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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翁，共和政府不可能再容忍中华大地上出现人上之人，国中之国。”
袁项城指着在场的一众共和政府官员，说道：“不然的话，我们又为何费尽心力的推翻满清，建立一个共和制下的国度呢？”
“正是如此！”徐世昌闻言补充道：“若论功劳，天底下谁能有慰亭的功劳大？
可纵然有天大的功劳，慰亭也没选择做袁家的皇帝，而是做了共和政府的大总统。
他们那群凭借着千余年前祖上余荫，躺在马背上混日子的贵族，又哪里来的底气，骑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从元初到如今的共和年间，50世怕是也有了。
关内汉人传了千年的族田，都能拿来拆分，关外6盟49旗的王公们，又何须另眼相待？”
袁项城点了点头，对徐世昌的话表示赞同。
的确，至今为止，还没有几个有分量草原王公派出使者，来和中央接洽，绝大部分都在待价而沽。
面对这种现象，袁项城早就想清楚了。
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反革命的情况，绝不可能在红儒会身上发生。
这是前世的革命征程中，流传相当广的一句话。
凭什么抛头颅洒热血，付出生命的将士们，换来的只有几枚勋章和一点抚恤。
而那些在战争年代被当作敌人的反贼，最后却能摇身一变，成为新政府的座上宾？
张之洞用湖北换来了弼德院院长的位子，杨昌浚用西北换来了漠南省省长的位子。
不过，他们二者能在共和政府当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不是仅仅是因为投诚。
张之洞的鄂军，手上没有对国民革命军的血债；楚系更是一早就和中央合作满人垦荒之事。
这才是他们二人能挤入高层的重要原因。
那群草原王公们，妄想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准备，就继续在共和中华境内作威作福。
只有四个字，痴心妄想！
第487章走西口大军
“大总统，楚军到了河套一带之后，势必要卸甲归田，到那时，究竟要如何应对当地百姓呢？”杨昌浚思索片刻后，问出了一个看起来似乎十分没有必要的问题。
听到杨昌浚特意在“百姓”二字上，加重了语气，袁项城便立刻明白过来。
他所言的“当地百姓”，并不是指汉人，而是几年前迁居至此的满洲旗人。
也就是说，杨昌浚实际上是在问，如果数万楚军全部转移到河套一带，裁军之后，人手不够，要如何处理当地的旗人。
早在光绪初年，满清朝廷就已经主动或被动的开始执行“移民实边政策”
移民实边的一个方向是东北的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地，因为在山海关以北以东，所以也被称作“闯关东”
而另一个地方，就是塞北草原方向了，由于塞北大部分地区都位于山西、直隶长城各处隘口以外以西焦溜，t：耙五潞陆司，2，所以便被称为“走西口”
历史上的闯关东和走西口，被称作清中期以来近两百多年，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一次人口迁移活动。
但是，在袁项城所处的时空当中，由于关外完善的交通设施以及较早开发的优势，导致绝大部分人都只知“闯关东”，而不知“走西口”
太行山以东的百姓，九成以上会选择往天津、山东等地港口登船或坐火车前往东北。
相比海路、铁路直达的奉天、黑龙江、吉林等黑土地区，塞外草原的吸引力就差了很多，目前来讲，也就是靠近黄河中上游的河套地区、黄土高原地区等移民较多。
闯关东移民，前后已经超过了1000万人，还在以每年100万的数量递增。
而走西口的百姓，充其量只是闯关东的零头，自光绪初年以来，堪堪30多万人。
事实是，历史上走西口真正兴盛之时，要等到河套灌渠基本建设完毕，步入20世纪以后的清末民初年间。
彼时天下大乱，逐渐才开始有大批百姓向相对来说更为安宁的塞北草原逃命。
再加上后来的军阀各军、中原大战、日寇入侵、黄河决口，才让中原百姓越跑越多。
而本时空，满清虽然分裂，但局势“分而不坏”，中原地带并未有大规模战乱发生，所以走西口也就并未形成热潮。
不过，这一现象，在本时空满清灭亡之后得到了显著改变。
京城附近的几十万旗人，都被陆陆续续顺着长城沿线，从华北一路向西，经过山西大同，迁移到河套地带。
走西口的主力，从中原腹地的百姓，换成了燕山脚下的旗人。
而且，由于是强制迁徙，导致这3-4年间的走西口人口数量，超过了过去七八年的总和。
也让河套地区，形成了汉多满少蒙点缀的局面。
汉人由于明末以来的人口流动，再加上清末率先走西口，在此地占据有人口优势，约为70万人，占7成。
旗人经过这两年的大量迁入，占比由原来的不到1％，直接飙升到占比3成，约为30万人。
而蒙人虽然也属于河套地区的土著民族，但由于他们是不定居的牧区生活制度，再加上喇嘛教兴盛，约10％的男丁都出家当了和尚，导致人口数量并不多，约合5万余人。
短短数年间，旗人数量急剧增加，也给当地带来了一些隐患。
所以，杨昌浚才出言询问，到底如何对待这些已经失了势的旗人。
他知道，原来京城中的百万旗人，有大约一半都自称是汉人，原地断了辫子，取回了祖上的汉名。
真正的满洲旗人，才被发配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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