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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淞沪停战之后的东亚，三方主要势力都在不同的场合谈及了“总动员”，但三方都没有付诸行动。

    日本是军方暂时还没有压服首相。

    南京是压根总动员不能。

    广州是在经过激烈辩论后，认为还应该缓一缓。

    当然不是说广州联合政府会一直缓下去，实际上投票和辩论中，有很多委员是觉得迟早要解决南京政府，之所以投了弃权或反对票只是觉得现在时机还没到：淞沪抗战刚刚结束，虽然南京政府签了个不知道啥玩意儿的和平协议，但淞沪之战中，南京政府的军队是真在抗日。

    “陈总长，我总觉得，你还是有办法说服一些人的，之所以没有去做，是因为你觉得时候未到。”

    张发奎来找陈天衡，说的还是对南京总摊牌的事。

    陈天衡：“我们肯定最终是要统一全国的，你说‘时机未到’，对。既是辩论时场上委员们的观点占比，也是联合政府现在工农业尤其是军事工业等等方面还差一点最后的准备的时间。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些方面。毛润之书记在会上说的几点理由应该是很清楚的。”

    张发奎：“看来现在只好如此了。我发现在你们党内，讨论议题时，你基本上都和毛润之书记站在一边。不过这倒也很容易理解。”

    陈天衡：“啊？你觉得很好理解吗？”

    “是啊，你们都是湖南的，还都是湖南一师的，还是师生。”

    陈天衡摇头笑道：“这可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每一个议题我都经过仔细考虑，不是啪地一下就举手那么简单的。有时候还经过很长时间的思考。”

    ……

    现在其实并不是每件事都有历史可以“抄题”，事情变化得太多了。

    陈天衡第一次差点CP第干烧是好几年前了，1927年夏。革命军南昌起义后移师至湘南、赣南，党内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工作如何在具体事务上脱离苏俄自己探索道路时，毛润之提出农村工作的一揽子计划，也就是现在所说的‘乡村自治’系统。

    但陈天衡记得‘乡村自治’是毛润之在原历史的1919-1923年支持过这一套做法，后来就不是了。为什么在新的历史线，到了1927年，革命军在湘南和赣南扩军整编，准备南下广东时，毛润之又重新提出这一套做法呢？

    CP第烧了大半天，陈天衡举手支持毛润之。

    现在八年过去，广州联合政府的农村政策还就是这一套。它实际上是一种扩张方式，革命军在湖南和江西的势力扩展，在贵州、四川以及现在的陕西，都是农村工作队作为先遣队，在武装力量抵达之前，或明或暗地将农村的控制权抓在自己手里。

    陈天衡：“张委员，李福林现在也是委员，你和他应该多交流交流。这次总投票他投弃权了。”

    张发奎：“李福林其实赞成把蒋介石干倒，他弃权的理由是现在南京政府控制区还有钱赚，等南京的钱被赚完了再动手也不迟。”

    “是啊，”陈天衡说，“有那么一大片地区，可作为湘粤工业品的倾销市场，同时这还不算是对外国出口，是挺不错的……”

    张发奎：“你说得对，我是该和李福林私下交谈一番，钱是赚不完的，如果只想着赚钱，那就会变成一直保持现状。”

    陈天衡：“不，南京的现状不会一直保持下去。”

    ……

    “这就是，‘法币’？南京印的钱？”

    两张钞票，一张是浅绿色调的“壹元”，一张是蓝色为底色的“伍角”。

    面值壹元的法币正面有农夫耕田图像，各式复杂的花纹，纸币面幅大小和广州的相仿。

    当然，上面所有的字比如“中国银行”这些都是繁体字，而广州的国元用的是简体字。

    陈影：“现在南京发行的纸币约等于没有锚定物，他们四大银行的储备库中银元只有5000万枚，黄金十几吨，但发行的法币，第一批投放市场的就有4亿元。”

    毛润民：“相对于南京政府的控制区域和经济体量，4亿元其实不多。宋子文还是克制了的。但是，我们和他们做贸易，得涉及到法币的问题了。”

    陈天衡：“应该还是老规矩，只收银元外币，对吧。”

    毛润民：“对。但很快南京区域的银元就会枯竭的，然后法币就逐渐替代银元铜币成为主流了。到那时候，和南京区域的贸易就得通过大代理商进行了。”

    现在南京区域与广州联合政府区域的贸易，既有大贸易公司之间的大量“批发”，也有小商小贩无孔不入的销售。因为现在南京和广州的控制区并没有围墙，两个区域尤其是边界老百姓的往来基本是自由的。

    于是边界区域就有大把的小生意人来回走动卖货，根据商务部的估计，这种小商小贩卖货至少占了总贸易额的1/4。

    过去两年，由于白银危机，南京区域的银元渐渐不足，这已经影响到小商小贩的销售额了，今后银元绝迹、法币流行，可能这种销售模式就要断绝。毕竟广州联合政府区域内肯定不会流通法币。

    陈天衡：“那看来，最多一年之后，南京政府的区域，就没有什么生意可做了。”

    “南京政府区域变穷了，”毛润民说，“但有一种商品，他们再穷也是要进口的，磺胺。”

    陈影：“还有马上就要商业化的，嗯，盘尼西林。”

    陈天衡：“盘尼西林的菌种和生产提纯工艺，那个任克兵，杨度一面之缘的学生，真的贡献很大吗？”

    “任克兵自己收集的菌种给我们初期的试验帮助很大，但现在的青霉菌不是任克兵找到的那两种，是后来我们到处搜寻到的，产量提高了50%。生产提纯工艺，那几张图纸里的设备我们现在还造不出来，但是，嗯，怎么说呢，挺有意思的。”

    陈天衡：“那本笔记，恐怕今后要成为国家级文物了。”

    第187章，新兴工业国的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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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霉素（盘尼西林）现在广州还无法量产，但已经可以少批量提取青霉素用于临床试验。

    1928年，亚历山大·弗莱明发现青霉菌的杀菌效应后，世界各国的医药研究所就都在研究这所谓的杀菌过程到底是怎么回事。

    1930年，谢菲尔德皇家医院就用青霉菌提取物成功治愈了新生儿眼炎，但这是把生长出来的青霉菌团日的一声打成糊糊，从里面榨取出液体（霉菌肉汤滤液），直接滴进幼儿眼眶里，实际上这时候人们还搞不清楚这团糊糊里的有效成分到底是啥。

    中山大学的医药实验室也在第一时间根据弗莱明的论文做试验，一开始试验根本没效果，后来从牛津大学要到了弗莱明发现现象时的菌种，这才复现了青霉菌团杀菌的试验。

    再后来就是那本“神秘笔记”的出现，推动了医药实验室的研究，从这时候开始，中山大学医学院的研究开始遥遥领先牛津大学。

    对新型药物的渴求不仅是中山大学医学院、中山医药实验室特别强烈，整个广州联合政府区域内的药业公司、乃至联合政府，也都对新药极感兴趣。

    因为这东西赚钱。

    1934年，广州联合政府的制药业和药品专利贡献税献收是2900万元，在财政总收入中的占比虽然不高，但它和钨矿砂一样，是联合政府现在为数不多的高净值产业之一。

    这俩绝大部分都是出口产值，而且是高利润。钨精矿开采、洗矿和运输成本130元/吨，香港报价600美元/吨（1240国元）。联合政府对利润部分收取约50%的资源出口税，另50%归赣南矿业集团，后者到现在已经把整个赣南变成了一个正在开采十几种有色金属的矿区。

    其他的出口商品，包括所谓的中国特产，都没有这个待遇。比如猪鬃，虽然中国出口的猪鬃占世界猪鬃贸易总量的75%，但去年进出口公司出口860万元的猪鬃，是花了600万元从各地收购上来的。这利润率还算高的了，桐油的利润率更低。

    这两项商品的出口和棉纺织业、丝织业的出口一个性质，主要意义是能有机会把国元换成美元英镑。

    制药业和钨矿还有点不一样，钨矿是老天赏饭吃，药业需要持续的研发投入，因为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现在广州制药业的主要印钞机磺胺就是如此。

    1929年，第一号磺胺药物投放市场。1931年，药物实验室获得了第二种磺胺系衍生物，药效比一号更好。

    推出二号药物不是继续赚钱，而是一号药物在美国和德国已经出现了仿制品，尤其德国人，他们鼓捣的生产工艺生产效率很高，成本也很低。二号药物适时出现，靠着高药效把一号药物的市场挤占了，仿品虽然价格低廉，但卖得不好，于是广州又续了两年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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