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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天明全身血液似乎冻住了。

    “他说什么？”罗宾逊猛地抬头，眼中燃起血光。

    李洛夫缓缓站起身，踱至窗边，拉开厚重的丝绒窗帘。午后的阳光悍然劈入，照亮空气中悬浮的无数微尘。他背对着两人，身影被镀上一层冷硬金边。

    “他说：‘啧，那小鬼真不经撞，跟纸糊的一样。下次换个铁皮的试试？’”

    死寂。

    连罗宾逊的喘息都停了。

    楚天明感到一阵眩晕。那不是醉话，不是疯话，是赤裸裸的、带着游戏心态的宣告。它彻底抹杀了所有“意外”“失误”“意识不清”的辩解空间。它把郑富贵钉死在人性深渊的标本台上。

    “楚律师。”李洛夫没有回头，声音却像冰锥凿进耳膜，“你还有三十六小时，向郑文和先生转达我的意思：认罪，接受公诉，争取法庭酌情减轻刑期。否则——”他终于侧过半张脸，右颊那道旧疤在强光下泛着惨白，“我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蓄意伤害致人死亡罪、及藐视法庭罪三项起诉。最高刑期，终身监禁。”

    “终身监禁？”罗宾逊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却透出一丝病态的快意。

    “不。”李洛夫纠正，语调平淡得像在讨论天气，“罗宾逊先生，香江没有死刑。但终身监禁，意味着郑富贵将在赤柱监狱度过余生。每天凌晨四点起床，在水泥地上做五百个俯卧撑；每周三次，赤手清理化粪池；每季度一次，接受心理评估，判定其是否具备‘再社会化可能’——而答案，永远是否定。”

    他转身，目光如刀，缓缓切过楚天明与王家瑞的脸：“你们可以回去告诉郑老板，我给他两个选择：一是让郑富贵走进法庭，低头认罪，换取十年以下刑期，出来时他还能看见自己亲生儿子；二是让他继续幻想，花钱、找关系、买通证人、伪造证据……然后，我会亲手把他送进赤柱最底层的单人囚室。那里，没有窗户，没有日光，只有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滴水声，和隔壁牢房传来的、精神崩溃者的哭嚎。”

    王家瑞的手指在口袋里死死掐进大腿，指甲几乎穿透布料。他忽然想起爷爷电话里的警告：“保安司盯上的案子，不是输赢的问题，是活埋还是凌迟的区别。”

    “李处长，”楚天明强迫自己站直，声音沙哑却清晰，“您说的这些，我都会如实转告。但作为辩护律师，我必须问一句——如果郑富贵认罪，受害者家属的民事赔偿诉求，是否仍需全额履行？”

    李洛夫的目光终于有了温度，一丝极淡、极冷的讽刺：“楚律师，您还在谈钱？”

    他走到办公桌前，拿起一张泛黄的旧照片。照片上是个穿卡其布学生装的少年，站在南锣鼓巷一棵老槐树下，笑容干净，眼睛亮得惊人。照片背面，一行钢笔字迹力透纸背：“一九五八年秋，于故都。”

    “这是我的父亲。”李洛夫的声音低了下去，像潮水退去后的礁石，“他也是个律师。一九四九年，他拒绝替一位英国商人伪造地契，被构陷入狱。在域多利监狱，他教同牢的犯人识字、读《大宪章》。三年后，他死在放风场上，死因是‘突发心肌梗塞’。”他将照片轻轻放回抽屉，合上，“而那位英国商人，后来成了郑文和的岳父。”

    楚天明如遭雷击。

    王家瑞猛地抬头，瞳孔骤缩——他想起来了！郑夫人林雪，祖籍上海，父亲确是上世纪四十年代末移居香江的英资洋行买办，专营地产投机，当年与港英政府关系极为密切。而李洛夫……他姓李，但档案里写的是“归国华侨”，可谁见过华侨警官能直入浅水湾？

    “所以您……”楚天明声音干涩。

    “所以我知道，有些钱，买不来命；有些关系，挡不住枪。”李洛夫重新坐下，手指点了点桌面，“告诉郑文和，这次，他买不到任何东西。除了悔恨。”

    门外忽然传来急促敲门声。一名便衣探进头：“处长，郑文和先生的电话，说十万火急。”

    李洛夫看也不看：“挂掉。告诉他，我正和郑富贵的律师谈话。谈完，自然会联系他。”

    便衣立正：“Yes, sir！”

    门关上。

    楚天明与王家瑞退出刑事侦缉处时，天色已暗。弥敦道霓虹初上，流光溢彩，映得两人脸色忽明忽暗。一辆黑色劳斯莱斯无声滑至路边，车窗降下，露出郑文和苍白如纸的脸。

    “阿明！家瑞！”他声音嘶哑，带着溺水者抓住浮木的颤抖，“李洛夫答应谈了吗？多少钱？我出！一千万？两千万？！”

    楚天明没说话，只是缓缓摇头。王家瑞掏出烟盒，手有点抖，点了两次才点着。烟雾缭绕中，他望着对面茶餐厅玻璃窗上自己模糊的倒影，忽然开口：

    “郑老板，您还记得南锣鼓巷吗？”

    郑文和一怔：“什么？”

    “一九五八年。”王家瑞吐出一口烟，白雾在霓虹里散开，像一段被遗忘的时光，“您和林小姐，还有……李洛夫的父亲，三个人，一起在那儿住过三个月。您说要开一间书店，林小姐说要绣旗袍，李伯父说，要教胡同里的孩子读书写字。”

    郑文和脸上的血色彻底褪尽。他张了张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楚天明终于开口，声音轻得像叹息：“郑老板，李处长没要钱。他只要郑富贵，走进法庭，说一句：‘我认罪。’”

    夜风卷起人行道上的废报纸，哗啦作响。远处，警笛由远及近，又呼啸而去，像一道划破长空的、冰冷判决。

    而就在他们身后，洗警察总部高耸的玻璃幕墙深处，李洛夫独自站在窗前。他手中捏着一张崭新的照片——是今日下午，法医递来的维佳·米尼勒生前最后一张影像：少年站在中环码头，风吹起他额前的碎发，正笑着举起一枚贝壳，朝镜头的方向。

    李洛夫久久凝视，然后，将照片翻转，在背面空白处，用钢笔写下一行字：

    “一九七九年，南锣鼓巷，槐树又开花了。”

    笔尖划破纸背，墨迹浓重如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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