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夷陵。

    张元忭盯着手里的税关账册，眉头拧得死紧。

    靠近一年的时间，进出川货物的差额还是那个老样子。

    出川的货船挤满码头，入川的却稀稀拉拉。

    按当初恩师苏泽定下的缓征法子，...

    苏泽将两份密报并排铺在紫檀案上，指尖在吴县与介休的墨迹间缓缓移动，仿佛在丈量两个世界之间的距离。窗外蝉声嘶鸣，暑气蒸腾，值房内却静得能听见烛芯爆裂的轻响。他忽然想起幼时在江南乡下见过的两种织机：一种是老式腰机，一人一梭，经纬分明，织出的布虽粗粝却结实；另一种是新近传来的提花机，机括繁复，牵动百缕，稍有错位便满幅尽毁。吴县与介休，何尝不是大明赋役改革这台巨机上两组咬合不同的齿轮？一个顺滑咬合，一个却在暗处崩齿。

    他提笔蘸墨，在空白奏疏纸上先写下一个“衡”字，又圈去，再写“制”字，终又划掉。纸角已洇开三处墨渍，像三滴凝固的血。制度之难，不在立，而在制——制其势，制其权，制其利。吴县蔡知县以商税抵扣为杠杆，撬动雇主自觉担责，看似轻巧，实则每一环都悬于细线之上：若坊主联手压价克扣工钱，若雇工被诱签长契卖断十年劳力，若苏州府突然下文严查“隐匿商税”，那三成抵扣便成催命符。而介休票号的“合法盘剥”，更如毒藤缠树，越合规越致命——它不抢不夺，只用一张银票、一纸粮契、一句“行情使然”，便让农户在账本上日渐消瘦。

    次日辰时，苏泽未赴翰林院，径直叩响张居正西苑直庐的朱漆门环。门开一线，值宿小宦官见是苏泽，忙侧身让进。直庐内药香浓重，张居正斜倚湘妃竹榻，右臂支着青玉镇纸，左手翻着一册《永乐大典》残卷，额角沁着细汗。见苏泽捧着两叠密报进来，他眼皮未抬，只道：“子霖来得正好，刚批完山西盐引案的折子，手还发麻。”

    苏泽垂首将奏疏呈上，声音沉缓如古井投石：“阁老，吴县与介休密察已毕。两地同奉一条鞭法，却生出截然相反的枝桠。”

    张居正终于抬眼。他目光扫过吴县密报上“雇工役银转移”“税赋引导”等朱批小字，指尖在“雇主担责”四字上停顿片刻，忽而冷笑：“蔡言倒是个伶俐人，把朝廷的役银，做成坊主的买卖。”他坐直身子，接过介休密报，读至“汇兑损耗四成”“票号控粮市”数语，面色渐沉，青玉镇纸被他无意识攥得咯咯作响，“好个‘合法’！他当朝廷的律令是戏台上的唱词，唱得响亮便可随意添删？”

    苏泽躬身：“正是此理。法度若失制衡，愈精愈毒。吴县之巧，在顺势导流；介休之恶，在借势壅塞。二者皆证一事——新法落地，非赖条文精密，而在执行之人能否守住底线。”

    张居正霍然起身，袍袖带翻镇纸，滚落于地。他弯腰拾起，指尖抚过冰凉玉面，忽道：“子霖可知，高皇帝初定天下，为何在户部设‘赃罚库’？专收贪官抄没之财，却明令不得充入国库，尽数散给鳏寡孤独？”他顿了顿，目光如刀锋般锐利，“因太祖深知，治吏如养刃。若只重锋利，不磨其刃口，刃必反噬持刃之人。”

    苏泽心头一震。原来这柄改革之刃，早在洪武年间便已铸就雏形——赃罚库非为敛财，实为警示：权力若无代价约束，终将异化为吞噬百姓的饕餮。吴县蔡知县以税制为缰绳，驯服坊主自愿承役；介休县令却将同一套缰绳，勒紧百姓脖颈逼其献祭。差别不在刀锋，在执刀之手是否记得自己亦是血肉之躯，亦会疲倦、贪婪、恐惧。

    “阁老明鉴。”苏泽肃然道，“卑职以为，当设‘赋役监察司’，专司新法推行之稽核。非只查账目盈亏，更须验其效：雇工工钱可涨否？农户粮价可议否？票号汇水可削否？凡涉百姓生计之关节，皆须设‘活契’——譬如吴县坊主每增雇一人，税负减免须随工价浮动；介休票号每抽一成汇水，便须向县学捐建一间学舍。使利权与责任如榫卯相扣，不可脱节。”

    张居正凝视苏泽良久，忽而颔首：“活契……好个活契！”他踱至窗前，推开雕花木棂。窗外一株百年槐树浓荫如盖，树影斑驳洒在青砖地上，竟似一幅天然水墨。“太祖当年设里甲制，本意便是让邻里相察、守望相助。如今新法推行，岂能只靠京师一纸空文？子霖所言监察司，当如这槐树根系——深扎于州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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