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耕农卖的那一点儿余粮挣的钱，绝对不够日常开销，更不要说意外开销了。

    文家的牛1925年跌下山死了，导致脆弱的家庭经济遭受重创，卖了两亩地才重新买回来一头牛。那时候不卖地不行。不卖地买牛，二十多亩地就种不下水稻，那到秋收时全家就彻底破产。

    总之一句话:这个时代靠自己的劳动自食其力的农民家庭，每个家庭成员都要全力以赴才能勉强活下去。

    不但独子当兵是几乎不可想象的，即使多子女家庭，拿掉一名壮劳力，少了他在耕田砍柴等等方面的出力，家庭经济都有可能陷入危机。

    这就是为什么士兵每月到手3银元和到手1银元有巨大的差别。1银元全部寄回家，家也弥补不了家庭经济因少了一个壮劳力而带来的损失。

    郭亮:“军队的粮食，我们倒是能征收粮食供应，但根据地没有那么多货币。抄土豪劣绅得的浮财，我们都已经把他们家里的银器都私铸成银元来用了。所以，袁仲贤你说要把士兵津贴从1元提到2元，很难。

    陈天衡:“地方政权应该在经济方面对有人参军的家庭予以补偿。就算根据地货币供应不足，发不了大洋，那也应该以以其他的形式。

    郭亮:“你是说.……补贴粮食?免除他家的公粮?

    陈天衡:“公粮免掉之后，能拉平经济差距了吗?"

    郭亮:“看每户人家有多少口人、多少地吧。像文家这样的10口之家大概可以，如果是小户人家恐怕还是亏的。"

    毛润之:“免除公粮，不如由农会和村子组织起人，给子女参军的人家帮耕。

    "帮耕?”

    “我知道了，”陈天衡说，“就是村里劳动力稍微宽裕些的家庭，在农忙时去帮这些有人参军的家庭，让其不至于因缺乏劳动力而出问题。”

    在上栗，陈天衡和袁仲贤起头，讨论过后是郭亮和毛润之拟定了革命政府的第一个“军属优待条款”。

    “那那些老兵呢?还是拿着一个月三块四块银元?“郭亮问。

    “是的，但这没毛病，“陈天衡说，“因为那些老兵的老家，大部分在广东，而广东现在还未拿下，也没办法给他们的军属优待政策，两类士兵的经济待遇是公平的.……”

    

    第一百零二章，上海陷落

    近代化的兵役制度，需要一个基层结构近代化的社会作为支撑。现代化的兵役制度需要现代化的社会作为支撑。

    所以，根据地的社会改造也是军事。

    占领宜春之后，第一军在宜春周春边停留了一个月，毛润之、陈天衡、郭亮等人一边训练第一军、编成第二军，同时也在周围几个县扩展考察。

    最北到了修水县，甚至路过了去年9月底第一团三百公里急行军的乡镇。

    最南到过吉安附近，与第四军以及夏明翰等地方农民领导人盘下的区域农村接壤了。

    “万载县，清末民初属庐陵道，1915年江西废道万载县隶属于第八行政区，全县人口10万人。

    "文化程度，不识字者占百分之六十五，识字者百分之三十五。哦，这识字的标准是认识200个汉字?”

    陈天衡在看郭亮写的万载调查报告。

    郭亮:“是的，包括自己的名字在内，识字二百。

    陈天衡:"……能记账者占百分之十，恐怕这才是正规意义上的识字者。读过高小者百分之五，中学文化水平者五百人，百分之零点五。大学生30人。前清的秀才三百一十人，举人一人。

    “土改之前，万载土地公田和佛道土地占百分之三十，地主所有的耕田百分之四十，农民百分之三十。

    '大地主占人口的0.045%，中等地主0.4%，小地主3%。富农4%，中农18.25%，贫农70%，手工工人3%，无业者1%，家仆雇工0.3%。

    万载县的这份人口调查统计的是生活状况，能不能吃饱、欠不欠债等。实际上富农、中农、部分贫农手中也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因此贫农按土地所有状况又分为贫自耕农和贫雇农。贫农和中农家庭经常入不敷出，除耕种自己的土地外还要向大地主租地耕种，或者向村社租一些公田耕种。

    公田并不是国有土地，而是万载县两百年前出了个大官，大官死后立遗嘱，把他名下的土地立为公田。在这个大官立下规矩之后，县里有功名的人死后都把全部或一部分名下的土地拿出来，归入到公田中。

    农民租用公田也是要交租的，租子用来统一祭祀捐过公田的诸大官、养诸官员的后人，以及过年时发公肉。显而易见，地租主要是诸官员的后人享用了。祭祀花不了多少钱，过年在祠堂分公肉，分多少肉也很随意，账目不透明，什么胙肉房肉老肉丁肉，光绪年间每个男丁还能分到10斤八斤，土改前两年，每个男丁只分得到一斤半。

    土改之后公田制度取消，公田全部分给无地或者少地的农民，极大地缓和了占人口70%的贫农的经济状况。

    “在农会进入之前，万载的贫农就闹着要分公田，呼声还很高，”郭亮说，“我们把公田和地主的地分了，等同于把每年流向地主的粮食留在了贫农手中，不过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万载县的贫困问题。万载的溺婴现象仍然普遍存在。贫农人家生养两个孩子，多的三个，少的一个，当然留下的都是男孩，便到了粮食产量承担的上限，再多的孩子，生出来就溺死了。”

    陈天衡看调查报告:“从光绪年间到1926年，万载的耕地…没增加，还少了2%，山体滑坡泥石流导致的。几十年土地没有增加，人口显然也是到了增长的天花板。"

    郭亮:“不过，万载县的人口在过去三十年还是增长了10%，有人生得少，但也有人生得多。虽然耕地总量根本没有变化，但万载县每年对外输出的粮食减少了。换句话说，这个县内流通的银钱越来越少了。

    从修水-铜鼓-万载回到宜春，宜春县依然在起义军手里。

    宜春西边是萍乡，株萍铁路的终端，有湘军驻军。东边是曾削掉30军的新喻县，南昌来的追兵依然在新喻附近监视，只是两边的国军都不太敢来打宜春。

    这汪主席是一点都不急啊。

    汪精卫现在国民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肩挑，按理说是实现了所谓的“军政合一”，实际上的情况却是汪精卫对军队依然没有控制力。

    “李强?什么情况，联合阅读集团出问题了?"

    李强出现在宜春。

    “联合阅读集团的主业务没有出问题，不过一些分支出了点问题，现在业务全都集中在租界内了，"李强说，“主要是，上海的工人组织遭到打击破坏了。

    和原历史不同，在蒋介石、汪精卫各地清党的时候，上海的党组织和工人组织在第一波冲击中没有遭到什么打击。

    因为上海是北伐军攻下的而不是由工人起义攻占的，因此蒋介石也好，白崇禧也好，对上海工人的武装力量都没有太高的警惕和敌意。当然实际上上海工人纠察队手中的人枪也没有原历史这么多。清工之后上海的党组织即转入地下活动，由于有租界可以内外横跳，存活下来的难度不大。

    变化产生于蒋介石下野后。5月27日，上海租界内外的工人约三万人举行游行，要求26军退出上海，要求国民政府审判蒋介石以及其手下的集团，尤其是在江苏浙江各地方蒋介石捣毁党部、屠杀进步工农的行为。

    汪精卫没有做任何批示，既没有下令驱散和镇压游也没有答应游行工人的呼吁。行，

    上海工会和党组织认为国民党此时态度软弱，5月28、2月29日举行了更大规模的游行，并在江南制造总局的26军军部前举牌子示威。此时汪精卫仍然保持沉默，在奉化溪口老家蹲着的蒋介石却发声斥责汪精卫失职，因为这些游行“很显然是共产党组织的”。

    5月30日，当工人继续游行并聚集在26军军部前示威时，26军的士兵突然开火并从军营里冲出来，驱散了游行队伍。冲突中工人11死60多伤，400多人被捕。26军和国民党组织调查部对被抓捕的工人进行甄别和审讯揺砷欧搜售，琨据说张国焘也参与了甄别，从中找出了7名共产党员。

    于是国军总参谋长白崇禧立即下发军令，以共党指挥上海工人武装叛乱为由，26军全军出营，对上海市中方管辖区域进行大查抄。在租界区域，也出现了许多国民党的密探，这些密探以平民身份进入租界，不与外国军警发生冲突，专门侦察盯梢疑似的共产党和工人领袖，确认身份之后找个机会绑架，如果绑架成功，或是直接沉江或是用汽车后备箱拉出租界关监狱。

    “上海县有十几个行业工会被冲击，工会领袖被抓。闸北区有9个工会领袖被抓，十几个工厂的工会被勒令解散，工会主要成员开除。如果在抓捕中发生武装交火，26军会当解开枪，”

    "信义织造厂，其实在4月份就已经停工清算了的，26军还是把他们分散在各街区的工会成员抓了起来。信义织造工会的领袖独狐雯被军警在街上当众枪杀了。“李强沉痛地说道。

    陈天衡:“这笔账以后一定会算清楚的，不过现在要做的是保存革命力量，工会和党组织不仅是要转入地下活动，恐怕最好还是把一部分人撤出上海，暂时先转移到农村，然后再找新的地方。

    李强:“南昌起义之后，中央对下一步的战略方向有计划了吧?"

    陈天衡:“确实是有计划，但现在还不能透露得太多。AP

    第一军指挥部。

    “这几天第四军在向福建挺进，南京上海一带的国军没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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