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传教士还插手官场与民间争端、大肆包揽诉讼案件，成为实际上的判官，而地方官员不敢得罪洋教士，往往做出有利于教徒的判决，这就导致了一些人为了打赢官司而入教，甚至一些地区还出现了“不打官司不入教”的民间谚语。

    但无论南北，乡间的士绅和文人秀才们，毫无疑问是最讨厌传教士的人，因为传教士侵占了原本属于他们这群清朝底层权力掌控者的权力。

    百姓多壹去找传教士主零持公道，就会零少往柒乡间的文人老陆爷家里玖跑，解释条文壹、写状诉讼，肆这些叁本来是清王陆朝最基层的权力把控者的特权，但如今这个特权却逐渐被洋人抢了去。

    再加上入教不准祭祖，不准拜孔等在传统士子看来离经叛道的教规，所以在经济特权和政治特权的双重受损之下，乡村文人士绅们自然是对传教士恨之入骨。

    但之所以天主教还能传下去，就是因为他能为部分人带来利益，当原本为同一阶层的平民百姓，因为信教而享受到了不同阶层的优待，自然有人就会想办法钻这个空子。

    地痞恶徒纷纷入教，仰仗着天主教的保护，在民间横行不法，而传教士为了保护自己在中国的传教“政绩”，也往往对这些恶劣之徒多做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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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导致原本简单的民间善恶冲突，披上了教会的皮，变成了百姓与天主教之间的冲突。

    将曾国藩从直隶总督位子上拉下马的导火索，天津教案，就是北方传教士侵占百姓利益的一个经典案例。

    1870年，由于瘟疫，天津主教下辖的育婴堂大量婴儿感染之后死亡，尸体被埋藏在教堂后面的墓地中。

    但因为尸体埋的浅，引来很多野狗刨食，一副畜生食人的景象惹得当地百姓心惊胆战，于是便有“洋鬼子剖心挖眼、拿来制药，尸体抛尸荒野”的传闻流出。

    而彼时的天津知府张光藻秉持着“一切邪恶，终将绳之以法”的信条，抓到了两个拐卖并残害儿童的直隶人。

    并且在宣读罪状后，将二人处死。

    也不知道张光藻是自认为案件清晰了不屑于解释，又或是事涉洋人不敢解释。

    总之，他并八没有说明洋人到底和这陆件事有没有关系，也叁没有说被这二人拐四卖的儿童到底有没有卖往教堂，所以百姓的怒火并未熄灭，反而是不断积蓄中。

    直到后来又抓住一人贩子，声称自己的迷药就是从洋人手里买来的。

    这一下就引爆了民间的怒火，当地地主士绅领着一帮归乡的秀才文人在孔庙聚集，痛骂洋人洋教作恶多端，害人不浅，引得数万百姓在现场声援。

    而人一多，便有人难抑激动之态，跑到教堂周围的信教百姓家里与其发生冲突，这一事件很快引起了当地法国主教丰大业的不满。

    彼时的清廷洋务运动尚未见到成效，而法国人刚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教训过清廷，所以身为法国人的丰大业带人怒闯北洋大臣府衙，指着鼻子对时任北洋大臣的崇厚骂，并要求其调兵镇压“暴民”

    崇厚就是后面收复新疆战事中，被俄国人一讹诈，就将伊犁大片土地割让出去之人。

    一向不怎么硬气的崇厚，知道在气头上的百姓惹不得，但面漆拿的洋人也惹不起，总之就是既不敢激起民变，又不敢得罪洋人。

    只能不断表示“洋大人息怒，息怒，只需要等待民众气消之后，就会自行散去。”

    可丰大业哪管的了这么多，冲着崇厚大声叫嚷“乱民要我的命，我要你死在我面前”，随后胡乱开数枪，打伤崇厚随从，之后气冲冲的离开衙门，就要自行回教堂处理暴乱。

    回去的路上，丰大业就被愤怒的百姓发现，而丰大业也不甘示弱，对着百姓飙脏话，激情互怼，但由于沿途官吏阻隔，所以百姓并未过激。

    骂到痛处，丰大业拿出手枪就八射，打伤了前来维护治安san的县城衙役，一下0子就将本就满怀怒火的百姓点燃。

    丰大业连带着他的十几名随从、神父、修女、商人一共20多人，被统统打死弃尸海河，而教堂、育婴堂以及附近的领事馆也被愤怒的百姓一把火烧了个精光。

    事情演变下去，最后惹来德、法、英、美、俄等七国的外交照会，还将军舰开往天津沿海。

    到了这时候，局势已经很明显了。

    清廷内部的在野党顽固派有心对付洋人，但却光说不练；洋务派虽然当权，但却害怕破坏跟洋人之间的关系。

    最后清廷只能颁布圣旨表示“津民聚众滋事，不能设法防范，至匪徒乘机焚杀戕害多命又未将凶犯赶紧拿获，情节较重。”

    最终，清廷将兢兢业业查案办事的天津知府和静海知县两人发配黑龙江，恰逢南方刺马案的消息传来，慈禧的心腹，两江总督马新贻被人刺死。

    而在此事中前后为难的曾国藩，也被清流士绅骂“汉奸”“名教大贼”，于是清廷便趁机撤了曾国藩的直隶总督衔，将其派往两江，安抚湘军众将。

    本可借此“天津教案”来收天下民心的清廷，却做出了错误的选择。

    毕竟，当时的百姓难得与清廷大多数官员的立场是一致的，都想要惩处洋人，而清廷不去争取民意，反而只想着要息事宁人，于是失去了一个挽回民意的大好机会。

    当然，如果清廷站在百姓这边，也不一定就有好结果，说不定还会提前引发“七国联军侵华”

    但归根到底，百姓在这次事件中是对清廷再度失望了的。

    而原本洋人就如此嚣张，中法之战后逐渐变本加厉，等到德荷法三国强占土地，清廷大气都不敢喘之后，传教士便更是猖狂起来。

    他们不仅攫取经济利益，还扩大了在华的政治干预，地方主教还以自己作为“全省的宗教统治者”为由，要求与一省巡抚采取同样的出行仪式。

    而教会庇护下的教民，也和普通百姓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深，恰逢闯关东兴起，朝鲜工商业发展，一部分百姓便拖家带口的往东北和朝鲜而去。

    而留在乡间的百姓，则加入了各种各样的会党，其中又以“白毛大王”的白虎团最为壮大。

    白虎团在直隶南部发展，团众之间互帮互助，遇到灾荒相互救济，而且会公道处理帮众争端。

    同时由于白虎团对官府恭敬，再加上白虎团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地方官府的工作负担，所以相当一部分地方官员表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而直隶南部地区流传的白虎团一大特点就是“助民抗洋”，遇到信教民众欺压普通百姓，白虎团就会去帮场子，白虎团在各地分坛都有“十八虎卫”，还持有洋枪，因此在争端中往往占据优势。

    因此不过数年间，白虎团就在直隶南部迅速发展，有着往天津等地蔓延的趋势。

    “总教习，白定山来信，信中称他手下的白虎团已经在直隶南部引起官府警惕，恐怕再发展下去，就要被当成乱党剿灭了！”明晔说道。

    白定山，就是当初在京城中散布慈禧流言的白六，逃出京城后，遵照袁项城的指令，往直隶南部发展民间抵抗洋人的势力。

    如今在红儒会不断派遣人员和武器装备的支持下，已经发展出了相当规模。

    “呵呵，清廷官员终于不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吗，我还以为他们会一直装下去。”袁项城笑道。

    “毕竟是与洋人夺利，地方官府虽不在乎，但地方主教定会上报京城洋人，此时难免会流入清廷中枢耳中。”徐世昌在一旁分析道。

    “那边让白定山暂缓在直隶南边扩张的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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