果平叛行动不是那么迫切，你方军队可以从边境获得我方的物资补给，这样军队的远距离奔袭后勤压力就小多了，毕竟锡林郭勒就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国界线附近。”

    “原因不是因为我方的快速行动，”陈天衡说，“联合政府现在的态度，还是倾向于暂时不要涉及外蒙。”

    崔可夫笑了笑。刚才他说话用的词是“蒙古人民共和国”，陈天衡油盐不进地只说“外蒙”，当然这对双方的交流倒是不会构成障碍，但挺有意思的。

    有意思的还包括此前苏联运送的武器弹药、物资，也不走外蒙路线，而是从天津上岸，然后转运到承德或者华北的其他部队手中。

    按照广州革命政府现在的说法，外蒙这个地方“暂时还没有纳入广州联合政府的统辖区域”，所以是不可靠的地区，所以不适合运送武器和物资。

    陈天衡：“自长城抗战以来，尤其是最近一年，华北的军队逐渐集成在一起，虽然按照总参的标准集成度还是很低，但这些来自各路各派别的军队终于有了一定程度的配合和协调。当然，其中贵方的援助在其中起的作用也不小。”

    崔可夫：“广州联合政府的军火生产能力本就可以为各路各派的军队提供供给，是你们没有这样做，因为这些军队只是愿意抗日，但除了抗联四军，其他军并没有纳入革命军的序列内。”

    陈天衡：“华北已经是一个独立的方面军级别的军队集团，需要一个方面军级的指挥员和参谋班子。指挥员我们能派出人选，参谋班子还缺人。未来华北如果方面军化，到时候可能需要一个顾问团，最好由一到两名贵方的高级军官率领。”

    崔可夫：“这我可以向莫斯科反映。从我个人的推测，这应该不难通过。”

    陈天衡：“顾问团的领队，我希望是特利安达菲洛夫，或者图哈切夫斯基也行。”

    ……

    弗拉基米尔·特里安达菲洛夫也是大纵深作战理论基础的创立者之一。

    特里安达菲洛夫在他的在《现代集团军战役的特点》中，提出的是一个抽象化的大纵深突破“模型”，强调的是方面军参谋部今后应致力于思考如何将集中兵力达成的战术突破转化为战役突破，至于用什么编制、用什么武器和什么具体战术来达成这一点，特里安达菲洛夫没有主观地预先设立一个结论，而是放开让伏龙芝的学员和教员们讨论，这种讨论在陈天衡抵达苏联开始进修之前就开始了。

    其实与图哈切夫斯基相比，特里安达菲洛夫提出的理论考虑得更全面，图哈切夫斯基提出的主张其实是很偏执的。

    本历史线特里安达菲洛夫没在坐飞机的时候摔死，一直健在（他1894年生人，现在也不算多老）。

    崔可夫笑道：“为什么要指定他们来呢？”

    “因为我在伏龙芝进修的时候，他俩是我的老师。”陈天衡正经回答崔可夫的疑问。

    第193章，搞到了两挺MG34

    “705u.com-读书会首发”

    陈天衡这次见到的崔可夫军装换了。

    现在苏联也恢复了军衔制。

    1918年到1935年的苏联红军没有军衔，但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如有”。这段时间苏联红军一样有等级，还都戴在肩膀和领章上，要不然作战和日常训练时无法识别。军官是从K1到K14级，也都有等级名称，比如最高的K14叫方面军指挥员，K13叫集团军指挥员。

    现在是正式军衔制，崔可夫肩上的军衔是少将，标志是菱形的“红色方片”中间一颗小菱形星，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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