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司机说得轻描淡写，几句话便轻飘飘道尽了一个顶尖工程师的命运转折。

    在当时，这可不是瓦列里一个人的遭遇，而是当年整个联盟科研界挥之不去的通病。

    那位热衷于推广玉米种植的人执政后期，外行指导内行早已从农业蔓延到了各个科研领域，行政权力粗暴干预技术路线，本该靠数据说话的工程问题，屡屡被上升为立场问题。

    生物领域里，李森科靠着政治支持推行伪科学理论，将正统遗传学打成“资产阶级伪科学”，上千名生物学家被撤职、流放，实验室被关停，整个学科倒退数十年。

    军工领域更是重灾区，苏穗宗笃信“导弹万能论”，强行砍掉大量传统装备研发项目，连远程预警雷达、反导系统这类战略工程，也任由行政官员随意修改指标。

    为了迎合“快速出成果”的政治要求，压缩测试周期、削减安全冗余、强行提升功率都是家常便饭，但凡有负责人敢站出来反对，轻则项目被砍、经费被停，重则扣上帽子撤职下放。

    瓦列里便是栽在了这里。

    他坚持巨型雷达必须保留完整的双循环冷却系统，不肯为了政绩牺牲安全性，最终触怒了莫斯科来的专员，落得个发配西伯利亚的下场。

    当然，比起苏慈祖时期的大清洗，此刻的境况终究还是好了一些。

    三十年代的大清洗中，nkvd对技术专家动辄逮捕、处决，仅军工领域就有近万名工程师因“破坏生产”“间谍罪”被枪毙，科研人员朝不保夕，早上出门上班，晚上能不能回家全凭运气。

    到了苏穗宗时期，意识形态的审查依旧严苛，派系斗争也从未停止，但单纯的技术路线分歧，大多不会直接判死刑，顶多是撤职、下放、送劳改营，好歹能留一条命。

    说是留命，可暴雪天扔在敞漏的煤水车里，不给吃不给穿，跟慢慢冻死有什么区别？

    不过是换了个体面点的死法罢了，不直接开枪，不代表不杀人。

    木兰站在旁边想着，心里忍不住冷笑。

    但也正因瓦列里只是“路线不合”的技术犯，不是定了死罪的政治犯，木兰才有可能把人从这滩浑水里捞出来。

    真要是苏慈祖时期那种钦定的死刑犯，就算有十个“高官亲眷”的身份贴在脑门上，木兰也不敢轻易伸手。

    火车司机磕磕绊绊地把瓦列里的身份说完，调度室里安静了那么一瞬。连留声机里的唱片都恰好在这时转到了尽头，唱针在空白的尾槽上沙沙地摩擦着。

    吱……吱……吱……

    单调的噪音在酒精和雪茄烟雾混合的空气里来回弹跳，像是在给这场谈话画上一个尴尬的逗号。

    下一秒，一只还盛着半缸红色酒液的搪瓷缸狠狠扫过去，直接把那台老留声机撞翻在地。

    从转盘上飞出去，磕在桌角又弹到地面，裂成了两半。

    军官收回手，骂骂咧咧地嘟囔了一句脏话，揉了揉突突直跳的太阳穴。

    毛子军官有点烦。

    他烦的不是那个叫瓦列里的家伙快冻死了——一个被撤职查办的技术犯，死在煤车里和死在劳改营里，对他这种边境小站的军官来说没什么区别。

    大不了回头报个“暴风雪意外身亡”，内务部也不会深究。

    他烦的是那位站在调度室正中央、正拿一双看不出喜怒的眼睛盯着他的女人。

    大人物身边随从找上门来，到底是几个意思？

    是要我放人？

    那她直接开口不就行了，凭她手里那张行政令，放个把人还不是一句话的事。

    还是说……

    她想要那家伙死？

    自己不开口，等着我替她动手？

    这帮亚美尼亚人的心思怎么比哈萨克斯坦的暴风雪还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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