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故事会》本来就有三万银元的负债呀！”
“三万银元的负债不是问题，只要我们还在按月正常还利息。银行那边觉得《故事会》刨去3万银元的负债之后，还能拿来抵押并且贷出4万元。老陈，这不是坏事，我们能贷到款，说明我们有本事。”
“陈云！你！……”
“老陈，消消气。不过呢，杨经理，读者文摘这边前两个月的贷款利息，可能得从故事会那边挪借一下。”
“这好说。”
“等一下，每个月贷款利息是多少？我就不说本金了。”
“不多，两个杂志的借款加一块儿，每个月四百多不到五百银元吧。”
“杨经理，我我我，我马上要去广州开会，我不在这的时候，你负责一切。”
陈独秀最后一句话是用发颤的声音说出来的。他说完就起身，正要打开小院的门的时候，陈天衡蒋先云把门先推开了。
……
“天衡，先云，你们到上海了啊。……到了就好。”
“陈书记。”
陈天衡忍住笑，先打了声招呼。“陈书记，毛委员和我们一块到的，还有他弟弟毛润民。他们还住在上次那家旅馆。”
“哦，哦。好。关于和孙先生洽谈的事情，既然你们来了，我肯定是要向你们做个解释的……”
陈天衡：“这件事好像应该在书记处，不，中委的会议上说。哎，杨经理，陈云，《读者文摘》创刊号印出来了吗？”
陈云递过来一本杂志，刚印出来没多久的，油墨香还很浓。陈天衡翻了翻，还行，虽然他没有直接插手，但出来的成品基本味儿是对的。
读者文摘，主编是——
徐志摩？
“这个徐志摩，你们聘请他过来，贵吗？”
陈云：“不贵不贵，别看他读了博士，但他回国后也没个正式工作，我们不用开太高的价。”
陈独秀：“这个联合阅读集团给我的感觉就是危，危如累卵，要是经营不善，我立刻债台高筑。”
蒋先云：“陈书记，没事的，现在民国有个人破产制度，欠钱还不上，就宣布个人破产呗。”
陈天衡：“我看陈书记应该再多借点，背上几十万银元，不，干脆几十万英镑的债，那些债主，也就是银行可得小心翼翼地保护着你，不能让你没了，你没了这笔钱就彻底成死账了对不对。就算你被北洋关进监狱了他们都得想办法捞你。”
陈独秀：“我……”
……
一行人抵达上海，书记处就召开会议，讨论的话题是国共合作中我党独立自主性的问题，核心的焦点问题当然是“党究竟该不该像上次陈独秀提议的那样，自主和孙中山洽谈合作问题”。
不过这次会议陈天衡不参加。
咳，蒋先云好歹还是陈独秀的秘书，陈天衡连这都不是。
再想到上次陈独秀在书记处的会议上讨论这件事，转头就有同志把这件事密报给了共产国际，陈天衡觉得，也不要死皮赖脸求陈独秀蹭会了。他还希望隐藏自己的党员身份，以“复旦图书管理员”的身份报考黄埔军校呢。
既然回到了上海，那就在复旦和上海大学转转，随便听两堂课吧。
“‘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这里所说的小说，是指琐碎的言谈、小的道理，与现时所说的小说相差甚远。”
“小说是文学的一种样式。小说一般描写人物故事，塑造多种多样的人物形象，但亦有例外。”
“抽象地说，它是拥有完整布局、发展及主题的文学作品。”
“《汉书》十志之叙小说家，以为“出于稗官”，如淳曰，“细米为稗。街谈巷说，甚细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里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很遗憾的是，《汉志》所录之小说，今皆不存。”
现在上海滩爆火的小说杂志《故事会》的幕后总策划，在复旦大学旁听，听老师讲神马是小说。
没别的原因，老师比较有名。
鲁迅现在还没有常住上海，“老巢”仍然是在北京。不过复旦大学请了鲁迅来讲三天的课，鲁迅看在三百大洋的份上就来了。
“鲁迅先生，您在《呐喊》的自序中说，‘我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到今日还能蒙着小说的名，甚而至于且有成集的机会，无论如何总不能不说是一件侥幸的事’，可为什么您觉得小说与艺术的距离很远呢？”
陈天衡举手提问。
“这是今日文艺界的一种普遍认识。既然我写了这些小说，结集出版，与其在出版之后被文艺人士们评价为‘此物与艺术相距甚远’，不如我在序章上便先这么写，让他们无话可驳。”
课堂的一众学生笑了。
陈天衡：“我觉得，小说、故事这种文学形式，比诗词歌赋有更广泛的受众，而它能承载的作者想要传递给读者的信息也更丰厚，所以未来恐怕小说故事会占据文学作品的绝对主流。”
“其实现在就已经是这样了。无论从作品的字数，还是作品数量，小说都是最大的一个。小说月报，每个月那么厚一本。一篇短篇小说，数千字洋洋洒洒，你们见过有这么长的诗吗？郭沫若写的除外。”
“鲁迅老师，我看小说，除了《小说月报》，我还经常买《故事会》。”
陈天衡身后，一名学生提问。
这，故事会的读者？知音呀！
“噢？陆小明同学是吧。你怎么评价故事会的呢？”鲁迅停下了手上的动作，注视着这个复旦学生。
“我觉得故事会比《小说月报》好看多了。”
鲁迅用手指着教室门口：“小明，你，出去。”
……
“先云？你怎么也来了？现在才下午三点。”
第一节课上完，休息间隙，蒋先云垮着个书包钻进了教室。
“我也没参加书记处的会议。”蒋先云摊手，“我把文案准备好，然后陈独秀书记思考考虑，犹豫了很久，告诉我说，还是不要出现在会场了。估计今天的会场辩论会很激烈。”
陈天衡：“那岂不是毛委员一个人和他们辩论？”
“应该是吧。不过李达蔡和森应该是站在毛委员一边的。对了，还有件要紧事。共产国际的代表鲍罗廷，听说了湖南农民运动的事之后，想了解一下最近这一系列农民运动的情况，所以，明天晚上，他要听毛委员、我、你三个人的详细汇报。”
陈天衡：“还是书记处全体的会议吗？”
“不是，只有我们三人，加上鲍罗廷和他的翻译。”
第22章
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拉脱维亚犹太人。码头工人出身，1903年参加革命，1904年曾追随流亡瑞士的列宁从事革命活动。1923年7月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身份来华。
鲍罗廷从苏联远东地区沿中东铁路进入中国后并不是直奔国民党的革命中心广东，而是先到奉天与张作霖会晤，继到北京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加拉罕，然后到上海。
他昨天出席了中央的书记处会议，在会上对毛润之几个月前的湖南农民运动以及他提出的农民暴动构想发生了兴趣，于是今天单独见湖南农民运动的参与人员，是想多了解一些信息。
毛润之主讲。他把湖南前段时间进行的围绕衡阳地区的农民运动简要介绍了一遍，说到农民运动最高峰的时候已经获得几十万农民的支持，衡阳甚至成了一座孤岛，距离农民暴动只差一步。
几十万农民的数字让鲍罗廷略产生了兴趣，但随后他又表示，农民不愿意放弃自己的财产，自私、目光短浅，无法成为革命的主力军。
“在苏俄，革命胜利后，农民已经成为革命的阻碍，甚至是走向反革命，成了被专政的对象，”鲍罗廷说，“苏联红军前不久就对一大批反革命的农民和农庄进行了镇压。”
毛润之：“中国不是俄国。虽然我没有去过俄国，但两个国家国情不一样，不能事事都按同一个标准判断。况且，如果你说的是真的，苏联红军出动去镇压苏联的农民和农庄，这件事是非同小可的。”
陈天衡：“1861年，沙俄进行农奴制度改革，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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