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   也就是说战乱之前，苏皖两省，比豫冀鲁三省人口加起肆来都多。3伍liu-四

    牛羊逐水草而居，人亦是如此。

    经济发展往往影响着人口数量，透过现象看本质，苏皖二省庞大的人口，恰好印证了史书上一直说的经济重心南移现象，在清朝依然持续。

    如果正常发展，恐怕到了21世纪，江淮地带会变成中国户籍人口最最稠密的地区，而不是中原地带。

    但历史没有如果。

    在经历了太平天国，湘淮兴兵，捻军复起后，安徽与江苏全省人口一度下降到1800多万与3000多万。

    仅淮北一地，说是人丁减半完全不夸张，不仅平民百姓，地主富户身死的也不在少数。

    本时空又叠加了国防军与湘军之间的战事，可以预见，苏皖两省的人口规模和历史相比，肯定只低不高。

    与之相反，没怎么受到大规模战乱侵袭的河南、山东等省份人口不仅没有衰减，反而还不断增加。

    于是乎，在太平天国之后，人口与经济的强绑定关系开始逐渐解体。

    由于频发战乱，黄河缺少治理频繁决堤，本来富庶的江淮地带并没有聚集大量人口。

    

    经济重心依旧在不断南移，但人口重心却留在了北方。

    政治经济不分家，经济中心在江南江北一带，也就意味着这个地方政治活动频发。

    不巧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政治活动，往往伴随着战争。

    江南地区，仿佛被施加了诅咒一般，经济越发达，遭受的战乱就越多，受战争牵连死亡的人口也就越多。

    民国初年，革命军和北洋军在南京、江淮之间爆发的数次大战就是明证。

    可以说是晚清乃至民国年间的战乱，才奠定了后世河南、山东人多的局面。

    人没了，就是没了，在自然条件下，已损失的人口极难补回。

    鲁豫二省在后世能成为户籍人口大省，颇有些“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感觉。

    而这种人口与经济不匹配的现象，一直持续到后世开放之前。

    在总设计师决定实行开放政策后，江南一带迅速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借助地利发展经济，而人口也开始逐步从内地向沿海聚集。

    被战争、制度等各种原因中断了将近100年的经济重心南移，才再次启动。

    江淮之间水网密布，又毗邻长江入海口，完全可以作为上海的广大腹地。

    而袁项城要做的，无非是加快这一过程，重塑江淮的秩序后，让各个社会要素去到他最应该去的位置。

    战事平息后，在袁项城有意鼓动下，安徽各地农民纷纷拿着五花八门的田契报官。

    红儒会目前没有那么多人手用于农会工作，即便算上东北民政学堂的每年几百个毕业生作为补充，平均到每个镇往往只能有一个人。

    故而“划分族田”一事，便只能先在国防军驻扎的军事城镇周围开展。

    首先便是老做法，将无主荒地收归国有，拿不出地契的统统划做公田，招募失地农民，在农会统一组织下耕种。

    这些公田，也是变相“族田”的一种，有的分给驻地国防军，有的留作农会直属。

    至于有主的田地，则是另一种做法。

    有地农民拿着不知道哪来的田契说某某块土地是自己的。

    收到消息的地主连忙赶来，说农民满嘴胡言，这块土地明明是自己家的，并且拿出另一份经过满清朝廷用印盖戳的田契。

    当地农会人员早就得到指令，根本无需分辨双方真伪，直接宣布土地有争议，划为族田。

    即便当地没有族田这种传统，农会人员也会造出一份族田，再把田契纠缠不清的土地统统划进去，当作双方共有。

    农民对此自然是拍手叫好，无不欢迎。

    而这一切，都源于万恶的地租剥削。

    江淮地带农业历史悠久，所以地租收取也名目繁多。

    仅常见的地租项目，就分为了钱租，货租两种。

    所谓钱租就是交货币，交银子来缴纳地租，货租则是交粮食、布匹等。

    这其中货租则是又分为定额租和活动租。

    定额组就是每年必须缴纳的粮食，无论灾荒必须分文不少；活动租则是遇到灾年，农民向地主求情后可酌情减免。

    除此之外，还有“押租”，也就是说农民想要耕种土地，还要给地主交押金，押租制度出现后，金额就不断攀升，在清末甚至能达到一年地租的3-5倍。

    也就是说，一个小小的地租就分为了至少4种。

    在各种各样地租的盘剥下，农民每年的100份收成，要被地主拿去6-70份甚至更多，地租高达6-70％。

    农会划分的族田，真正做到了田共有，地同耕。

    族田交的地租更低，严格执行关外已实行多年的“四零减租”

    即便有些土地归属明确，但有农民眼红低地租，不知道上哪伪造了一份田契，强行把本属于地主独有的田地，变为了大家共享利益的族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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