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sp; 所以，只能放弃小县城，把重点放在中大型城市和交通要道重镇上。

    每个城市派20多个大小干部，到位之后开始慢慢组建农户、商会、工会和学会。

    在这些地方，段祺瑞奉红儒会中执委的决议，成立了“维持治安委员会”，简称维安会。

    革命军和红儒会一共占4个席位。

    首先是1个会长，由关外过来的红儒会干部担任，主要负责当地税收和清算满洲资产。

    剩下3个，分别是1个负有军事护卫责任的革命军队连长，下辖120多革命军。

    2个普通红儒会干部，辅助会长处理政务，沟通旧官僚，在年轻士子发展好苗子，向普通百姓宣扬共和国的新政策。

    10人里，由这4个人代表革命军，代表红儒会，分别负担起地方上相应的政治军事责任。

    其余6个人，3个是原清廷任命的朝廷官员，3个是本地士、农、商相关人员中选出的代表人物。

    副会长有2个，一个出自原清廷官员，一个出自士农商人群。

    10人会议，凡遇重大事务不能决断者，以投票的方式表决，过半即可执行。

    红儒会的干部和革命军天然拥有4票，只需要再从其余6人中拿到2票，就可以推行一项政策。

    这6人，并非铁板一块，也就是说红儒会拿到6票并不困难。

    这意味着9，共和国肆的新政策既8能以最快的速度落实到肆地方叁，而地方上也并非全无自主性，只沦为单纯的执行者，发不出自己的声音。

    国民革命军并不是孤立无援，此次抗俄，它的身后有亿万中国百姓，暂时还没有必要用余粮收集制这么极端的政策。

    如果选择在地方上一味的贯彻红儒会中央的想法，那短时间内想必也会取得大量成绩，但日后，却也要面对种种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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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到那个时候。

    在袁项城的预想中，国民革命军与俄国人决出胜负之前，便由这地方上的10人维安会，为关外战场最大限度的提供补给。

    袁项城依旧留任这些封建官僚，不是因为他善，而是眼下实在无人可用。

    因此不如仍按旧例，不做改变。

    革命军的干部，只负责最紧要的税收工作即可，再就是要保护好自己的生命安危。

    剩下的，暂且萧规曹随。

    什么教育、商贸、交通、农事统统让地方自治，现在抽不出手来管理。

    而且，除了缺乏人手之外，袁项城也担心贸然撸下所有清廷官员的帽子，会引起内部大动荡，到时候反而耽搁了战事。

    原时空三大战役之后，解放军为了准备渡江战役，也没有全部撤换北方大城市里的国党官员。

    反而留下了相当一部分的人，在职位上继续发光发热，为渡江战役做贡献。

    如果说渡江之前政策还不明显，在解放上海时，这个政策就已经清晰无比了。

    哪怕是最后牺牲了7700名军人才攻下的上海，在进驻之后，全城1.4万名国党干部，留任率也到达到了70％以上。

    袁项城觉得，这样做也不失为是一个法子。

    将原来满清任命的正职变为副职，除了财政相关的工作交给新来的干部，剩下的依旧由这些原清廷官僚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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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举意在尽可能不激起他们的逆反心理，争取维持一个安定的后方，不给前线战事添乱。

    这期间，革命军的干部也会考察他们的秉性和能力。

    如果这些封建王朝出身的旧官僚，其中有些人的能力和品行俱佳，那这些人，将来未尝不能加入新政府。

    有没有人会趁机混进共和国的队伍里，趁机腐化革命军的干部，甚至腐化红儒会的会员呢？

    这种情况当然会发生。

    但袁项城认为，这是发展途中必定会经历的阵痛。

    没有一个组织会从上到下都完全无懈可击，人少的时候还行，人数一多就难免出现这些问题。

    当然，这些都是未来才会着重考虑的问题。

    眼下的问题，还是为关外的战事筹集钱粮，只要能做好这一点，这些问题都可以暂时不做追究。

    ...

    当北上的国民革命军在京畿休整完毕，坐进关内外铁路上的火车，开始源源不断的赶赴吉林时。

    袁项城在北京城内，也收到了俄国图们江防线被破的消息。

    参谋部里的众人都没想到，本来预定计划是防守的东线战场，竟然获得了意外之喜。

    消息传开后，大多数人面上都洋溢着激动的神情。

    唯有少部分参谋脸上不喜反忧，眉间皱成了川字。

    “总教习，日本人的舰队，为何迟迟不动。

    他们到底什么时候按约定进攻海参崴？”

    参谋们冲着刚进来的袁项城，问出了心中最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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