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不是！

    是盐碱！它一层一层泛上来，庄稼根本种不活。冬天更不用提，北风从黄河故道灌进来，冷到骨头缝里。那个县，解放前是出了名的穷窝子，逃荒的人比留下的人多。

    解放后也没好到哪儿去，三年困难时期，别的县好歹还能刨出点吃的，兰考是真的连草根都挖不着。”

    “那个人就是在那儿当书记的。”

    “他上任的时候，组织上问他有什么想法。他就说了一句话——‘感谢党把我派到最苦的地方去。’”

    “他在兰考干了不到两年。两年不到，他把全县一百二十多个大队的风口、沙丘、盐碱地，全走遍了。风沙最大的时候，别人往屋里躲，他往沙里钻——他说不亲眼看看风是怎么把沙子刮起来的，就不知道该怎么治。他追着沙丘跑，把每一片流动沙丘的移动轨迹都画了图，编号入册。他领着老百姓翻淤压沙，挖河排涝，种泡桐树。那树耐盐碱，长得快，根扎得深。他说，泡桐生了根，沙子就跑不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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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他的肝开始疼了。一开始是隐隐的，他也没当回事，拿手顶着继续走。后来疼得厉害了，他找了根木棍，一头顶在肝区，一头顶在藤椅扶手上，就这么顶着看文件、写报告、开会。他办公室那把藤椅，右边扶手下面，硬是被他顶出了一个碗口大的洞。”

    孟超的筷子从他指间滑了下去，落在搪瓷碗上，“当啷”一声脆响。

    裘老拍了拍自己好徒弟的肩膀，没有停止讲述。

    “我前面不是出了趟差嘛？去的，就是天坛医院！”

    “那位同志连看病都是被地委的同志硬押上火车送到天坛医院的，去的时候人已经瘦脱了相，肚子胀得像鼓，全身皮肤上一块一块的硬结。

    我打开腹腔的时候，才里面已经没法看了。癌组织布满整个肝脏，腹腔广泛转移，腹水抽出来是血性的。”

    “他知道自己不行了。住了没几天就闹着要出院，说住一天院就花国家一天的钱，他已经不能干了，不能再躺着浪费。同志们拦着不让走，他就拿那根陪了他几百天的木棍敲床沿，说……

    ‘让我回兰考，活着我没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后人把沙丘治好。’”

    “他才四十出头。”

    没有人说话。大老王把脸转向了墙壁。小刘秘书摘下眼镜，低着头用衣角反复擦着镜片，擦了一遍又一遍，就是戴不上。

    至于江夏，这小子鸡贼的进入了理智化，企图用绝对理智来掩盖自己恸哭的念头。

    因为，对这位同志的历程，他远比大老王他们知道得多。

    特别是那张照片，那人站在泡桐树苗中间，瘦得颧骨高高凸起，笑容却敞亮得像能把整片沙丘都照亮。

    他还知道那把藤椅后来被收进纪念馆，藤条断了好几根，扶手上那个窟窿周围被磨得溜光……那是人的手掌和木棍一起，在四百多个日夜里一点一点磨出来的。

    他记得那人对自己女儿说过的话。

    “……不要向组织上要任何照顾……你要好好学习，将来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

    以前看这些记载的时候，江夏曾觉得那是一种纯粹的敬佩，一种隔着时空向先辈致敬的情怀。

    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他就坐在这条昏暗的楼梯间里，面前是一个亲手给那人看过病的医生，医生手里的搪瓷缸子还残留着余温，而那个人此刻还活着……

    虽然他正躺在某张病床上，疼得整夜睡不着，连一片像样的止痛药都舍不得用。

    历史和现实之间那条隔着时空的玻璃墙忽然就碎了，碎得干干净净。

    那人不再是书本上的一段文字、纪念馆里的一张照片，他是裘老亲自接诊过的病人，是一个在手术台上被切开腹腔后所有医生都只能摇头叹气的肝癌晚期患者，是一个此刻还在用木棍顶住肝区、在藤椅上硬撑着看文件的……同志。

    同志，

    你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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